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文关键词：WTO 劳工标准 国际劳工组织 贸易规则 论文内容论文摘要：WTO制度的调整对象能否扩展到“贸易与劳工”问题至今尚有争议。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对市场份额的占有，积极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劳工组织对劳工标准的推行配合下，在WTO体制内提出贸易和劳工议题。
从多边贸易体制本身来说，WTO已经为贸易和劳工问题的解决留下了制度空间。从发展态势上看，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都将对WTO贸易和劳工议题的谈判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实体规范对国际经济关系表现出愈来愈广泛的规制，它触及到传统贸易之外的一些领域，而国际福利标准即劳工问题，也是将影响现行WTO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之一。WTO内对贸易与劳工问题争论的核心是劳工标准问题。
劳工标准本是一国国内劳动法规范的范畴，是一国国内为保护劳工的权益而制定的最低保护标准。1919年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是迄今为止在制定国际劳工标准方面最具权威的组织。
WTO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的争论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 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将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是因为一国劳工标准过低会降低一国生产者产品的生产成本，如果该产品出口，就会在价格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从而影响到国外同类产品的销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狭义上应该指与贸易利益相关的劳动条件标准，它包括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劳动环境、福利待遇等，广义上还包括废除强迫劳动、结社自由、组织和集体谈判权、消除剥削童工和消除就业歧视等。
国际劳工标准属于国际法范畴，常以协议、宣言、宪章、公约等形式为载体。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书是国际劳工标准的主要来源。
当然，联合国和其他组织通过的国际公约、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宣言和决定中的有关规定也是国际劳工标准的内容。 有学者提出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关税已经大幅度下降，一些传统非关税壁垒也在逐步地被消除。
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正利用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教育文化和道德标准的差异，构筑一种新型的、更为隐蔽的国际贸易壁垒——称之为“蓝色贸易壁垒”，也称“劳动壁垒”或“社会壁垒”，这种新型的壁垒就是以劳动者待遇、劳工权利、劳动标准为内容。因此，在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中，国际劳工标准也就成为与贸易相关的一个问题，并一直是成员间争论的热点问题。
（二）WTO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争论的历史与现状 贸易和劳工关系问题的发展历史是同经济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从国际层面上来说，美国是最早将劳工问题与贸易挂钩，并一直致力于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确立劳工标准的地位。
1947年在美国的推动下，《哈瓦那宪章》第7条引入劳工标准条款，但由于美国没有批准《哈瓦那宪章》，引入的劳工标准条款也因此而徒劳。此外，美国在“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中提出国际劳工标准问题，都因发展中国家的抵制而未能实现。
1993年“乌拉圭回合”的马拉喀什会议，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在多边贸易规则中增添“社会条款”，要求将劳工标准问题写进马拉喀什部长会议宣言，试图将这些社会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但也无果而终。不过，马拉喀什部长会议虽然在宣言中没有涉及劳工标准问题，但同意将这一问题交给未来的WTO讨论。
1996年在WTO成立后的首届部长级会议——新加坡会议上，美国再次将以劳工状况和劳工权益为核心内容的劳工标准作为大会的议题，最终在新加坡部长会议宣言中，将“劳工标准”列为其中一项内容，这表明发展中国家认可“劳工标准”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问题，并承诺予以解决。此外，“劳工标准”列入宣言也意味着WTO认可劳工标准，这就为后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劳工问题的争论埋下伏笔。
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由于受会议场外的劳工组织游行示威的压力，美国政府在会议上态度强硬，坚持将劳工问题纳入WTO的管辖，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立场的严重分歧，导致谈判失败。 2022年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第10届大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问题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标准问题上达成共识，一致拒绝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并强调团结合作，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强调他们之间立场上的统一，并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
2022年开始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坚决抵制，为避免破坏多边谈判，在多哈部长宣言中没有再提劳工标准问题。就此，劳工标准在WTO的争论告一段落。
WTO贸易与劳工标准之争的原因分析
