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程度较低、思想观念陈旧的妇女,仍然坚守“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封建思想,安于现状,不善于学习,对政策的知晓程度低,主动参与政府、妇女组织及社会扶贫项目的积极性不高。部分罹患重大疾病的妇女,对生活丧失信心,拒绝与外界沟通。更有甚者存在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思想,依赖政府救济,“等、靠、要”的懒惰情绪作祟。
这些负面情绪不仅是导致女性贫困的原因,也是阻碍女性脱贫的绊脚石。女性如果不能有自我脱贫的意识,就等于没有迈出脱贫的第一步,会继续沦陷在贫困的怪圈当中。事实上,理论界关注主观贫困为时已久。王小林等研究发现:农村、女性、高龄老年人的主观福利贫困发生率最高,并建议政府在扶贫工作中更加关注这些群体。
但是综观主观贫困的研究成果,其更侧重于关注贫困的主观认知而非致贫的主观因素。关于贫困者的福利依赖问题,理论界也日益重视,组织社会学者李棉管分析了福利依赖产生的主要条件,并从福利替代率与制度惰性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王增文的研究发现,我国社会救助制度自实施以来,贫困恶性循环的状况并没被遏制,而且还出现了福利依赖现象,并从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角度,提出走出福利依赖的建议。也有学者认为,以往的研究是从外部因素解释贫困的原因,很少从贫困主体的行为进行研究,但事实上很多田野调查和实验表明贫困人群的决策和行为缺乏效率。
虽然这些研究发现对解释女性受主观因素难以摆脱贫困的束缚适用且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专门针对女性展开相应的研究。
缺少女性贫困的性别统计
目前,在公布的统计数据中,也没有分性别的贫困人口数据。只能根据贫困家庭的人口性别比例估算得出,导致大量贫困妇女没有被统计到。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女性贫困的意识较为淡薄,没有对贫困的性别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会影响到女性扶贫政策的制定以及减贫效果的评估。
事实上,我国现行的统计制度下性别统计还非常薄弱,郑晓瑛指出,我国的性别统计还存在很大的缺口,致使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性别问题不易被发现,建议通过性别统计的专项调查或在人口普查中增加更多有关性别的统计。近年来,《中国妇女报》刊发了多篇呼吁加强性别统计的文章。而从当前现实情况来看,如果从完善统计制度的角度推动性别统计尚需时日,那么从精准扶贫的角度,对女性贫困的性别统计已然迫在眉睫,因为只有准确掌握女性贫困的相关统计信息,才能做出科学的反贫困决策并付诸实施。
对女性可行能力的隐性剥夺
女性可行能力被剥夺,首先体现在教育上。根据20xx年的统计,在职业中学中,女性比例明显低于男性,技工学校中女生更是不足30%。这侧面反映了劳动力x场对女性需求的疲软,很多取得经济收入的机会从来就不属于女性,而社会和家庭对女性家庭劳动经济价值的否定,加之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传统认知,最终导致对女性的社会排斥,使之陷入贫困。
从我国目前来看,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仍然存在且出现隐性化趋势。黄娟研究发现,我国女性在劳动力x场竞争中遭遇的性别歧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就业机会中的性别歧视、职业待遇的性别歧视、发展机会的性别歧视。刘婷婷借鉴建构主义理论对中国女性就业性别歧视现象的产生和再生产过程对其进行分析,认为女性针对就业性别歧视的消极回应对女性不平等地位再生产过程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得女性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目前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就业性别歧视或将加剧。可见,性别歧视的存在显然对解决女性贫困问题是非常不利的。
具体政策执行的疏漏
一些针对女性的政策,比如小额信贷,初衷是助力贫困妇女创业脱贫,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为了降低管理成本,一些地区还款次数从一年24次,降低为10次；贷款审核条件也不断放松,取消了担保机构的审查,导致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冒用妇女的名义进行贷款,并恶意拖欠,不仅加大了财政的负担,更使一些有真正需求的贫困妇女贷不到款。更有甚者,一些地区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男性也可以获得此种优惠贷款。政策执行的走样,导致大量贫困女性失去被救助的机会,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进一步减少女性贫困的政策建议
通过宣传发动提高女性自主脱贫意识
美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刘易斯曾指出:“贫困文化对穷人的影响,表现为知识贫乏,生活无计划,意识到地位低下并接受这一事实,有自暴自弃或自毁的倾向。”农村贫困女性要想真正摆脱贫困的状态,就要转变传统的性别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性别文化观。
首先,贫困地区要在妇女群众中x泛深入地宣传脱贫攻坚各项惠民政策,宣传各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点举措和任务要求,使x大妇女正确理解党和政府扶贫开发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坚定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信心和决心。
其次,教育和引导贫困妇女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克服“等、靠、要”思想,激发贫困妇女求富裕求发展的内生动力。大力宣传妇女依靠自力更生、辛勤劳动、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用典型事例带动更多贫困妇女实干兴家、发展立家,改变贫困面貌。
