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对于中国自1994年始连续13年的贸易顺差，高收入国家颇感矛盾，一方面通过与中国贸易往来享受到了大量廉价商品，另一方面本国的非熟练劳动力岗位受到部分冲击。但出于种种原因，高收入国家更多地在突出后者。
本文认为，如果中国目前的贸易和创新机制不发生重大调整，即使人民币小幅升值，贸易顺差的格局将不会发生重大改变，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将会持续。同时，中国的金融风险会增加，经济泡沫会被进一步放大。
【论文关键词】 贸易顺差 就业 汇率 经济泡沫
一、引言 1978至2022年的30年来，中国外贸顺差按震荡幅度特征可划分成三个阶段，分界点大致是在1994和2022年。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统计资料 第一阶段(1978年～1993年）的16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有顺差也有逆差，贸易额和波动幅度都小。第二阶段（1994年～2022年）的10年间，中国实现了持续顺差，波动幅度明显高于第一阶段。
进入第三阶段(2022至今)后，贸易顺差显著增高，增幅又高于第二阶段。贸易顺差逐年增长额如图2所示。
数据来源同上 对于中国贸易顺差的国别与地区结构，亚洲开发银行认为，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逆差会日益扩大，而与欧美的贸易顺差会增大，并将在2022年成为最大出口国。 对此，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要持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中国的出口产品冲击了发达国家的就业岗位，尤其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而这些国家的部分议员，为争取这部分群体的选票，不断向本国政府施压，包括要求中国政府调整人民币汇率。
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产品出口受到部分影响。这些国家采取的其他抑制中国出口的手段包括反倾销、保障措施、特别保障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
自1996年到2022年，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如从2022年11月到2022年11月，国外共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137起，涉案金额约35亿美元。
日本认为中国通过操纵人民币的弱势地位增强出口能力，使日本经济受损，也增加了美国经营项目的逆差。并在2022年要求“八国集团”向中国施压，仿效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迫使人民币升值，以汇率手段抑制中国的贸易顺差。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出口品实际上为高收入国家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商品，维持了这些国家的实际收入水平。中国国内的部分专家认为，中国的贸易对于国际市场是一种“双赢”，出现这种贸易摩擦并不意外，是我国外贸进一步发展的必需品和刺激物。
综上，可把上述争论归纳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成因何在;二是贸易顺差对中国当前的经济运行主要有哪些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两个问题做出回答，并分析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性问题。
二、形成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 第一，高收入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尤其是在高科技技术及相关产业领域。其真正动因是试图遏制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力。
实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已对中国在生命科学、信息与通讯及高新材料等领域实行了严格的出口限制，配套措施是从中国大量进口战略资源。例如日本，不但从我国大量进口战略资源以供未来之需，近期还计划将铂、铟以及稀土等也列为必备的战略物资，以防“因中国需求增加造成稀有金属的短缺”。
西方一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及人口增长，将造成世界资源的紧张。于是，抑制向中国出口战略资源成为一个战略选择。
第二，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廉价出口品有长期、大量需求。比如，自1994年之后，美国的贸易逆差，从1000多亿美元上升到2022年的6000多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000多亿美元上升到近6000亿美元。
中国输出了相当于1995年一年的GDP，即以4万多亿元实物，换回了5000亿美元的外汇纸币财富。而且，这些发达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情况也与此类似。
第三，中国国内的就业需要。进入21世纪后，中国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形势。
比如2022年，劳动力资源比上年增加1600万人。2022年，劳动力供给增量达到1700多万人。
但由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较低，劳动力需求增幅远不及供给增长。进入2022年后，新增劳动供给将达2400万人。
就业问题实际上对于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有深远影响。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一问题尤显突出。
所以，在当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制定有利于吸纳新增劳动力的出口导向政策成为一个必然选择。
三、贸易顺差的主要影响后果 首先，从国际角度看，中国主要的贸易顺差国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有少数学者提出，与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易靠贸易保护来解决，相反高收入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提高本国的劳动力素质来缓解贸易逆差。
总体来看，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对高收入国家是机遇而非挑战。所以，高收入国家利用贸易保护以维持就业并非明智。
而主流看法是:“中国对食品、能源及其他初级产品需求的进一步增长会对国际市场产生影响；中国的出口是以数量庞大、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为基础的，中国对OECD国家的出口势必会对这些国家的非熟练劳动力产生不利影响。”换言之，这些国家的主流意见是，无论中国出现贸易顺差还是逆差，总会对世界市场造成巨大波动，对本国利益造成损害。
于是西方近年来不断就中国贸易顺差大做文章，甚至试图把贸易顺差与汇率问题联系起来，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的困难在于未能解释日元升值后日本的贸易顺差并未显著降低的事实。
刘曙光(200
3)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中很大部分源于国外进口，是以外汇计价，不受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沈国兵(200
4)分析了美中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认为根据1998年—2022年的月度数据，二者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这一结论与依据中美两国月度统计数据的计量结论一致。
更重要的是，中国不论是出现顺差还是逆差，都会受到国外一些政客及学者的指责。评价尺度是贸易格局是否有利于各方面的利益。
