中国 近二十多年来的 经济 体制改革及其所伴随而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举世瞩目的。正如世界银行在《中国2022》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正从一个农业经济向 工业 经济转变，与此同时，中国正从一个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左右初步完成上述两个转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先决条件。
一、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增长的特点及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二、西方经济学增长 理论 的启示
Solow增长模型里面所提及的资本增长，对许多 发展 中国家来讲也就是指工业化投资。由于工业化需要积累大量的资本，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保持一个高储蓄率用于进行对基础工业的投资。Solow增长模型显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资本稀缺的工业化初期，人为地提高储蓄率虽然会增加产出，但消费水平却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但经过一个时期后，消费水平会逐渐地超过提高储蓄率之前的水平。这一经济学描述实际上与中国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极其相近。
三、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背后及其与改革的关系
Solow增长模型显示在推动人均GDP增长的两个要素，资本和生产率之间，资本驱动型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就是说，在资本劳动比达到一定水平后，人均GDP的增长会出现停滞。尽管进一步增加储蓄率可以打破这一停滞，但经过一个时期后仍会在另一个人均GDP水平上出现新的停滞。这是由于在此类模型中人们通常假定资本的边际产出率递减。更为主要的是储蓄率不可能无限地增加。而由不断地提高生产率来带动的增长则是可持续性的。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是无限的。那么生产率的增长是由那些部份组成的呢？一个是技术进步(如新机器的采用)，二是技术效率(如管理效率的提高和生产经验的积累)，三是规模效益(组建和管理大 企业 乃至大国经济的能力以及知识本身，诸如知识产业等)。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国改革政策对上述三个生产率组成部份的影响。中国的技术进步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由政府主导的产业及技术政策推动的，其中包括引进外资和先进设备，对重点部门实行重点投入等。技术效率的提高则是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由乡镇企业所引发的并加之以国企的改革措施。而规模效益恐怕是与政府为开发大国经济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重视与投入分不开的。总体上来说，中国劳动生产率在改革时期的增长是与政府的政策紧密相关的，这其中甚至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
四、 中国 改革战略的内在逻辑
改革政策，生产率，人均收入这样一条主线的确体现了中国改革时期 经济 发展 的主要特征。综合西方有关 文献 ，中国改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渐进过程是由以下三个要素来体现的，即：可选择性，可逆性和尽可能的确定性。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于农业，取得显著成效后，即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后， 工业 的改革也已起步。1980年代工业改革的侧重点有两个，在微观水平上是国有 企业 管理制度的改革，在制度水平上是市场机制的建立。这一时期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企业所有权 问题 。这可以理解为在当时政府对不具有可逆性的改革措施的有意回避。从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来说，政府及有关方面制定出了几种不同的方案供企业选择试用，充份体现了可选择性。在市场机制的建立上，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体现了政府对价格改革的不确定性具有充份的思想准备。在新的价格体制出现失控时，保留的原有的那部分计划体制仍然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同时也为在极端情况下回复到原有体制留有很大余地，充份体现了可逆性。
后来的改革实践似乎表明，这种改革方略的内在逻辑与中国改革时期市场经济以及工业的发展基本上来说是协调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释放了 农村 剩余劳动力，农业收入的增加也使得对非农产业的投资成为可能。由于这两方面条件的成熟，加之政策的引导，中国的乡村工业在1980年代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国企方面，管理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价格双轨制的实行初步形成了市场，为国有，集体，及乡镇企业共同参与竞争创造了前提条件。人们注意到，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需求带动的。尽管在此期间各类企业从产权到管理都有许多不规范，但企业的生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经验教训，物质准备，和 理论 准备及其所需要的时间。自1995年左右开始的工业结构调整及企业重组似乎与中国经济当时即将从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相呼应。1997年的亚洲 金融 危机和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更导致了大批的下岗与失业。但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的服务行业的发展被带动了起来，吸收了部分下岗人员，为再就业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结构调整所导致的下岗与失业的 社会 问题迫使相关领域的改革加快了步伐，如社会保障制度和再就业中心的建立。与此相关的企业所有权问题也被提到了更重要的地位上来了。这是因为，一方面效益好的企业经过近二十年的经营，开始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以及涉及到企业职工干部自身长远经济利益等问题有所考虑。另一方面，效益不好的企业已经越来越成为各级政府不堪重负的包袱。因此，相当部份的中小国有和集体乃至乡镇企业的民营化改制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但人们很快就注意到，企业改制这一重大改革措施再一次地将许多相关领域的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如，税收，劳保，公司治理结构，金融与融资体制，收入再分配机制，产业政策以及证券市场中国有股减持的公平于公正。
五、中国现行工业结构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经过近30年的指令性经济，再加上20年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已经具有了向中等工业化国家迈进的雏形。今后二十年的发展趋势，仍然是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加大以及农业比重的减少。这就意味着资本劳动比重和劳动生产率会进一步提高。与发达国家甚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比重会高一些。这是因为中国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适合进一步发展制造业这一优势。中国发展制造业的好处在于，它可提供劳动密集型行业以扩大就业。另一方面，制造业中也有资本相对密集和劳动生产率相对高的行业，可进一步提高中国制造业的 科技 含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领域的挑战是来自其它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竞争以及如何对待环境和工业布局等问题。
六、结语
参考 文献
Coase, Ronald, " The nature of the firm," The Economic Nature of the Firm: A Reader, Ed, Louis Putterman and Randall S. Kroszn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Mankiw, N.Gregory, Macroeconomics, fourth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Worth Publishers, 2022.
Nolan, Peter, China’s rise, Russia’s fall: Politics, economics and planning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talinism, Martin’s Press, 1995.
Pitelis, C. N, "Transactions Costs a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apitalist Firm,"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2
(4), December 1998, pages 999-1017.
World Bank, China 2022: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1997.
Varian, Hal R., Microeconomic Analysis, Third Edition, 1997,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Zheng, Jinghai, Xiaoxuan Liu, and Arne Bigste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Determinants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an Application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to Chinese Enterprises (1986-19
90),"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6, 3:465-484, Sept.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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