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22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 金融 危机，加快了 中国 经济 调整和转型的进程。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在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外部需求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的情况下，如何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提高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产能过剩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矛盾加剧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条件下，如何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解决这些重大课题，最根本的是要推动经济战略性转型，加快增长模式战略性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体制改革战略性突破，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 发展 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后金融危机 经济战略性转型
一、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进程
2022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标志着中国经济新一轮调整和转型的开始。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回调2022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现，2022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季度经济增长率就逐季下降，表明经济的周期性回调要早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投资增长偏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问题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通过出口关联部门，从下游的加工贸易制造部门延伸到上游的能源原材料部门，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形成直接冲击。国内股市和房市迅速降温引发以房地产业为龙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通过房地产关联部门，影响到钢铁、石化、建材、有色等重化 工业 部门，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下滑深度，使我国面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如此之大，从表层上说是由于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下降，并造成国内工业生产快速回落和就业下降，但深层原因是主要即有经济增长模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不仅表现在需求结构上，内需和外需增长不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而且也表现在供给结构上，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这些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也必须通过新一轮调整和转型逐步加以解决。
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进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两个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如果说危机前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全球经济繁荣和市场扩张，还可以使我们依靠扩大出口来平衡迅速扩张的生产能力的话，那么，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市场收缩，已经使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以往在经济规模和能源资源消耗总量相对不大的情况下，依靠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可以支撑高速增长的话，那么随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供需平衡条件的变化，原有的低成本优势将持续减弱，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将不断加剧。因此，继续依靠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将越来越小，路子将越走越窄。
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不仅因为国际经济环境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而且过去30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也将发生新的变化，面临的挑战日趋复杂和严峻。新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既要化解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要为经济复苏后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实现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也意味着这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所要完成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艰巨。
二、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对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终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较快增长的态势，引发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将使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广泛而深刻变化，对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
(一)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及其主要特征
1、经济全球化将在曲折中发展。进入本世纪以来，以全球市场整合和扩大规模经济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高潮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东业、拉美和东欧等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依靠全球分工体系深化带动的“斯密增长”，创造出巨大的“全球化红利”。这次金融危机标志着全球化由高潮期转向低潮期。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多哈回合”进程取得重大突破的难度加大，各国对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更加谨慎，经济全球化进程可能会放慢脚步，但金融危机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的大趋势，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建设，重构全球金融体系，仍将是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逆转，但发展进程将更加曲折复杂。
2、催生新科技革命因素增多。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 网络 股泡沫破灭后缺乏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新科技革命不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经济便难以重现上世纪90年代依靠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熊彼特增长”。 历史 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依靠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新的就业岗位和新的增长模式，是摆脱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世界主要国家推行“绿色新政”，把发展绿色能源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掀起了发展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热潮，很可能成为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动力。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正在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各国在绿色能源科技领域竞争更加激烈。
3、全球失衡进人再平衡调整期。全球经济失衡是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接近极限而出现的一次强制性调整，势必推动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rebalance)调整过程。发达国家提高储蓄率和降低消费率，将使国际进口市场出现萎缩，而发展中国家将因外部市场收缩而被迫扩大内部需求。对东亚出口导向型国家而言，发达国家进口市场萎缩和全球贸易减速，出口增速将持续下降，而短期内很难找到转移出口的新增长点；对石油输出国而言，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对石油需求下降，经常项目顺差和进口需求将大幅减少。全球失衡的再平衡调整，不仅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负债消费型增长模式的调整，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也将面临再调整过程。
5、全球治理问题更加凸显。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以G20伦敦峰会为标志，加快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拉开序幕，在强化金融监管、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发展、加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等方面将展开一系列调整。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国际金融体系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的凸显，既为增加我国在重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提供了战略性机遇，也将面临发达国家利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制约我国发展的更大压力。
(二)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对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影响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二是绿色能源革命使我国科技发展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也增大了我国在绿色经济领域的市场空间。为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走“绿色复苏”之路，发达国家大力开发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抢占绿色能源技术战略制高点，在率先推进信息技术革命和发展知识经济后，又掀起发展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热潮。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期，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本条件相对落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总量大，绿色科技革命使我国在信息技术扩散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面临绿色能源革命的严峻挑战，在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将面临发展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同时，我国经过多年发展，产业基础和市场条件今非昔比，如果应对得当，抓住机遇，实现技术突破，就可以在绿色能源市场领域争取到新的更大空间。
