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20xx年7月21日8时04分，被告谢晋金驾驶闽F08772号中型货车超速行驶至山长线20KM+500M处，遇相对方向由被告简国兴驾驶的闽EY6222号中型客车行驶时未靠右侧行驶，致两车于路右偏左发生碰刮，造成两车受损，乘客即原告邱雪美受伤住院治疗。该事故经警察部门责任认定：被告谢晋金、简国兴分别应负本次事故的主、次要责任，乘客即原告邱雪美免负本次事故的责任。另查明，被告谢晋金受雇于被告庄文成，被告简国兴受雇于被告肖清焕。原告邱雪美要求四被告连带赔偿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补贴、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营养费共计12300.2元。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xxxxxx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一、原告邱雪美同意被告谢晋金、庄文成于20xx年4月8日前赔偿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补贴等6438.6元；二、原告邱雪美同意被告简国兴、肖清焕于20xx年2月8日前赔偿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补贴、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等2759.4元；三、被告谢晋金、庄文成与被告简国兴、肖清焕互负连带赔偿责任。四、原告放弃其余诉讼请求。法院对上述协议进行审查，认为不违反法律规定，给予以确认。
评析：本案案情并不复杂，却涉及旅客运输合同、雇佣、无共同故意的侵权等诸多的法律关系。要正确处理本案，就要准确理解与把握原告基于旅客运输合同违约之诉与侵权之诉的选择、两个雇主与其雇员对外的连带责任、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连带责任人内部份额与外部责任的关系等法律知识，但首当其冲要了解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何种之诉。
本案是以旅客运输合同为基础法律关系，产生的一般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两种民事责任的竞合。所谓旅客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与旅客签订的，承运人将旅客及其行李包裹按约定的时间运送到目的地，旅客支付票款的协议。依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身为乘客向承运人购买车票，并当即乘坐承运人的客车，自此旅客运输合同成立并生效。承运人的主要义务是将旅客按车票约定的时间、路程、方式将旅客安全地运达约定的目的地，即应保证旅客在旅行途中的人身安全。根据《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可知承运人对旅客的伤亡承担责任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如果承运人无法举证证明伤亡是由于旅客自身健康或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承运人应当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邱雪美是乘客，被告肖清焕是承运人，被告简国兴是肖清焕雇请的司机，是执行职务行为而已，故原告邱雪美与被告肖清焕之间构成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但承运人雇请的司机被告简国兴在运输过程中由于未注意来车，与相对方向的被告谢晋金驾驶的车避车不当，致乘客受伤。承运人已违反旅客运输合同约定的应安全送达这一义务，已构成违约，乘客可以依法提起违约责任之诉，追诉承运人的违约责任。
基于直接违反了合同法规定的违约原因，也违反了侵权行为法的规定，侵害了他人的法定民事权益，构成了侵权行为，也应承担侵权责任。由于同一行为，产生了既违反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符合了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又违反了侵权行为法的有关规定，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产生了违约的民事责任与侵权民事责任的竞合。依《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受损害方可依《合同法》请求违法行为人承担违约责任，也可依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违法行人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可自由地选择。本案中，由于被告简国兴避车不当，致乘客邱雪美受伤害，既构成违约，又违反了侵权法规定，构成侵权，受害人即乘客邱雪美可选择违约之诉也可选择侵权之诉，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从本案来看，乘客邱雪美选择了侵权之诉。为此承担本事故主要责任的共同侵权方即被告庄文成及其雇员谢晋金也应参加到本诉讼中来，共同连带赔偿乘客的损失。
侵权案件案例分析多角度解读“中国好声音”版权侵权事件
众多娱乐节目中，由浙江卫视打造的《中国好声音》脱颖而出，让其他花哨而山寨的选秀类节目一败涂地。不过近期，《中国好声音》因学员翻唱一首歌曲，招致了版权纠纷，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事情源于“好声音”学员李代沫在参赛时翻唱了《我的歌声里》这首歌，而这首歌的词曲是由签约于加拿大nerrwerk音乐公司的华人女歌手曲婉婷独立创作。由于《中国好声音》在翻唱“我的歌声里”这首歌时未向版权人或音著协提出申请，最终才出现了曲婉婷所在的环球唱片在网上公开发布律师函，指责李代沫未经授权在自己的mv和电视节目中使用版权歌曲，要求李代沫停止以任何形式演唱或使用《我的歌声里》。对此，《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则强调称“节目使用过的歌曲，我们会在音著协那边登记报备，一年结束后会一次性支付费用，并非故意侵权，只是价格还在洽谈中”。
对于这样一种风波，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因翻唱他人歌曲被指责侵权的事情屡屡发生。相信大家对旭日阳刚因在商业演出中翻唱汪峰“春天里”这首歌被指侵权的事件仍然记忆犹新。面对越来越多的同类事件，人们不禁疑惑：为什么唱歌也可能侵权？平时唱歌也不行吗？音著协在其中到底充当何种角色？种种疑问，实际上都是可以通过法律来解读。