（一）世界市场份额之争 国际劳工标准的提起与WTO的谈判所形成的关税壁垒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WTO通过谈判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员间关税的不断降低，它所带来的世界贸易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虽然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依然占有比较高的比例，但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
这种变化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市场占有的份额逐步提高。但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以较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客观现实。
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换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实际上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绝对优势，却反而使发达国家感到不安和焦虑。他们将国内经济的萧条、工厂的破产、失业率的提高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认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冲击了他们的市场。
因此，在WTO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千方百计试图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施加障碍，非关税壁垒得以频繁运用。其中，劳工标准被发达国家作为非关税壁垒的工具之一试图加以运用，其目的是为了对本国市场给予贸易保护，希望通过这种保护手段来解决国内经济和失业问题，并保证自己强势的市场独占地位。
（二）国际劳工组织对贸易规则制定的影响 国际劳工组织于1919年根据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同时建立。它曾经是国际联盟的一个自主组成部分。
二战之后，国际劳工组织于1946年5月同联合国达成协议，接受联合国的领导。国际劳工组织在同年9月举行的第26届国际劳工大会上修改了章程，正式成为联合国所属负责劳工事务的一个专门机构。
截至2022年，国际劳工组织已有175个会员国，共制定了184项公约和192项建议书。国际劳工组织宣称在其章程中规定的目标和宗旨，是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实现持久和平，从而使“全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性别都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
为此，它主张应采取各种措施，以便达到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与生活标准，使工人享有正当权益。 为实现其目标和宗旨，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从事国际劳工立法，其中劳工公约分为三种：核心劳工标准，共8项公约，包括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1951年《对男女工人同等价值的工作付予同等报酬公约》等；劳动专业类公约，包括促进就业、社会政策、劳动行政、产业关系、社会保障等；针对特定对象的公约，包括关于妇女、童工、未成年工、老年工人、残疾人、移民工人、海员、渔民、码头工人、家庭工等特定人群的公约。
虽然国际劳工组织的立法对国际劳工保护方面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国际劳工公约的制定特别是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和需要为基础，所以劳工标准偏高，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很困难，因而公约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施成为国际劳工组织监督、审查的重点。即使如此，发达国家仍然认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威力不够强大。
因为有关劳工标准主要通过建议方式执行劳工公约和建议书，而且只能通过合作而不是强制力来保证实施，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监督方式来检查规则的执行情况，如定期发表报告以对各成员国劳工状况进行评估，调查侵犯劳工行为并发布报告。但是国际劳工组织对成员国的违反规则的行为却无法制裁，所以，发达国家主张将劳工问题纳入WTO，就是为了能够运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来改变国际劳工组织下劳工公约的“软法”特征。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劳工标准迄今也未被正式纳入WTO议题，但是毕竟在劳工和国际贸易的关联性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达成了共识，只是在两者联系的方式和时间上有着极大的分歧。由于劳工标准涉及广泛的社会利益，受许多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而WTO作为一个多边贸易组织，它不可能将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劳工公约都吸纳到条款之中来。
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未来WTO的贸易与劳工问题的谈判，就劳工标准而言也一定是在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公约基础上，考虑各国社会、经济、法律、历史的各方面因素，建立一个多层次、适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劳工标准。 此外，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来看，国际劳工组织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而WTO是游离于联合国之外的一个特别组织。
但是，在规则的谈判上，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包括其他国际组织已经形成的公约，对WTO规则的制定影响甚大。这一点可以从WTO对知识产权领域的规范中略见一斑。
在WTO将国际贸易体制的调整范围扩展到知识产权领域之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直独家履行着其职责。但是，当WTO的工作范围扩展以后，WTO就将原本由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处理的对象纳入到它自己的体系中来。