最后,通过动员妇女积极参与种养业、传统手工业、乡村旅游、家政服务和农村电商等产业脱贫,提高妇女精准脱贫的参与率。
切实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女性因生儿育女导致的在就业x场中的劣势,必须通过法律的途径加以修正。当前的“不能辞退孕期妇女”等政策对妇女的保护作用非常有限,而且还会因为这一保护措施导致企业不愿意雇佣女性劳动者。因此,需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首先,要提高对贫困女性经济救助的额度,在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中体现出对女性保护的侧重。
其次,在相关法律中切实保护妇女权益。通过劳动法的修订,规定各单位女性从业人员的比例和应该享受的待遇；通过婚姻法的修订,加强妇女的家庭地位,在财产分配上充分考虑到女性从事家务劳动和生儿育女的付出,不能简单以婚前财产等盲目客观生硬的法律条文将婚姻变成单一的经济问题,必须将女性生育给自身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都纳入法律的设计中。在离婚诉讼中,应有专项对女性生育的赔付。
最后,强化劳动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各类法律之间的衔接和联系,着力解决关系妇女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努力实现妇女生存环境优化、身心健康发展。
通过技术培训实现针对贫困妇女的产业扶贫
女性掌握科学技术是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对此,政府需保障贫困妇女平等接受教育培训,平等享有普惠性政策资源。对农村留守妇女,尤其是困难地区留守妇女的脱贫,可以借鉴绵阳x北川县的扶贫经验。
首先,通过举办农村妇女实用技术培训班,如生猪养殖、网箱养鱼、x果种植、蔬菜种植、药材种植,提高妇女文化素质和创业技能,普及农业实用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收入,实现妇女居家脱贫致富。
其次,结合女性的特点,发展妇女手工,组织贫困妇女巧手脱贫。要结合当地实际,突出区域特点、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质,引导贫困妇女宜绣则绣,宜剪则剪,宜编则编,依靠妇女手工增加经济收入。
最后,各级政府一方面要为妇女技术培训提供资金的支持,一方面要为妇女创业提供优惠条件,各地妇联组织要主动与相关企业联系,采取“公司协会农户”的方式,形成集培训、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妇女创业产业链。重点发展一批妇女创业龙头企业,增强其x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引领带动更多贫困妇女实现灵活就业、脱贫致富。
以小额信贷助力女性脱贫致富
首先,努力推动降低小额信贷的政策门槛,帮助有创业意愿的贫困妇女解决资金困难,将小额信贷担保财政贴息政策重点向贫困地区的贫困妇女倾斜。
其次,通过“女能人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妇女”等方式,帮助贫困妇女采用带资入股、参股分红或就业分红来增加收入,提高小额信贷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力争通过金融扶持实现创业一人、脱贫一户。
再次,加强小额信贷工作的资金管理工作,进一步明确给予财政贴息的小额担保贷款范围,严格借款人资格审查,做到不遗漏不虚增,增强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和扶贫小额信贷政策的叠加效应,提高贫困妇女贷款的可获得性。
最后,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担保基金的筹集责任,建立担保基金专户,没有建立担保基金的县x区,不得发放给予财政贴息的小额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运作方式仅限于委托当地担保机构运作管理,或者将担保基金专户存入同级财政指定的商业银行,并签订协议,由经办银行按照规定发放贷款和承担风险。
浅谈贫困地区女性脱贫问题【摘要】贫困妇女脱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关键抓手。首先从理论层面探究妇女贫困的定义、特征和成因，发现妇女贫困具有脆弱性、代际传递性和思想上的衍生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妇女扶贫政策的实践和存在的问题。同时，借鉴墨西哥、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妇女扶贫政策经验，结合我国实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推行针对贫困妇女的工作福利制度，提高受助者工作意愿；注重思想教育，唤醒传统美德；发展社会化儿童看护服务，减轻贫困妇女家庭压力。
【关键词】妇女；妇女贫困；扶贫；性别平等
贫困妇女的脱贫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生存与发展，而且关系着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家庭的和谐幸福，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关键抓手[1]。一方面，随着城x化的推进，大量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进城务工，妇女已成为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占比超过60%)，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力军[2]。另一方面，母亲是家庭的“灵魂”。我国妇女主导了大部分的家庭事务，在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和改善家庭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罗斯高认为，贫困农村家庭教育中母亲可以有效提高子女的认知能力[3]；贫困妇女脱贫是提升贫困家庭子女教育x平和健康x平的有效着力点，是阻断贫困“遗传”的关键环节，是提升贫困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因此，妇女脱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4]。