显然，任何贸易状况都会导致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这里的受益或受损概念，既包括绝对数量上的比较，也包括相对数量上的对照。利益受到损失的群体所发出的声音总是很大。
所以，在各国都希望自身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占据更大份额的情况下，中国对外贸易出现波动，总会引起这些国家的不安，并不断以各种所谓国际惯例实现其深层次的意图。 第二，从国内角度看，对外加工贸易产业有利于吸纳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在沿海、沿边地区，并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对总体就业产生重要影响。
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自中国在2022年正式加入WTO之后，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2022是43.9％，2022年达60.3％，2022年和2022年接近70％。所以，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对外贸易对总体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持的同时，也对中国的总体就业产生了积极的拉动作用。
贸易顺差的另一个结果是，国内技术装备水平也因外汇的宽裕而部分实现了升级换代。而在当前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中国贸易出口产品又一次面临着升级换代的良好契机。
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时，美元贬值对西欧经济的冲击很大。为此，德国与法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策。
德国采取了严格的财政纪律与稳定的货币政策，德国马克因此缓慢但不断地升值，最终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核心。德国工业界认为，稳定的马克有助于投资与贸易，并逼迫德国工业界不断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几十年下来，德国工业的竞争力果然不断提高。相反，法国一遇经济困难，就动用货币政策，下调利率，结果国际投资者便抛售法郎，法郎汇率就不断下滑。
法郎低估，法国出口竞争力虽然短期可以加强，但进口价格的上涨往往会引起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因此，法国经济陷入了通膨与法郎贬值的怪圈。
后来，法国只好选择把法郎与德国马克挂钩，最后走向欧元，冲破了这个怪圈。中国可以从法德的不同选择中受到一些启发。
其实，中国有许多企业并不害怕人民币升值，他们希望升值能“淘汰”掉一批企业，它们的竞争力强，可以借此兼并掉一些原来的竞争对手。中国的投资持续“过热”，本来就受到过剩生产力的威胁，汇率稳定的小幅升值未必不是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从巨额贸易顺差与流动性过剩的关系看，可能性会助长经济泡沫。中国现在是双顺差，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很大。
中国政府显然意识到外汇大量流入中国市场造成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央行便通过发行票据来冲销外来资本。但冲销需要成本。
如果央行票据利息过低，商业银行不愿购买。央行过去购买大量美国国库券等保险较高但利息收入极低的金融产品，无法让外汇储备生出更高的利息来支付自己发行票据的利息，所以决定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前身，以下简称中投公司），以期使外汇生出更高的利息，以支付冲销日益增加的外来资本活动的成本。
但是中投公司在把其三分之一的资金用于配置金融资产，向摩根士丹利注资50亿美元获得摩根士丹利9.9%的股份后，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使中投公司参股的美国黑石集团（Black-Stone）上市后股价下跌40%。摩根士丹利的94亿美元的“资产减计”计划将导致2022年度第四季度36亿美元的亏损，比市场预期多20亿美元。
所以中投公司的成立与运作是否能缓解流动性过剩，显然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目前看来，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失灵，无疑会把经济泡沫吹大。
当这种泡沫积累到实体经济难以承载时，很有可能引发类似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所谓“失去的十年”是在高收入水平下的经济滑坡，是在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完善下的增长停滞，是人力资源素质普遍较高情况下的暂时放缓。
中国政府的两难选择是：要遏制房地产与股市泡沫增长过快，央行就必须提高利率，因为低于通货膨胀率的利率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然而，为防止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危机扩大，美联储再次降低利率，中国如果提高利率，进入中国套利的资本会更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
中国现在的做法似乎有为了汇率而牺牲利率（即独立货币政策）的嫌疑，当年日本也正是为了汇率而牺牲利率才使金融泡沫日益膨胀。 所以，当前中国的经济泡沫会被进一步放大。
在外来资本的压力下，中国只好放松对外流出的资本管制。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放松对外资本流动往往是国内泡沫破灭的先兆。
当国内外投资者都怀疑本国市场上有泡沫时，他们继续往里投是因为相信政府会干涉，比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国家的投资者都是这样认为。但随着货币升值与价格的上涨，很快有投资者认为在国内投资风险要大于海外市场。
于是，有些人就会把资本转移出去，如果跟风者呈几何级数增加，国内资金便支撑不了市场的价格，泡沫便会破灭，经济便会转向衰退。日本实际上就经历了这一过程，中国现在同样也面临这种风险。
四、总结 即使人民币小幅升值，只要仍在高收入国家的可承受范围内，短期内贸易顺差虽会有所波动，至少中期增长趋势不变。 1.由于就业始终是敏感问题，所以中国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为吸纳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鼓励对外贸易将是一个中长期政策。
在高收入国家不断制定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法律与政策时，如果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增长速度始终落后于这些国家，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为特征的贸易格局也将不会出现较大的变化。 2.从进口看，高收入国家不但不会放松对中国在关键技术、及战略资源方面的进口限制，反而会在指责中国贸易顺差的同时，加大对中国的出口限制数量与种类。
这也将是一个中长期过程。 3.中国当前的选择，是落实早在1998年提出的国家创新体制的建设上来。
某种程度上，中国对外贸易质量不高，源于公共管理体制不完善，关键的监督与激励机制缺位，这些因素都在实质上阻碍了创新机制的真正建立。 4.中国资本运营公司在没有充分的海外投资经验就介入国外资本市场时，应认真对待国外成熟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特点，坚持保值优先的原则。
此外，中国外贸无论是出现顺差还是逆差，总不会得到国外的一致认可，国内舆论完全不必对国外的评价过分重视。 参考文献: 尹翔硕: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取向的变化及贸易格局的变动.世界经济[J]，2022(3） 建 军:中国国际经贸摩擦的根源与对策.《现代国际关系》[J]，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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