据此，可以预见WTO与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标准制定中的合作也将存在，合作的方式之一可以像WTO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的合作那样，国际劳工组织在WTO机构内享有观察员的身份，并对WTO的贸易与劳工的相关规则的制定起到重大影响。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企业全球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使命，作为一种国际普遍认同的理念，要求企业在创造利润、为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员工、社区、环境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种突破。
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在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赚取利润是其唯一的目标，也是唯一的责任。这是传统经营环境下基于投资—生产—销售—赚取利润的单向循环的经济环境对企业的经济责任的认识。
然而近年来，这种传统经济理论即“股东中心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社会上的影响却日益增大。 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必须关注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要求实施企业内部的生产守则，并遵守守则中所包含的社会保障、劳动者待遇、劳工权利、劳动标准等。
此外，发达国家在企业的社会责任中，通过生产守则推行责任认证，这类生产守则主要包括英国的“道德贸易基本守则”，欧洲的“洁净衣服运动”发起的“成衣公平贸易约章”，美国“国际社会责任”组织发起的“社会责任8000”（SA8000），美国“公平劳动协会”通过的“工作场所生产守则”。这些守则以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基础性条约”为蓝本，以国际自由工会联盟于1997年12月通过的基本守则为基本框架，引入了独立认证的原则与机制，引入了工人以及第三方表达意见的机制，建立了改善违法守则规定公司状况的补救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及所造成的以劳工问题为中心的新社会经济问题而形成的。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全球推广中，WTO各成员内部的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中为顺应发展，观念上必然要革新，这就为WTO贸易和劳工问题的谈判做好各成员内部的准备工作，使得各成员在应对该问题的谈判时，减少来自国内企业的压力。
但是，倡导的企业社会责任只是传递一种信号，代表着企业行为发展的一种趋势，在正式纳入法律体系之前，对企业的这种社会责任要求，更多的是“超越法律”的企业社会责任，它靠的是企业的自律。如果将来在WTO法律体系中，加入劳工条款，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就会变成法律责任，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要求。
这也正是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目的。现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都在各自国内相继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立法，并通过各种举措予以积极推动。
因此，发达国家将企业社会责任广为宣传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之时，离WTO贸易与劳工问题谈判成功的目标也就为期不远了。 贸易与劳工议题在WTO的发展态势
（一）WTO现有的规定 从WTO各协议的规定来看，并没有直接对劳工问题进行规范。但在协议中有一些与劳工问题有关联的零星的文字。
归纳起来，有以下一些条款： 第一，《GATT1994》第20条第5款的规定。这是被人们认为与劳工问题最具密切联系的条文。
《GATT1994》第20条是规定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一般例外，其中该款规定“有关监狱劳动产品的措施”，根据该款规定，各成员对监狱劳动产品的进口可以采取限制或禁止措施。 第二，《GATT1994》第20条第2款的规定。
该款规定“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根据该款的规定，在劳工问题上，一项产品的生产如果因不符合劳工标准和条件，那么，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或健康，该款赋予WTO成员可以对该类产品的贸易采取限制或禁止措施。
第三，《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在该协定的开篇中就提到“承认其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应旨在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和大幅度稳步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货物或服务的生产和贸易，为持续发展的目的扩大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并以符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自需要的方式，加强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
为此，WTO为实现此目标理应在提高劳动福利和其他劳工问题上有所成就。 第四，《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前言中表明了该协议的宗旨是鼓励制定和采用国际标准和认证制度，要求各成员方采取的技术法规及标准不致给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协议承认各成员方有权为保证其出口产品的质量、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而采取技术标准措施。在劳工问题上，将劳工标准作为技术标准措施而在WTO推行，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命和健康。
第五，《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这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第一个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多边规则。
该协定包含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四种形式，对劳工的流动形式进行了规定。与GATT相比较，GATT规范单一型态的商品跨国贸易，而GATS规范四种型态的服务提供，包括服务、消费者服务、生产者服务等跨国移动。