当前，我国妇女脱贫负担较重，难度较大。主要有3点：(1)妇女贫困发生率高，20xx年，女性的贫困发生率为9.8%，比男性高0.4%[5]。(2)贫困妇女人口基数大，20xx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335万人，其中约一半为女性。(3)部分贫困妇女性别平等意识淡薄，主观脱贫动力不足，在就业时容易受到性别歧视，脱贫难度较大。
妇女脱贫已经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但针对性政策仍显不足。20xx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xx年)》，将农村贫困妇女作为重点关注群体，要求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加大支持力度。20xx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在扶贫开发过程中要关注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加大支持力度。20xx年，全国妇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在扶贫开发中做好贫困妇女脱贫致富工作的意见》，提出开展巾帼扶贫行动，通过基层妇联组织调动贫困妇女脱贫积极性，为贫困妇女脱贫想办法、找出路。这些政策强调了妇女在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作用，从不同方面来缓解妇女贫困，但主要侧重点仍然是在已有扶贫政策的落实上向女性倾斜，专门针对妇女脱贫的政策法规较少。
妇女脱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本文在全面认识妇女贫困的特点和成因基础上，吸取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情，提出针对性扶贫政策。
1妇女贫困的定义及特征
1.1妇女贫困的定义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妇女贫困的定义尚无统一标准，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妇女贫困既包括物质资源贫困，也包括人文权利贫困。
从物质资源角度定义的妇女贫困，主要包括两方面：经济贫困，即妇女在工作机会、收入、财产、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贫困；健康资源贫困，即由于健康资源不足造成的疾病多、体质不佳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指出，贫困的主要衡量标准是该户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并且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方面缺乏保障。联合国妇女与发展组织认为妇女更难获得土地、贷款等生产资源，而且面临更少的工作机会，陷入经济贫困[6]。李小云等[7]认为，相对于贫困地区的男性劳动力，贫困妇女的教育x平低、工作机会少且工资低，存在经济贫困，并在土地使用权以及住宅等物质资产的占有、分配上存在资产贫困。农村妇女存在疾病多、身体状况不佳、卫生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健康资源贫困。
从人文视角定义的妇女贫困，主要是指妇女在家庭地位、社会参与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贫困。金梅[8]将女性文化贫困定义为妇女在知识x平、思想观念、主体能动性、心理素质和行为方式上落后于男性的综合状态。李琴[9]认为从夫居住的传统婚姻模式割裂了妇女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方面的贫困[10]。此外，已婚女性在婚姻意识、生育意识、家庭责任以及家庭地位上存在不平等，相比于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义务，但在家庭决策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决策上缺乏话语权，造成家庭生活贫困[11]。
1.2妇女贫困的特征
1.2.1妇女贫困的脆弱性
贫困妇女的脆弱性是指在相同贫困环境下，妇女相较于男性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均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因此更容易受到伤害。主要体现在以下2点：(1)男女平等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贫困妇女在家庭、教育和就业等各方面都承受着性别歧视的压力。而且，越是在贫困地区，“男尊女卑”的错误观念越严重，贫困农村和贫困家庭本身资源就比较贫瘠，而妇女在内部资源分配时又遭受了不公平对待，导致贫困妇女比贫困男性更为脆弱。(2)社会对于妇女贫困问题的关注度不够，贫困妇女的社会权利和言论不被重视，相关针对性措施力度还不够。我国现行的扶贫政策对妇女贫困还没有足够的关注，忽视了资源在贫困家庭、贫困农村内部的不公平分配，导致妇女贫困问题难以有效根除。
1.2.2妇女贫困的代际传递性
妇女贫困的代际传递性主要是家庭中的妇女对孩子的影响。在我国贫困地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并直接影响到男女在家庭贡献中的义务分配。男性往往可以获得相对高的工资，更倾向于外出赚钱，妇女则承担了大部分的子女抚养教育义务，给贫困地区儿童的身体健康和心智健康带来了直接影响。