三是发达国家“再 工业 化”和回归实业将挤压我国产品的市场空间，也增大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国际 金融 危机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对过去那种“去工业化” 发展 模式的反思，出现了“再工业化”和重归实体 经济 的发展趋势。“再工业化”不是回归传统工业部门，而是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基础上的复兴，并加快发展绿色能源、生物医药、新材料、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部门。我国既要增强在传统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又要在新兴产业领域争取市场空间，就必须改变依靠要素投入的产业发展模式，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升劳动者素质，推动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我国国际地位提升有利于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将面临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压力。随着我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出手快、出拳重，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积极参与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主张建立更加平衡和相互制约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加强区域和双边货币互换安排、试行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有效地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加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带来了 历史 性机遇。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呼声增大。在实现反恐、防核扩散、控制流行性疫病和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援助等领域，也面临承担更多义务和责任的压力。
综上所述，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国际经济环境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将明显增强，推进新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不仅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增强我国发展主动权的需要，也是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大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要求。
三、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经济调整和转型面临的挑战
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 现代 化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过去30年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因素，有的已经发生变化，有的正在或将要发生变化，对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3、体制改革进入战略突破期。在充分肯定改革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要看到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形成，支撑这一体制的重要支柱，包括现代产权制度、收人分配制度、市场信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还比较薄弱，有些深层次问题，如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和职能转变问题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涉及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领域的改革进展还比较缓慢。今后一个时期，需要由过去渐进的、先易后难的、局部的或增量的改革转向战略性突破阶段，重点突破制约经济战略性转型的关键环节。改革还将从经济领域向 政治 、文化、社会领域拓展，这不仅需要自上而下地有力推进，还需要社会主体广泛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讲，体制改革将进入战略性突破阶段。
4、与世界经济互动关系明显增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将引发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发达国家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震中”，摆脱危机需要较长的时间。我国经济总体态势较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提高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逐步确立我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这次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严重打击，在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方面，国际社会要求我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提高我国在重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推进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提供了战略机遇。我国立足扩大内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未来将继续向内需和外需更加平衡的方向转型，在继续鼓励出口的同时将更加重视扩大进口，在继续“引进来”的同时将更加重视“走出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明显增大，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将明显增强。
(二)经济调整和转型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保持过去30年持续较快发展后，我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难度在增加，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更加紧迫，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制约因素在积聚，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复杂。
1、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压力加大。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主要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这种增长模式加剧了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减速和外部需求萎缩，将使出口增速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国内市场短期内很难形成替代出口的空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原先支撑经济较快增长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等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我国劳动力供需总量平衡和年龄结构正在和将要发生明显变化，人均占有资源量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我们仍然停留于传统比较优势，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换取微薄利润，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来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局面将难以为继。
2、经济结构调整难度明显增大。近年来，在市场需求驱动和政府推动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产业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扩张，供给能力远远超过国内市场需求，新增产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扩大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进行释放。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表明，外部需求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需求结构调整的压力明显增大。需求结构调整的背后是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直接影响到政府、 企业 和居民的利益关系调整，还涉及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垄断行业体制和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系统性、综合性要求更高，不仅调整的阻力比以往要明显加大，调整的难度也远远大于供给结构调整。
3、资源环境的硬约束更趋强化。随着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的加快发展，近年来能源、资源消耗迅猛增长，供需缺口越来越大，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不断攀高。作为一个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我国能源、资源消耗较快增长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即使采取节能措施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今后一个时期能源、资源消耗的增量也可能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由此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也可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压力增大，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更趋强化。
综上所述，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经济挑战和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攻坚相互交织，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更趋突出。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经济调整和转型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只要我们正确判断和把握矛盾，充分利用经济调整和转型所形成的增长空间，把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释放出来，最大程度地化解各种矛盾和不利因素，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带来的风险，就能保持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势头，为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
四、推进 中国 经济 新一轮战略性调整和转型的主要任务中国经济逐步摆脱国际 金融 危机的影响，走向全面复苏和新一轮经济增长，必须推进新一轮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如果说，过去30年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财富积累，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那么未来一个时期经济 发展 是以全球经济减速、外部需求收缩，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和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为背景的，这些变化赋予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不同于以往的更高要求。推进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一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战略性转变，改变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缓解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服务业和高附加值制造业的比重，增加在全球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三是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围绕增长方式战略性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深层矛盾和关键环节，为经济战略性转型提供动力和体制保障。
(一)推进经济增长模式的战略性转变
1、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
投资率过高的关键是储蓄率过高，过高的储蓄率又是与经济周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体制条件分不开的。从 历史 经验看，在经济上升期，居民部门在消费刚性作用下，储蓄增长快于消费的增长； 企业 部门则随景气上升、盈余增加而扩大投资规模，从而导致全社会储蓄率上升。而在经济下行时期，情况则相反，全社会储蓄率将会向下调整。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减速有利于降低储蓄率。但是，过高储蓄率主要还是受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体制条件的制约。一是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近年来，企业收入上升较快(表2)，导致企业储蓄超过家庭储蓄，成为总储蓄的最主要来源；政府储蓄倾向提高，在 教育 、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教育、医疗负担大量转嫁到了居民部门，而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居民财产性收入减少。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在新的社会保障体制下，原来由国家全额承担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转而要由劳动者部分负担，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倾向和储蓄行为。因此，必须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深化改革入手，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创造条件。