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域内的劳动立法和国际劳工标准产生影响。 从上述规定看，劳工问题在WTO的规定比较零散和抽象，但是就法律层面而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GATT1994》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等已经为劳工标准的入世提供了制度空间，但是，劳工问题入世的范围和形式，还有待所有的WTO成员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共同商讨。
（二）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对劳工议题的影响 WTO作为国际组织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活动在国际社会体系中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WTO体制内，利益平衡的可能性、与国际经济关系广泛联系的可能性及其制度实施的有效性，使WTO也成为其他领域（如环保、竞争、人权包含劳工权利）的合适论坛。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的差异，因此，WTO若引入劳工标准问题将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这就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决定性的比较优势，导致其竞争优势的丧失。而发达国家在WTO中始终坚持引入劳工标准，其贸易保护的目的昭然若揭。
因此，发展中国家认为在劳工问题上，国际劳工组织是这个问题合适的主管机关。 诚然，劳工问题在WTO体制内的讨论，自1947年的《哈瓦那宪章》开始直至2022年的多哈部长宣言，始终没有结论。
但是拥有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并制度性的维护雇员、雇主和政府利益的国际劳工组织在规制最低福利标准方面却成绩斐然。然而，由于国际劳工组织各种单行公约的成员标准的差异，其效果和目标的实现上仍存在不足。
特别是其通过建议方式执行劳工公约和建议书的方式，使得各国对其公约和建议书的态度只是一种认可和期待，如果在国际劳工组织中将最低福利标准通过贸易制裁的方式实现，那么也会像在WTO内讨论劳工问题的结局一样，会给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带来停滞。 但是，以上局面到了2022年有了一定的改变。
由于发达国家在WTO体制内引入劳工标准的失败，他们把努力的目标转向了国际劳工组织。在2022年的一次会议上，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33条制定了一项决议，该决议将成员在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中的义务部分地转化为强制性，对成员违反禁止劳动公约可以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如取消关税优惠、宣布其政府成员的入境限制、减少外交往来。
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标准上的工作进步，对WTO将产生极大的影响。从法律层面来说，在新加坡宣言中，承认国际劳工组织是处理劳工问题的有权组织，并指出了WTO和国际劳工组织应彼此合作。
WTO 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第5条第1款中也可找到法律渊源。第5条第1款规定：“总理事会应就与职责上同WTO有关的政府间组织进行有效合作作出适当安排”。
此外，WTO将越来越多的其它国际组织列入其观察员名单，包括贸易与环境、经济发展、人权、劳工等问题。因此，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问题上的成就将为WTO对贸易和劳工问题的协调起到示范作用，对此，我们不得不保持关注。
（三）区域贸易协定对WTO贸易与劳工议题的影响 WTO对劳工问题的讨论在1999年美国西雅图召开第三次部长级会议之后被搁置起来，在多哈部长宣言中没有再提劳工标准问题，至此，劳工问题在WTO的争论暂告一段落。但是，发达国家并不甘休，他们在WTO体制之外大肆推销他们的劳工标准，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北美劳工合作协定》作为其附件，在该区域内率先将劳工问题纳入调整范围，这是美国坚持不懈的结果。
紧接着美国在和约旦、新加坡和智利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中，劳工问题都纳入协议的范畴。此外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也紧随其后，在其与智利、哥斯达黎加的自贸协定中都规定了劳工标准的内容。
欧盟作为劳工标准的积极推动者，在其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的议程中，也都列入了劳工标准的内容。 发达国家通过在区域贸易协定中纳入劳工问题，推销了他们的价值观，在区域范围内实施有利于自己的贸易政策，同时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形成的区域集团力量，增强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谈判影响力，并将在区域贸易协定中取得的劳工问题的成果输送到多边贸易体制。
随着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对外区域贸易协定的增加，在未来劳工问题上的谈判中，WTO面临的将不是分散的、单个的成员彼此之间的利益博弈，而是几大区域集团和发展中成员的利益的较量。因此，区域贸易协定中劳工问题的协调对WTO劳工问题的谈判将产生深远影响。
结论 劳工问题纳入WTO的管辖范围是极具可能性的。发展是WTO追求的最高目标，对WTO规则、建议或者政策的检验不应该只看它是否“扭曲了贸易”，而更应当看它是否“扭曲了发展”。
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一个新议题在WTO的态度都应当以发展为衡量的唯一标准，贸易与劳工问题也应如此。当然，任何一个议题纳入WTO，都应当与WTO权限和范围相吻合。
我们反对将WTO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反对将与WTO的宗旨和职能不相关联的议题强行纳入管辖范围。此外，在WTO的议题谈判中，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由于各国经济、历史和文化的差距，WTO作为一个多边贸易体制的安排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且正是因为这种不平等的存在，才会出现一些关于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待遇等安排。
从某种角度上讲，任何不适合的但又不违反WTO原则的条款都可以商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是现实的需要，而不是仅仅要求发展中国家成员作出让步。
参考文献： 1.单宝.蓝色贸易壁垒的双重效应及两手策略.载国际经贸探索，2022
（4） 2.缪剑文.世贸组织劳工标准之争及其法律分析.载《国际贸易问题》，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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