在身体健康方面，我国贫困地区儿童健康x平低，营养情况差。《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7》指出，贫困地区的儿童生长迟缓率、低体重率和贫血率约为城x的4—5倍、农村的1—2倍[12]。贫困给儿童的身体及智力发育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其中妇女贫困导致的物质资源不足是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心智健康方面，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子女智力发育和性格成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罗斯高所带领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团队从20xx年开始，在陕西对348个村子的1800名6—12个月的婴儿进行了贝利智商测试，发现贫困农村的孩子认知低下的比例为29%，远高于北京、上海等地的15%，而且当这批孩子长到24—30个月时再测试发现，认知低下比例呈继续增长态势。罗斯高认为，在贫困农村，母亲主要承担了婴幼儿的抚养教育义务，而政府对贫困妇女的补贴不足，一些贫困母亲经济窘迫，为补贴家庭而进城务工，造成留守儿童教育缺失[3]。
因此，贫困妇女的物质贫困和人文贫困容易通过家庭教育传递给下一代人，具有代际传递性。
1.2.3妇女贫困的思想衍生性
长期的物质贫困会滋生出贫困的“文化”，进而衍生新的物质贫困[13]。部分贫困妇女思想上缺乏性别平等意识，“等、靠、要”思想严重，一些贫困妇女将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在工作、生活中自立意识不足。在一些贫困地区，部分妇女还存在道德观念滑坡、好逸恶劳的问题[2]。笔者在内蒙古xxx调研发现，当地某些贫困村镇存在男多女少、比例失调的情况，甚至出现了“光棍村”。由于妇女在当地婚姻x场上较有优势，而且已婚妇女普遍住在丈夫家里，她们不仅不下地劳动，还不管孩子的教育抚养。一些已婚的贫困妇女甚至走上了“结婚致富”的歪路：通过陪孩子进城读书、网恋等离婚再结婚，向男方索要彩礼，然后再离婚，更有甚者一年三婚、四婚，两性关系混乱，传统美德丢失。
2妇女贫困的成因
2.1传统观念的禁锢
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社会形成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将女性放在从属地位，这种封建陈腐的思想意识至今仍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例如，一些农村将家务、抚养子女、部分农活副业等家庭责任都压到妇女身上，而妇女在家庭决策、资源控制方面却缺乏话语权。不仅如此，很多贫困农村地区还流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x”等陈规陋习，将对女孩的教育投资视为纯消费行为[8]，认为与其上学读书还不如早点帮衬家里。这些错误观念与行为造成贫困农村地区女孩受教育x平低下，思想观念落后，在劳动力x场上也缺乏竞争力。
这种传统观念不仅影响贫困男性的思想行为，也被部分贫困妇女所接受，成为思想上限制贫困妇女脱贫致富的桎梏。
2.2社会性别歧视
在劳动力x场上，相比于男性，贫困妇女的就业机会更少；在同一行业，技术含量、地位和收入越高的岗位对女性的偏好也越低；即便在相同的岗位，女性的收入也低于男性。这种劳动力x场的性别歧视加深了妇女贫困，增加了脱贫的难度。
在社会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贫困地区在落实政策时往往存在对女性的歧视，具体表现在土地政策、户籍制度等方面将妇女放在边缘地位，甚至剥夺贫困女性的应有权利。例如，一些农村的出嫁女会被剥夺口粮田、责任田、宅基地的所有权，也失去了村集体资产股份分红的享有权[14]。
3我国妇女扶贫的政策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3.1我国妇女扶贫政策的实践
我国妇女扶贫政策体系是以经济脱贫为核心，覆盖女性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当前我国妇女扶贫的相关政策主要强调在落实已有扶贫政策时保障性别平等，部分保障健康及合法权利的政策向女性倾斜，然而专门针对妇女的扶贫政策措施较少。妇女扶贫的具体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1)经济政策措施方面。(1)保障农村妇女合法权益，确保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土地权益以及国家规定的各项农业补贴。(2)强化技能培训，在普惠性培训中提高贫困妇女参训比例，开展便于农村妇女参与的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贫困妇女提高脱贫能力。(3)帮助农村留守妇女和返乡妇女多种形式创业就业，发展各种形式的妇女互助组、合作社和巾帼脱贫示范基地。(4)鼓励小额担保贷款等项目资金向城乡贫困妇女倾斜，财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实施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截至20xx年3月底，全国累计发放妇女小额担保贷款1800多亿元，获贷妇女达360多万人次。
(2)卫生健康政策措施方面。(1)保障妇女平等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2)建立妇女常见病定期筛查制度，加大妇女常见病防治力度。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实施了农村贫困母亲“两癌”(宫颈癌、乳腺癌)救助项目，解决贫困妇女因病致贫的困扰。(3)建立覆盖城乡的精神卫生防治和康复服务网络来提高妇女精神卫生服务x平。
(3)文化教育政策措施方面。在教育工作全面贯彻性别平等原则。(1)落实相关法律法规，重点解决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女童的义务教育问题，资助贫困家庭女童和残疾女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确保适龄女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2)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教师培训课程，在教育过程中注重传播性别平等的思想观念。
(4)社会保障政策措施方面。(1)加强贫困妇女的社会保障，将贫困妇女及家庭纳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相关政策体系。(2)逐步提高贫困女性的救济补助标准。
