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比较与综合

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比较与综合

一、新古典经济学对沉淀成本的分析 通常，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着眼于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市场交易过程，产生沉淀成本的主要因素包括： 2交易成本也是产生沉淀成本的重要原因之一。交易成本是指达成一笔交易或签订一份契约所要花费的机会成本，也指买卖过程中所花费的全部时间和货币成本。这些交易成本对于提高初始购买价格以及降低资产再出售价格有很大影响，类似于税收楔形，从而产生沉淀成本。即使资产不具有产业或企业专用性，由于Akerlof[5]的“柠檬效应”问题，常常也会产生部分沉淀成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买卖双方对二手资产的质量存在信息不对称，致使通用性资产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就像汽车市场上的旧车问题，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

3 显性或隐含契约、政府管制的存在等也会产生沉淀成本。也就是说，如果契约完全，不会存在沉淀成本。然而，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不确定性和意外冲击，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例如，如果存在充分就业的隐含契约，一旦失业，就会产生部分沉淀成本；再比如，政府对于某些可以流动的资产加以管制不允许流动，也会产生沉淀成本。 通过打破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市场模型，沉淀成本常常出现在产业组织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它也成为影响企业进入与退出以及市场失灵的最重要的因素。 一是沉淀成本构成潜在企业的进入壁垒，很容易造成进入威慑和先行者优势。为了证明固定成本不构成进入壁垒，需要定义进入壁垒概念，它是指不由在位企业而由潜在企业承担的生产成本。遵循这一定义，Baumol和dash;—交易成本，从而也会影响投资成本的补偿程度。他发现，与市场不同的是，企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如知识技能）和其他资源的所有者常常固定在一种特定形态上，很容易产生变化依赖性。例如，公司在进行厂房、机器和设备等物质资本专用性投资之后，就不可能轻易地将这些投资转为他用。不仅物质资本投资如此，即使所获得宝贵的专业化知识（人力资本投资专用性），这些专业化知识只要退出，也将变得毫无价值。因资产专用性引发交易成本，一方面，使企业内部生产效率下降，如委托代理和产权结构配置；另一方面，由于根本性转换存在，也使企业准租金分配常常遭受KlEin等[7]所说的敲竹杠问题（Holdup Problem），很容易造成投资成本无法补偿或者补偿不足，因而看到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重要性，它们间接达到补偿投资成本的目的，也就不会涉及产品市场价值实现失灵问题。

二、马克思经济学对沉淀成本的分析

实际上，19世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明确提出沉淀成本概念，但他已经认识到沉淀成本的本质特征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马克思按照资本价值转移方式划分出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前者是逐渐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后者是一下子将其价值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而且他还指出，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因不断受到冲击或损耗，由新变旧，外表形态虽然较长时期保持不变，而它的内在功能却在慢慢地衰退，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资产的使用价值就逐渐地不同程度地降低，其自身价值也随之相应地减少。固定资产因损耗而减少的价值称为折旧。将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因损耗而转移到成本中的那部分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价值称为折旧费。 马克思从生产过程中固定资产的折旧成本角度来分析沉淀成本的产生，而不是从资本市场的交易过程的价格差入手，尤其是将沉淀成本与进入、退出市场之间的联系切断了，由市场交易过程回到生产过程中，突出折旧成本与产品市场价值实现的重要性，为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为此，马克思考察固定资产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以及从价值转移方式角度探讨沉淀成本的产生，更多地关注市场竞争、技术进步以及产品创新给在位企业带来的沉淀成本。这种沉淀成本实际上也是社会进步必须支付的一种价格，特别是资本有机构成（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逐步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社会产品价值实现越来越困难。也就是说，那些只关心个人利润率的资本家，其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是让整个经济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决定性因素，从而造成类似于一种“合成谬误”或“囚犯困境”。也就是说，身陷“囚犯困境”以后，资本家会做出让所有人的利益都受损的最差选择，因此需要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同心协力。因为在马克思之前，新古典经济学虽然是一种利润驱动性资本主义理论，但它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资本理论和利润理论……一个主要漏洞，就是缺乏一个能够安置长期固定资本的学说[8]。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新古典价格理论关于价格将由边际成本单独决定，无论是固定成本还是沉淀成本在这一理论中都不起作用。然而，在出现固定资产的情况下，完全竞争将会给企业招来极大的灾难，此时却假定固定资产不存在，或者假定固定资产具有完全通用性，可以随时重新配置，这一说法严重脱离经济发展的现实。 马克思经济学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状况，对沉淀成本概念解释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市场价值损失方面，以及如何看待这些价值的损失，他指出：“这种生产资料把多少价值转给或转移到它帮助形成的产品中去，要根据平均计算来决定，即根据它执行只能的平均持续时间，从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时起，到它完全损耗不能使用，而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或再生产为止”[10]。马克思还指出，“年劳动产品的价值，并不就是这一年新加劳动的产品。它还要补偿已经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过去劳动的价值。因而，总产品中和过去劳动的价值相等的那一部分，并不是当年劳动产品的一部分，而是过去劳动的再生产”[11]。企业主要目标是扣除货币工资、原材料成本以及资本折旧、利息成本和现有资本存量的所有者的正常报酬（股东份额）之后产生合理的现金剩余（利润）。资产有形和无形损耗是一个不断发生的连续过程，而这些损耗是理解固定资产引发沉淀成本的关键。由于固定设备是由年龄或寿命（Vintage）构成的，同一设备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寿命，因而设备的残值也是不同的。在这种意义上，折旧成本必须通过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值

