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

制度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

关键词：制度因素；经济增长；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30年多年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这种以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形成了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和低技术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的形成既与中国经济起点低、底子薄、科技落后有关，更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相关制度安排有关。2022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让中国清醒地认识到，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中国粗放型经济方式的冲击。因此，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出口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的转变，已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拟从制度方面，探讨主要制度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进而探讨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在制度变迁方面采取的对策措施。 一、文献综述 自从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之后，对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不断出现。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现象和特征，一些学者也致力于从制度角度进行解释。孙斌栋(2022)指出制度变迁与资本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薛宏雨(2022)等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制度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王小鲁(2022)的实证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除来自于资本形成加速外，更重要的来自制度变革引起的资源中心配置作用。叶飞文(2022)也认为，要素投入增加和综合生产率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而制度是影响要素投入效率、技术进步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 已有研究表明，制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制度将会导致何种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是否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变革转变已有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还很少。在中国经济面临增长方式转型的困境下，本文主要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以期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路径。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建立 (一)模型建立与变量选择 其中，模型中的制度变量：(1)govin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借鉴靳涛(2022)等的处理，本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其数值越大，表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强。(2)gpra为私有产权制度，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近似表示产权制度的变迁，其数值越小，表明私有产权制度越健全。(3)pa为产权保护程度，用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批准数表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该指标也代表一个地区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其数值越大，表明产权保护程度越高。(4)mar为市场化程度。罗幼喜等(2022)指出政府税收和财政支出是政府采取非市场方式支配资源的主要渠道，财政收入比重越少，则市场能够直接支配的程度越高，所以用GDP减去当年国家财政收入后占当年GDP的份额来表示。本文拟采用该指标近似地表示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其数值越大，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5)kj为教育和科研制度，用各地教育和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表示，其数值越大，表明教育和科研制度越健全。(6)oP为对外开放度，用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表示各地区经济开放度，其数值越大，表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7)indu为工业化水平，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工业化水平的指标，其数值越大，表明工业化水平越高。 模型中的。是各个地区的固定效应；u是随机干扰项,用于解释模型中变量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B，为各变量的系数；下标i表示相应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i表示相应的年份。在该模型中，除百分比数据不采用对数外，其它数据均采用对数形式，回归系数分别为半弹性和弹性系数。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四、结果分析 (2)模型3中私有产权制度(gpra)符号为负且显著，并且加入该变量对模型的解释度明显增加，调整后的R2达到0.96。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也表明国有经济的逐渐退出、私有产权制度的认可和扩大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发展实践也表明，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扩张既不利增长方式转变，也无助于扩大社会就业，而发展私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放宽它们的市场准入条件，特别是服务业市场的准入条件，对于扩大就业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非常重要。 (3)模型1至模型3表明产权保护程度(lpa)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影响，但系数较小。众所周知，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可以促进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在中国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于其它制度因素较低的原因，除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以及知识产权转化率较低外，最主要的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不是靠技术进步，而是更多地靠各种要素的投入。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应让知识产权保护背后的技术因素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中国经济增长才会更健康更稳定。 (4)模型1表明，市场化程度(mar)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且显著，这也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市场化改革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增长模式取决于市场化的程度。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其根源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这表现为资源环境价格市场机制改革滞后，要素价格人为压低，为高投入提供了生存空间，也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设置了障碍。 (6)工业化程度(indu)系数显著且较大，说明工业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较强。实际上，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并且表现为制造业拉动的结果。但制造业是以低端、低附加值的为主，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制造业比较薄弱。同时，服务发展落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如果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将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五、政策建议 目前，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对中国来说既必要也重要，扩大投资无可非议。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已刻不容缓，因此当务之急是进行相应制度变革，从根源上引导投资方向和相关产业发展。根据本文分析结果，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建议： 1 改革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完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由GDP为主，转向以民生、节约和环保为主。这样，既能逐渐减少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转变经济管理方式，有利于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也有利于政府把大量的精力放在社会服务以及引导经济主体的投资方向方面。 2 加大科教投入，保护知识产权，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增长方式转变需要推动各种增长要素的组合方式实现升级和变迁，但这并不是自发的过程，需要相应的制度推进技术创新和生产创新。目前，中国除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技术扩散和技术模仿提高技术水平外，更重要是培养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由此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培养技术创新人才；二是保护知识产权，减少技术外溢效应。因此，需要政府一方面加大科研财政投入，支持鼓励创新；另一方面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增加产权人的预期收入。 3 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保护私有产权。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凡是私有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经济发展越是健康。因此，健全包括企业产权制度在内的现代产权制度，充分发挥产权的激励功能，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提高。 4 坚持市场化改革，不断增强市场主体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化过程中，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提高附加值高的制造业比重，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5 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出口与内需共同拉动的增长方式转变。实现这种转变既需要转变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观念，又要采取相应的制度措施推动内需扩大，如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