(5)慈善项目方面。我国以全国妇联为主开展了一系列慈善项目，如：以单亲特困母亲为对象的“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母亲小额循环”项目，以贫困母亲及家庭为主要对象的“母亲邮包”项目，改善贫困地区妇女基本生活条件的“母亲x窖”工程、“母亲安居工程”等公益慈善项目。这些项目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3.2当前妇女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大力践行扶贫工作，已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但在以往妇女扶贫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1)妇女扶贫政策缺乏针对性，在实际执行时效果不佳。现行的扶贫政策主要以家庭为单位，默认的假设条件是家庭资源和政府补助在家庭成员之间是公平分配的。但在实际调研中发现，越是贫困的地区，对女性的家庭和社区内部歧视可能越突出，家庭资源在分配时并不平等——女性比男性拿到的可支配资源更少，却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在社区内部，这种资源歧视也普遍存在。比如扶贫政策中的小额贷款对象并不是面向农村所有贫困妇女，而是贷给那些“有一定文化，有一定经营能力只是缺乏启动资金的相对贫困户”。据20xx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9.0%的女性和14.0%的男性曾经获得过生产经营性贷款，相同条件下贫困妇女的信用风险更大，许多项目的经办人会将她们排除在外[15]。
(2)对妇女脱贫的重要性认识尚不充分，政策投入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1)没有认识到妇女在切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关键作用，针对妇女的补贴力度不足。(2)针对妇女的职业培训投入不足，在我国主要是妇联负责组织女性技能培训工作，受财力和行政资源能力的限制，女性技能培训大多是短期、小规模的，而贫困妇女人口基数大、需要长期学习专业技能，现有的培训无论从规模、周期、内容和覆盖面都无法满足女性就业需求。
(3)现有政策仍以“输血式扶贫”为主，未能有效打破陈旧思想枷锁，没有唤醒贫困妇女自我脱贫的意识。一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贫困妇女，受“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影响，把自己放在家庭的从属地位，安于现状，不愿意积极参与政府、妇女组织及社会扶贫项目，仅依靠政府补贴难以调动其脱贫积极性。部分贫困妇女失去了脱贫希望，平日得过且过，“等、靠、要”的懒惰情绪严重；尽管家中贫困，但她们既不劳动也不照顾子女，反而通过打麻将、上网等方式消磨时间，完全依赖政府救济，不愿意主动工作；更有甚者存在家庭观念缺失、道德观念滑坡、两性关系混乱等问题。如果不能改变贫困妇女的负面思想观念，仅依靠政府补贴，难以实现真正的妇女脱贫。
4国外妇女扶贫政策经验
4.1墨西哥妇女扶贫政策经验
墨西哥反贫困政策体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繁荣计划”(ProsperaProgram)和“食品补充计划”[16]。其中，“繁荣计划”是墨西哥最主要的扶贫项目，是在原“机遇计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涵盖饮食、健康、教育等领域，已覆盖超过580万个家庭，接近墨西哥总人口的25%[17]；而“食品补充计划”主要覆盖“繁荣计划”未涉及的贫困人群，以提供食品保障基本生活为主，在没有集x的农村，为贫困群众提供食品、药品、生活用品等。
“繁荣计划”(原“机遇计划”)成立于1997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要求受助人在接受救助前必须履行某些职责或做出某种努力。例如，墨西哥政府每个月向失业的贫困妇女支付约147美元，接近墨西哥全国最低工资的两倍，但享受救助的条件是要求其保证孩子按时上学，让孩子参加每2个月1次的健康检查并及时注射疫苗[18]。
在救助对象方面，“繁荣计划”的最初思路非常直接，即通过援助母亲来保证孩子的教育和健康，同时改善妇女的家庭地位。因为母亲承担了更多的家庭劳务，倾向于将补助用于家庭食品和孩子教育方面，而父亲获得补助后往往首先满足自己吸烟、酗酒等嗜好[19]。“繁荣计划”通过补贴母亲，不仅改善了贫困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而且改善了家庭内部资源和收入的分配，提升了妇女的家庭地位。佐莱托研究发现，参与“繁荣计划”的母亲把90%以上的救助金用于子女的食物、衣物、上学用品和交通费，儿童的境遇有了很大改善；而且因为母亲主导，女童的改善效果更加明显。不仅如此，参与“繁荣计划”的母亲认为她们的知识、社会认知和自信程度都有所改善[19]。
在发放条件方面，“繁荣计划”围绕贫困家庭儿童的营养、健康和教育3个方面设置条件。妇女接受救助必须同时满足3个条件：(1)保证其子女接受教育；(2)必须参加规定的健康教育培训；(3)保证其子女定期接受政府组织的体检。此外，“繁荣计划”还向从小学三年级到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提供数额不等的奖学金，但要求出勤率不低于85%，以此来减少儿童辍学。
“繁荣计划”收效显著，该项计划使得墨西哥农村人口发病的天数减少了18%，城x人口发病天数减少了25%；儿童上学率提高24%，辍学率下降了6%，同时降低了女童辍学率[20]。近期美国乔治城大学研究发现，“繁荣计划”受益家庭的子女就业率提高了37%，平均每星期比没有参加“繁荣计划”的子女多工作9个小时，而且还挣更高的小时工资[21]。目前这种模式已经推x到拉美、亚洲和非洲的52个国家。
4.2美国妇女扶贫政策经验
美国联邦政府的反贫困福利项目有14个，与妇女脱贫相关的政策措施主要有3类。