得到补偿，否则就会发生沉淀成本。

尽管经济进步伴随着长期固定资产的积累，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不现实地假定耐用资本品不存在或者假定资本品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以看不到长期固定资产积累所固有的本质特征——沉淀成本的产生。因此可以说，为了使简单再生产正常地维持下去，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耗费多少劳动资料就要补偿多少劳动资料。否则，由于自由放任市场机制，很容易造成理性悖论——社会产品价值无法实现，会产生更多的沉淀成本而引发债务与经济危机，甚至是全球经济危机，从而看到政府干预的重要性。 三、沉淀成本的产生与价值实现失灵

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从长期看来没有沉淀成本，所以也就没有资本和利润理论了，从而看到市场与企业之间完全替代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创始人科斯明确提出：为什么有些活动通过市场交易展开，而其他经济活动则是在企业内的等级制度下进行？遵循科斯这一研究思路，威廉姆森提出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等概念，细化交易成本，比新古典经济学前进了一步，为研究资本和利润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方法，与奈特的不确定性、罗宾逊夫人的垄断和熊彼特的创新等解释形成互补关系。为了克服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概念的局限性，我们沿着马克思经济学的成本补偿或价值实现角度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经济学资本理论和利润之间的复杂性。因此说，沉淀成本或固定资产使马克思《资本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同，从而得出的结论与政策建议也不同。

企业投资的目的就是让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销售以获得一定的利润。此时假设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沉淀成本或很强的专用性，它们与劳动、原材料等生产成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要能够按照补偿投资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服务，固定资产、R&D和技能诀窍等耐用性和专用性投资也就不足为虑。在企业购买、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折旧费，企业只需要在产品市场上获得销售收益就行。如果企业无法补偿折旧成本，那么就会出现沉淀成本，此时与企业是否退出市场还是继续生产都没有关系。对马克思经济学来说，沉淀成本主要是一个价值实现或成本补偿问题。 因此说，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狭义概念，广义沉淀成本可以被定义为既不能通过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值得到补偿，同时也不能通过资产投资本身的再出售价值得到补偿的那部分成本。由此可以推断，尽管资产具有通用性或者它们的服务寿命很短，如果不能得到完全补偿，企业仍会产生沉淀成本。反之，尽管资产是专用性或者它们的服务寿命很长，如果能够得到完全补偿，也不会产生沉淀成本。Dixit和Pindyck[12]则指出，沉淀成本是任何投资成本的一种潜在特征，比人们通常认为得要普遍得多。 由此可见，依据马克思经济学对于广义沉淀成本的理解，可以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狭义性。一是沉淀成本不仅与资本市场状况联系起来，而且还与产品和服务市场联系起来了。二是沉淀成本不再与进入和退出市场发生关系。即使企业继续运营仍会产生沉淀成本，尤其是折旧成本自身能否得到补偿非常关键。三是从事前来看，任何投资成本都可能成为沉淀成本。但是从事后看，每一类投资成本都有可能是沉淀成本，主要取决于企业在投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价值实现状况，但并不意味着有些成本可能潜在地比其他成本更容易产生沉淀成本。四是突出沉淀成本与价值实现之间的关系，把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联系起来，从而可以看出沉淀成本的有无与宏观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沉淀成本可有可无。而在现实经济中，固定资产的损耗（折旧费）还包括货币工资、原材料成本等，不仅需要得到正确反映，而且还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得到补偿。如果忽视投资成本的补偿，也就忽略了沉淀成本的存在价值，不仅会影响扩大再生产，甚至还会破坏简单再生产过程，最终导致财务资源枯竭、非自愿性失业和经济危机等，从而孕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展方向。 四、对沉淀成本概念的一种新综合 一般说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沉淀成本概念的分析主要关注：一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完全知道沉淀成本的大小，从而使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看不到沉淀成本存在及其自身变化的现实意义。二是仅仅着眼于资本市场交易过程，其中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以及政府管制等影响沉淀成本。三是沉淀成本仅仅与进入、退出市场直接相关，忽略了产品市场价值实现对沉淀成本的影响。也就是说，沉淀成本不仅构成潜在企业的进入壁垒，而且还构成在位企业的退出壁垒，严重阻碍企业自由进出市场或产业。四是虽然看到准租金分配时“敲竹杠”对投资成本补偿问题，但忽视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对沉淀成本的影响，特别是固定资产价值损失（折旧成本）自身的补偿问题。因此说，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往往囿于新古典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边际分析导致很难看到沉淀成本的本质特征及其影响。换言之，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短期与长期分析，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资

