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国家繁荣的前提是经济持续增长，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是企业绩效提高，而企业绩效提高的关键在于企业家能力。正如熊彼特所说资本主义的灵魂是企业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灵魂也同样是企业家。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家精神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经济增长方式，甚至提高城镇化质量。分析企业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既是对企业家能力的宏观效应探究，又是对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检验。尽管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家精神被看作是重要生产要素，但直至内生增长模型产生，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家精神才被引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者们大多从两个角度研究企业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是关注企业家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将企业家能力引入内生增长模型，证明企业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发现企业家能力通过知识溢出、市场竞争、产品多样化等多种机制促进经济增长;
二是关注企业家能力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企业家会在生产性行为与非生产性行为之间配置能力，当制度水平较低时，他们可能将其能力更多地配置在寻租等非生产性行为，从而降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尽管关于企业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文献较多，但现有文献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企业家能力不仅存在配置效率问题，还存在发挥效率问题。前者指的是企业家将部分能力配置在非生产性行为，使得生产性努力相对减少; 后者指的是企业家只将部分能力发挥出来。
尽管从结果看，这两种企业家能力的损失最终都会降低企业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两种机制的作用途径是不同的。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前者对企业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较少关注后者对企业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其次，现有研究多采用宏观数据如自我雇佣比例、企业进入比例、创业者人数等衡量企业家能力，尽管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家精神，但这些宏观数据相对来说都是间接的，并不能直接反映企业家能力这一复杂概念。
并且，这些指标大多源于欧美文献，并不适用于当今混合所有制经济全面发展的中国。例如，自我雇佣比例指的是自我雇佣者占劳动力的比率，这一指标将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排斥在外。由于控制变量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可能影响企业家能力，这意味着扰动项与企业家能力可能相关，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面板数据中的固定效应方法只能消除解释变量和个体固定效应的相关性问题，无法解决模型的内生性。为此，选择两阶段差分 GMM 估计方法，采用两阶段-纠偏-稳健型估计量对经验模型重新进行两阶段 GMM 估计。采用所有控制变量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以消除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 限于篇幅，略) 并无明显变化。
二、结论与启示
企业家能力是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经济增长则是企业家能力加总的宏观结果。没有微观企业家能力的提升与发挥，就没有宏观经济水平的提高与发展。本文研究发现，企业家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社会责任能力越强，越不利于经济增长; 相反，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和战略领导能力越强，越有利于经济增长。在不同市场化水平下，企业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市场化水平越高，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责任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弱，关系网络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将有所减弱。因此，为了在短期内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应当加强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和战略领导能力的建设，但长期看来，企业家能力的均衡发展才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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