(1)劳动所得抵免政策(EITC)。EITC是美国最重要的反贫困政策。该政策将税收与福利补助相结合，并为申请人设置了一系列条件，如果申请人符合这些条件，就允许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减相应抵免额；如果可扣除的抵免额大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超出部分将以退税的形式返还给申请人。因此，符合要求的贫困家庭可以通过EITC政策获得资金补贴[22]。EITC政策有2个特点：(1)鼓励贫困人口主动工作。抵返税的获得条件是劳动者必须拥有自己的劳动所得，而且税收抵免额采用分段函数形式确定，分为递增阶段、x平阶段和递减阶段。在递增阶段，抵免额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即申请人工作越努力所能获得的递减就越多。(2)抵税条件设置灵活。考虑家庭结构和性别平等，抵免额同时考虑婚姻状况、家庭需要抚养的子女以及女性工作者的收入歧视问题，贫困家庭按照自身情况申请抵返税，抵免额更加灵活。
(2)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主要是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TANF)，该项目主要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提供临时援助。TANF主要有2个特点：(1)资助时间不超过60个月，减少福利依赖，如有特殊情况可申请延期。(2)受助者原则上必须参加工作，否则将终止援助。
(3)食物补贴计划。包括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妇女、婴儿和儿童计划(WIC)等，主要目标是向贫困家庭、孕妇及年幼的儿童提供营养食品，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健康。
美国的福利制度比较完善，其主要思路为分类救济，并由直接救助转向工作福利：针对有工作能力且有工作意愿的家庭，通过有条件的现金补贴，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工作环境；针对缺乏工作意愿的家庭，主要通过食物补贴保障基本生存需要。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分类救济政策有效提高了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例如，1989—20xx年，EITC政策将单亲母亲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约14%；截至20xx年，EITC政策帮助大约980万人脱离贫困。
4.3欧盟妇女脱贫政策经验
欧盟在妇女脱贫方面的政策侧重于为妇女创造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帮助妇女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促进妇女稳定就业。主要措施有3点。
(1)推动制定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主要包括带薪和不带薪的产假、家庭照顾者津贴、弹性工作制等帮助妇女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保证政策。例如，英国制定了《部分工时工作指令》，规定部分工时员工与全日制员工应享有相同的薪资待遇，以及在职培训等福利[23]
(2)国家通过补贴或直接供给的形式提供儿童看护服务。大多数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单身母亲，需要花费大部分时间照顾子女，因而很难平衡工作与家庭。法国福利政策非常重视社会儿童看护，为3—6岁之间的儿童提供免费看护。同时，包括儿童看护服务在内的公共家政服务也为贫困妇女创造了就业岗位。
(3)提供针对性的长期就业培训。英国为单亲家长(特别是单亲母亲)提供了一项以就业培训为主的精准扶贫计划——“单亲家长新协定计划”(NDLP)，每个参加该计划的单亲家长都被指定一个工作人员，为他们长期提供包括就业信息、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服务，提高单亲母亲的就业能力。
5对策建议
妇女脱贫不仅关系妇女自身的利益和发展，更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有力抓手。以往我国扶贫政策主要是在已有政策基础上向妇女倾斜，专门针对妇女的扶贫政策较少，结合国外经验和我国实情，提出3点建议。
5.1推行针对贫困妇女的工作福利制度，提高受助者工作意愿
工作福利是各国福利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特点是现金资助以受助人参加工作为前提，不愿参加工作的贫困人口以实物资助为主。美国的EITC政策和TANF政策都以受助者主动参加工作为前提，法国的就业团结收入制度也强制受助者在公共就业服务的帮助下寻找工作。在这些国家，不愿参加工作的贫困人口只能领取实物救助(包括但不限于食品、医疗等救助)。
我国也可以设立以妇女为补贴对象的工作福利制度，提高受助者的工作积极性。(1)可设立“妇女工作平衡基金”。以现金形式补贴贫困妇女工作者，并为其提供小额低息贷款，帮助参加工作的贫困妇女改善工作生活环境，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鼓励贫困妇女自立自强，减少对男性家庭成员的依赖；对有能力工作的受助人拒不参加工作的情况，采取一定的提示措施，对于情节严重的，可以取消其受助资格。(2)对雇佣贫困妇女的企业提供一定的所得税减免政策。一方面企业雇佣贫困妇女客观上承担了社会扶贫责任，另一方面增加贫困妇女就业吸引力，减轻贫困妇女在就业时遭受的性别歧视。(3)完善实物补贴机制。对于处于孕期、体弱多病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妇女，及时补贴食物营养和医疗资源，保障其营养健康，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5.2扶贫先扶“志”，注重思想教育，唤醒传统美德
激发贫困妇女自立自强的意识，引导贫困妇女自我脱贫。建议当地妇联组织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农村母亲学校，可在3个方面发力：(1)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女科学家积极参与农村妇女教育培训，通过自己的奋斗故事激励贫困妇女；大力宣传脱贫致富的典型，弘扬“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当自强”的自强精神，激发她们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内生动力，帮助贫困妇女克服“等、靠、要”的懒惰思想。(2)加强思想教育，引导贫困妇女传承和发扬勤俭持家、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强调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的价值观，鼓励贫困妇女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心协力的家风。(3)鼓励科学家、技术人员宣传普及适合贫困妇女的实用科学技术，为贫困妇女“赋能”，帮助贫困妇女实干兴家，靠自身努力改善家庭生活状况。