源都可以充分流动起来，因而不会存在沉淀成本。这样，在微观与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不涉及它，从而积极倡导自由放任市场，无需政府干预或者干预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相比之下，马克思经济学对沉淀成本概念的理解超越了静态均衡分析，而是指在历史时间和动态调整中，因资产有形磨损、无形磨损以及社会产品价值实现失灵的自然结果，是市场经济天生不稳定的来源。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是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经济的核心本质，而固定资产的有形和无形损耗（折旧费）无法通过自身再出售得到补偿这一事实，导致马克思认识到社会产品价值实现对于投资成本补偿的重要性。这样，马克思经济学不再考虑进入、退出市场与沉淀成本之间的联系，而是从产品价值实现角度直接探讨沉淀成本的出现，广义沉淀成本不仅与企业生产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值实现有关，还与资产自身的销售价值实现有关，是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事实上，从长期来看，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是一个没有沉淀成本的经济模型，尽管从短期来看，产业组织经济学强调沉淀成本的承诺和博弈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强调资产专用性和交易成本概念等，为考察沉淀成本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需要考虑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状况，而且还需要考虑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在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的狭义观点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经济学对沉淀成本的拓展分析，将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考虑投资成本的价值补偿问题，从而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广义沉淀成本的形成动态过程及其后果[13]，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到，沉淀成本的产生与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第一阶段是投资决策，主要是指购买或建造厂房设备的承诺，而且还包括在投资付诸实施之前需要支付的搜寻信息和签订契约方面的交易成本投资。第二阶段是生产过程，在生产中不仅需要考虑激励与协调机制，还需要考虑各类资产的有形损耗与无形损耗程度，包括生态环境方面的自然资本，从而看到折旧成本自身对各类资产的沉淀成本影响。第三阶段是产品销售，需要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拿到市场上进行销售。如果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则不会出现沉淀成本。如果产品和服务滞销，就会亏损。此时，需要考虑第四阶段，企业是否出售固定资产。如果再出售价值能够补偿投资成本，那么也不会存在沉淀成本，进而不会出现债务和信贷问题。然而，如果再出售价值无法补偿投资成本，就会出现沉淀成本，其结果是，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会随之而来。尤其是，企业的投资活动—价值实现之间存在时间间隔或时间滞后，经济中的政治、历史、社会和心理等因素都会影响投资成本的补偿程度，影响企业的再生产条件。因此，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都需要得到补偿，否则，就会导致沉淀成本出现，以致引发再生产中断。一方面，从长期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沉淀成本，一切投资成本都可以流动起来；另一方面，从短期来看，即使出现沉淀成本，也不会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其沉淀成本的大小不会影响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决策，可以说，沉淀成本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然而，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看，沉淀成本产生意味着企业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困境。进一步说，如果这些行业出现的危机能够很容易波及其他行业、其他地区，使国民经济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从而引起经济周期性危机。因此说，如果处于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中，没有沉淀成本，企业通过资产自身的再出售很容易解决自身财务困境，也就不会有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然而，正如马克思（也包括凯恩斯）所强调的有效需求不足，投资成本无法通过社会产品价值得到实现，企业也无法通过资产出售得到补偿而产生沉淀成本，很容易产生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从而看到新古典经济学假定错误会自我消除，或者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会纠正这些错误。不幸的是，在现实世界中，金融恐慌会轻易地失去控制，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认为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差距是引起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但在解释这种差距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凯恩斯认为，出现差距完全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马克思则在强调需求和供给都有问题的同时，把重点放在了供给（即生产能力的侧面）上。也就是说，资本家的投资支出起到了扩大总需求以及提高生产力的双重作用。因此，资本家的投资支出引起的生产率超过了总需求时，资本主义经济很难摆脱价值实现受挫的恶果[14]。