侵权案件案例分析20xx年5月25日，陆某在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学习开车，中午休息时，陆某去卫生间方便，不料却晕倒在卫生间内。陆某的教练随即对陆某进行急救并拨打了120救助电话。随后陆某被送进医院抢救，经过治疗陆某于20xx年7月20日因医治无效死亡。医院的病例显示，陆某死亡的原因为肺部感染。同时陆某的病历资料显示，陆某生前有心脏病史。事件发生后，陆某的直系亲属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法院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规定适用公平原则，判令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与其分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被告辩称，被告并非加害人，不存在加害行为，陆某是因病死亡，原告要求适用公平原则没有法律依据。案件的主审法官认为，本案中原告确认了被告没有实施过具体的加害行为，也即被告无侵权行为，同时，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被告的培训行为于陆某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顾在既无请求权基础又无损害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从而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本案能否使用侵权责任法
第24条的公平责任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根据本案的情况，本案难以适用并无异议。但是，侵权责任法第24条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还有很大的讨论的空间。本文拟结合本案，对公平责任的适用作一简单的探讨。公平责任，在中国和西方法律均有体现，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开风气之先，为世界上首部规定公平责任的法典。[①]此后，世界各国的法律都确定了公平责任。具体而言，类似的规定主要见于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1310条，1900年《德国民法典》第829条[②]，1911年《瑞士债务法》第54条[③]，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第2047[④]，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第187条第3、4款[⑤]。分析以上各国关于公平责任的规定不难看出，这些规定主要适用于当行为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处于无意识状态中或者处于因精神错乱而不能自由决定意志状态中时，实施了侵权行为，同时受害人又不能从对上述行为人负有监护责任的第三人那里获得损害赔偿时由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判令以加害人的财产给予一定的赔偿。这些国家立法中公平责任适用的范围是特定的，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场合。公平责任的规定并不能作为一个一般条款普遍适用。比较各国的立法也有不同于上述各国立法的情形，即不限制公平责任的适用范围，将公平责任的规定作为一个一般条款纳入法典。该种立法主要有两例，一是1900年《德国民法典》草案的第二稿第752条的规定，[⑥]二是1922年《苏俄民法典》第406条的规定。[⑦]第一种情况实际上并非成文法的规定而仅仅是一个立法的尝试，然而该草案的规定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反对者认为，“该条文在法律上的含糊性达到了使人不能忍受的程度”[⑧]，以公平为理由确定责任的承担，而公平并不是一个内涵明确的法律概念，最终，立法并没有采纳这一规定。而《苏俄民法典》第406条的规定“在法院的实践中，差不多没有适用”。[⑨]而且，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也没有沿用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将公平责任作为一个一般条款纳入立法的尝试在各国均受到了不小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公平的内容是暧昧的，公平虽然是法的基本价值，但其含义是极不确定的，自古以来学者们对公平的内涵外延都有不同的理解，这样的不同层次违背了法律的确定性的原则；正是对公平的不同理解，公平的实现很多情况下需要法官在个案中进行平衡。然而“如果我们赋予法官以实行个别平衡的权力，那么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种权力的行使不应达到损害规范性制度的程度”[⑩]。若将公平责任作为一个一般条款普遍适用，那么公平责任的规定很可能使侵权责任法中的其他规定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公平责任赋予法官巨大的裁量权可能因为法官的恣意而破坏了法律的稳定性。我国最早关于公平责任的规定见于《民法通则》第132条，《侵权责任法》第24条延续了这一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类似于上述1922年《苏俄民法典》第406条的规定，将公平责任上升为一般条款，公平责任作为一个独立的归责原则，与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共同构成侵权行归责的三大原则。而《侵权责
任法》24条基本延续了《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但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将后者“分担责任”的规定修正为“分担损失”。加上《侵权责任法》第24条在该法中所处的位置，可以看出《侵权责任法》不再将公平责任确定为一个独立的归责原则而是一项损失分担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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