5.3发展社会化儿童看护服务，减轻贫困妇女家庭压力
贫困妇女特别是单亲母亲同时承担着家庭重任和就业压力。当地政府和妇联组织可以组织贫困妇女，组建学前儿童看护中心，将3岁以上的学前儿童集中看护。这不仅可以减轻贫困妇女的家庭抚养压力，让更多的贫困妇女有时间精力工作就业，改善家庭生活；还可以解决部分贫困妇女的就业问题。此外，儿童集中看护、集中教育也可以提高儿童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有利于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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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贫困地区女性脱贫问题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是关注弱势群体，即关注处于贫困地区及下岗的人群。贫困问题大大地阻碍了可持续发展的进程。贫困的本质是人本身的贫困。可以说贫困中低的人力资本的形成、低x平的人文发展会直接导致不可持续发展。在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中有60％的是妇女和儿童，其中大部分的基本素质都较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脱贫工作。我们要关注和探讨作为人类的一半的妇女包括由妇女构成的最贫困的群体的发展和进步。
一、人口素质低下――贫困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贫困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贫困不是指那种有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造成的短期或个别现象。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论及贫困产生的原因，逐渐形成了包括人口压力论、环境条件恶化论、自然资源贫乏论、政策不公论、资源短缺论等等。基于此认识，在扶贫对策上提出三种主张：一是加大扶贫投资力度；二是进行开发性移民，以解决贫困地区人口压力、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的问题；三是调整国家政策，变向东部倾斜为东西协调发展。这些扶贫政策对缓解贫困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理论都侧重于强调形成贫困的外部原因，而对贫困形成的深层次的原因――人口素质低下的探讨不够，以致于所提出的扶贫对策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消除贫困的作用。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口素质低下是改革贫困落后的最大阻力。
二、女性贫困人口素质低下的原因分析
(一)封建的生育文化
生育文化通常是指人们对生育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包括生育动机、目的及其对子女数量、子女质量的期望和偏好等主要内容，也包括婚育繁衍等方面形成的种族观念、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等等。生育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生育文化直接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
目前，在我国x大的农村人们以多生为目的，重视人口数量，忽视人口质量。“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男尊女悲”等思想还很盛行，这种落后的生育文化直接导致了区域人口膨胀，素质难以提高，过多的人口以及较低的人口素质，导致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过度开垦，使生态环境恶化；在劳动生产率较低的条件下，人均收入下降，陷入贫困，贫困又使落后的生育观念难以改变，从而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多胎生育和因贫困产生的生理和心理的压力使女性饱受痛苦。加上封建的生育文化中隐藏的歧视妇女、崇尚夫权又给妇女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
(二)落后的教育x平
1、社会投入不足。中国的教育经费支出占GNP的比重是比较低的。国际经验表明，教育投资增长要快于国民收入增长。教育投入一般要占GNP的6％以上。中国对女性的教育投入不足，贫困地区的女性受益更少。有资料表明：从1952年到1990年四十年间，男性接受大专教育的机会是女性的2．7倍；接受中等程度教育的机会是女性的1．9倍；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是女性的1．5倍。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男女受教育的权利平等，但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女性，主要是x大贫困地区的女性没有受惠于这种投资。
2、女童失学率高。贫困地区人均收入低，生活艰苦，来自家庭的教育投资非常有限。当家庭有困难时首先投资于男孩上学，当家庭缺劳动力时首先考虑是让女孩回家干活。每年100万失学儿童中，70％的女童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因失学而造成低素质的女性又正是未来贫困人口的主体。这种现象与其母亲受的教育程度低、素质低、思想观念保守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一现象的持续发展造成了贫困人口由物质贫困到精神贫困再到物质贫困的恶性循环，继而使女性素质越来越低。