图1 沉淀成本的产生及其政策取向

总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坚信完全理性，因在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走得太远，以致无需考虑沉淀成本问题，如果不把沉淀成本添加到理论模型中，我们就会丧失判断力，也就无法认清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由于有限理性、真实时间以及非遍历性背景（Nonergodicity）的约束，沉淀成本的产生是由资本市场、产品市场以及政府政策等造成的，难以纳入新古典一劳永逸的优化模型中。沉淀成本的出现对微观和宏观经济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不容忽视。尤其是沉淀成本的出现，主要通过流动性约束和财富效应，使背负债务的企业逐渐缩小生产规模，从而波及宏观经济，很容易引发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究其本质，这主要与投资成本的补偿机制有关。对于企业的生产耗费来说，包括机器、设备和厂房等固定资产的有形和无形损耗，摊入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等，都需要通过社会再生产运动得到相应的补偿。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价值运动的方式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在价值上补偿，在实物上如何更换，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状况，也直接反映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或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需求、相互供给，形成互为条件、互为制约关系。 五、一般性结论及其制度或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在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条件下，任何投资都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或产品市场得到补偿，从长期来看不会产生沉淀成本，自由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如地协调人们之间的行为，个人仅仅致力于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结果却导致了有效率的、最佳的社会结果，无需政府干预，仅仅关注短期沉淀成本的存在及其影响并无大碍。然而，遵循马克思经济学的成本补偿或价值实现的思路，可以看出马克思《资本论》优越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所在，走进一个有货币、信贷、固定资产甚至真实时间的世界里，市场具有不稳定性，诸如非自愿性失业和经济危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然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没有沉淀成本，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依据资产专用性和交易成本考虑现货市场、长期契约或垂直一体化等组织边界问题。迪克西特和平迪克研究不确定性与沉淀成本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创建了实物期权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新古典净现值方法[15]。这些研究更多关注狭义沉淀成本，但对于完善马克思经济学对于沉淀成本的本质认识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超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着眼于总供给政策并兼顾总需求政策，区分有无沉淀成本经��模型这一简单两分法，再次确立了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核心关系，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制度或政策创新的基本原则，即加强风险和沉淀成本管理。 1从经济理论创新上看，沉淀成本也会引起市场失灵，又一次驳斥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产生最佳结果这个斯密神话，有沉淀成本的经济模型更加贴近现实经济条件。自由放任并不可行，私人契约和政府干预都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和技术创新等，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产生的沉淀成本十分显著，很容易造成创新悖论，并不是技术进步越快越好[16]，也不是创新越多越好[17]，因此，有管理的适度竞争或适度垄断是合意的，过度竞争和完全垄断都不会产生最优解，尤其对物质资本、人力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来说更是如此。

2沉淀成本概念为研究市场不稳定性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超越了静态均衡理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只要条件变化不大，就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某些事情。然而，在一个不稳定性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人能够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来进行准确的预测，我们只能依靠有根据的猜测。在这个有根据的猜测中，我们往往会低估其中的猜测成分，所以很难看到沉淀成本的出现。也就是说，企业投资成本只能从产品销售收益中得到补偿，才有可能不断购入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能保证企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一旦产生经济衰退或经济萧条，难以回到均衡状态中，自由市场受到质疑，政府干预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全球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需要各国采取合作方式加以解决。 3从制度或政策创新看，确立了沉淀成本与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内在联系，为政府干预指明了方向。交易成本与经济绩效可以间接地通过沉淀成本大小反映出来。与一般均衡竞争性市场资源充分流动性相比，整个经济是不会存在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任何债务问题都可以通过资产出售得到补偿。然而，沉淀成本引入，有限理性和金融市场动荡，很容易发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客观条件，在于投资成本无法得到补偿，无法偿还债务，很容易产生通货紧缩[18]，而交易成本也是其中最重要因素之一，包括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为此，完全依靠市场和完全依靠政府干预都是有害的，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沉淀成本就成为核心问题[19]：一是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增强信息透明度和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二是积极完善长期契约、垂直一体化或所有权配置等，减少委托—代理成本，加强激励与约束管理。三是政府制定加速折旧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总供给政策。四是除了总供给政策外，还要加强总需求管理，实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外贸易政策甚至是收入分配调整政策，提高有效需求水平。以上这些政策有助于产品和服务销售价值实现，可以达到降低沉淀成本的目的，避免产生债务和经济危机。 总而言之，通过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沉淀成本概念的比较与综合，从中看到，有无沉淀成本是二者的关键所在。前者认识到沉淀成本的存在及其严重后果，看到了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后者通过假设完全理性或者理性预期，仅仅关注短期，但从长期来看并不会存在沉淀成本，看到了斯密倡导的市场神话存在的约束条件。正视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现实，使我们把制度创新或政策创新定位于投资（生产和交易）成本补偿上，使风险管理和社会管理都着眼于沉淀成本管理，不仅包括总供给政策，还包括总需求政策，甚至还有经验、惯例和习俗等行为规则，以应对这个充满复杂多变的不确定性的真实世界，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这“两只手”，提高经济体制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对于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