第一，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最重要的是调整国家和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要对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政策进行研究，推进由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的新体制转换，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类扣除制度，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完善财产性收入税收制度，减轻普通群众持有财产的税收负担。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降低个人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分担比例。通过各种措施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到2022年达到65％左右的水平，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财产性收入相应提高。同时，逐步调整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关系，加快建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红利和政府红利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制度规定。
第二，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战略重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稳定居民收入预期、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促进居民消费具有重要作用。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化、统一化进程，逐步将目前游离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职工、城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经营者等逐步纳入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 农村 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提高社会居民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度、参与度和强制性。通过加大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出力度、将国有资产变现纳入社保资金筹集渠道等方式，降低社保基金针对个人筹集的比例和水平，扩大来自于社会统筹的社保基金总量。同时，还可研究实施社保基金个人缴存部分与个人所得税扣减挂钩的税收政策。
2、理顺资源价格，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资源价格偏低和资源价格改革滞后，负外部性成本没有内部化为企业成本，扩大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也激励了企业储蓄，从而减少可支配收入向居民部门的转移。未来一个时期，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干预，逐步建立以市场定价为主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关系，使其能够真实反映资源产品价值和市场供求状况；完善资源的产权制度，一级市场上，将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落到实处；二级市场上，建立完善的产权交易制度，实现产权按照市场规则交易流转；加快资源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打破市场垄断，逐步放宽准入限制，加大对社会资本开放力度。
3、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科技进步和创新对我国经济发展从来都至关重要和紧迫，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要在新一轮生物技术(BT)、纳米材料(NT)和绿色能源技术(ET)竞争中占据主动，必须强化创新能力建设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培育以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围绕大幅度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率和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创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中；增强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园区、创新型城市的示范带动效应，以点带而带动全国创新能力的提升。与此相适应，必须把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战略重点，把提高国民素质放在战略优先地位，把教育创新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根本途径，厚植人力资本，增强人力资本对提升我国创新能力的支撑作用。
(二)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新阶段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不仅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还要推动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调整，通过促进农民工本地化和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消费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不仅要调整产业间比例关系，还要把重点转向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
1、以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由于上一轮经济繁荣期持续时间较长，部分行业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张，当需求形势发生变化，不少行业积累的产能过剩矛盾就凸显出来。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淘汰钢铁、煤炭、电力、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的过剩落后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推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要适应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要求，加快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品牌、供应链管理和专门化分工等关键环节，促进农业产业化、制造服务化、服务知识化，构建 现代 产业体系。要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加快发展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综合运输、现代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市场化进程，降低交易成本，通过生产性服务向制造业渗透，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和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含量，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2、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推进城乡结构调整
农民工市民化已经成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据初步测算，在全国城镇居留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大约为1.6亿人。虽然这部分人口在统计上已被计入城镇人口，但由于无法在住房、教育、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享有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事实上还未完全城镇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改变农民工生活方式，促进农民工消费结构升级，不仅对扩大消费需求、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重要现实意义，而且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调整城乡二元结构有重大战略意义。因此，要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和因城市建设征地失去承包地的农民转变为城镇人口作为重点，通过“宅基地换廉租房”、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乡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进程。
3、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调整区域结构
适应我国经济活动区域集中度不断提高的趋势，未来一个时期，区域结构调整要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按照我国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目标，统筹安排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目标和建设重点，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建设中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围绕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社会保障、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等关键领域，加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欠发达地区能够充分分享国家经济发展成果。加强东部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领域的支援，进一步健全长效帮扶机制。
(三)推进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
未来一个时期，推进增长模式战略性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体制改革提出了紧迫要求，必须清除束缚增长模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各种障碍，实现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重点是以下几个方面。
1、围绕增长模式战略性转变推进改革
一是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利润和国有股权转让收入上缴和上缴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的制度。建立最低工资标准随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不断提高的制度。大力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和完善规范收入分配的基础制度，如收入申报制度、财产登记制度、储蓄实名制等。二是完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机制。三是推进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推进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增加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支撑作用。
2、围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改革
一是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放宽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服务企业改革，明确行政性垄断企业的经营范围。二是继续推进国有资本结构优化和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和制度。三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科学 界定政府投资领域和范围，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3、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进改革
一是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范围，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下放财力与责任，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同时使财政体制更加公开透明。二是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继续提高金融市场的民营化程度；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三是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构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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