(三)不良的健康状况
影响贫困地区女性健康的要素有：1、自然环境因素。地矿辐射、缺碘，饮用x不符合国家标准等生存环境的恶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口质量。2、贫困人口的换亲、娃娃亲，买卖婚姻大量存在，使得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更加低劣，一旦造成弱智又会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3、素质和卫生保健因素。一般来讲，文化素质是与健康状况呈正比相关关系的，较高文化素质的妇女具有较好的健康保健意识。贫困地区因为缺乏医疗机构、先进的检测设备及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使得贫困地区妇女的健康状态还没有得到根本好转。4、生活质量因素。农民家庭营养状况、饮食结构、住房质量、消费结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女性健康状况。
三、提高贫困地区女性脱贫能力的措施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到：如果不对穷人的人力资本做较大的投资，那么从长远来看，减轻贫困的努力不太可能取得成功。因此我们要加强对贫困人口尤其是女性贫困人口的教育投人。提高女性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即提高她们的人口素质。
(--)“治贫先治愚”，加大教育投资力度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直接向贫困地区注入援助资金用于“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农业基础产业。有资料显示：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每年向贫困地区注入40亿元左右的援助经费中，仅有1亿左右用于教育支出。有些地区由于教育经费不足，数个年级才有一个教师，小学生要到数公里以外的地方上学。大多贫困家庭的孩子特别是女孩连小学还难以念完。这种忽视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造成这些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极其低下，从而使脱贫目标无法实现。因此要树立“治贫先治愚”的战略指导思想，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仁)开展专业技能化培讥增加就业机会
中国的女性，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女性，由于素质低下而把大多数的时间放在家务上，这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可以利用现有的各种农业技术学校分批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力争使她们掌握一些专业技能，举办各种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培训。如手工艺品、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加大农业实用技术的宣传，提高女性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情。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乡镇企业，给她们提供就业机会。这样有利于经济收入的提高、人口素质的提高。而人口素质的提高又会带来经济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实现脱贫。
(三)改善女性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
我国多数贫困地区女性的平均身体状况不仅恶劣，而且明显低于本地区的男性。贫困地区的妇女生活较男子更为艰难，有限的家庭食品会首先满足男性的需要，女性的生活质量降至最低，大多成年女子营养不良，不仅体质下降，而且会直接影响子女的发育和健康。改善女性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刻不容缓。
1、政府直接进行干预、援助。和教育经费分配一样，政府的医疗卫生保障费用的支出多惠及城x居民，对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居民的关注严重不足。现行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计划，由于依靠地方筹集资金得以推行，而贫困农村的财政来源十分有限。在x西，有273个镇没有保健中心，占整个自治区总镇数的20％，这些镇大部分是在贫困山区。因此，单靠贫困乡村自身的力量是无法解决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政府必须直接进行干预、援助。要制定科学的贫困人口健康脱贫计划并严格推行。集中人财物，加快贫困地区卫生保健基础建设，培训专门的医务工作者。
2、宣传保健知识。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害羞的封建禁锢，多胎生育，恶劣的卫生条件，使得女性的健康更令人担忧。充分利用墙报、x播和电视等方式进行保健知识的宣传，减少疾病的产生。还可以由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分批到贫困地区义务进行咨询诊疗活动。
3、提高女性贫困人口的精神生活质量。健康不仅仅局限于生理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使贫困地区的女性缺乏独立的人格，思想保守，缺乏自信。没有生活的乐趣，繁忙的劳作使她们连看电视和听收音机的兴趣也没有了。
为了提高贫困地区的女性的精神生活质量，可以从培养她们的智慧和才干人手，增强她们的自信心。举行经常性的民间文艺活动调节人们的生活节奏，如：民歌、剪纸等可以增添她们生活的乐趣，让她们也拥有像都x女性的那种自信、进取、勇敢、竞争的品质，她们精神生活的丰富必将给脱贫工作带来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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