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军国民教育
军国民教育即军事体育.他认为"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背驰",不是理想社会的教育.但他认为当时"强邻交通,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即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必须用武力自卫,这就要实行军国民教育.就国内而言,为了打破当时国内封建军阀拥兵妄为的局面,就要"行举国皆兵之制","以平均其势力",也要进行军国民教育.后来,他把军事体育发展成为普通体育.他认为体育是培养"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重要环节,他说:"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体",如果
一个人的身体不健康,精神上也必感痛苦.他要求学生"各就所好,多多运动",以发达学生的身体,振作学生的精神.
2、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实利主义教育主要给人以各种普通的文化科学知识,发展实业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一定的职业训练.进行实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富裕程度,增强国家的财力,这样才能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认为"今之世界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财力.且武力之半,亦由财力而孳乳."同时,他还指出"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甚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他把实利主义教育,当成富国强民、发展国家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
他认为实利主义教育,不仅可以使人学到文化科学知识,还可以便人的思维"臻于细密",例如学习算学,既可以增加知识,又可以便脑力反复运用,使人的思维日趋细密.
3、公民道德教育
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他认为军事体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虽是"强兵富国"之道,但是,仅有两者还不够,还必须有公民道德教育.
"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日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皆尽于是矣."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道德观念.他提倡这种道德观念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相对抗,并企图通过这种公民道德教育使人从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改变被封建道德束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提倡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反封建的重大进步意义.
4、世界观教育
世界观教育属于实体世界,是"超轶乎政治的".他认为世界观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超轶乎现世之观念,而达于实体世界之最高精神境界."其现象世界间所以为实体世界之障碍者,不外二种意识,一,人我之差别,二,幸福之营求是也."通过世界观教育,就可以使人破"人我之差别”,泯"幸福之营求",人也就达于最高的精神境界,人生也就变得更有价值.
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倡世界观教育,并认为世界观教育是教育的终极目的,这点是值得重视的.当然,他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教育分为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观的基础上的.然而,他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去追求真理,追求有价值的人生,"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这表示了他对当时封建传统教育的否定,具有重大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5、美感教育
美感教育亦称美育.在我国把美育列为教育方针的组成部分,为蔡元培首创.他指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他非常重视美育,认为美育是引导人从现象世界过渡到实体世界的津梁.他指出,引导人们从现象世界过渡到实体世界不能用"旦旦而聒之"的方式,也不是"枯槁单简之言说"就能实现的."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教育家的任务,就是通过美感教育,使人达于最高精神境界.
他认为美育的作用在于"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
美育可以陶养憾情,使人日趋高尚;可以去私忘我,超脱利害;可以使人寄托于美的享受,去掉生活恶习,从而美化人生.
关于"展个性,尚自然"的教育思想
蔡元培主张教育要适应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实际,他说教育者应"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就象农家对待植物那样,"千则灌溉之,弱则支持之,畏寒则置之温室,斋食则资以肥料."为此,他极力反对违反自然、束缚个性的教育.他指责旧教育"是教育者预定一目的,而强受教者以就之;故不间其性质之动静,资束之锐钝,而教之止有一法,能者奖之,不能者罚之."
为了能"尚自然、展个性",在教学方法上,他重视启发式教学,提倡自动、自学、自己研究的方法.他说教书并不象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重要的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趣,使学生自动的求学.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一字一字地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解功课时,再去帮助他.他说"在学校不能单*教科书和教习,讲堂功课固然要紧;自动自习,随时注意自己发见求学的门径和学问的兴趣,更为要紧."他的"展个性、尚自然"的思想是一贯的,他任南洋公学教习时,就提倡"学生自己读书"以展个性.他任北大校长时提出"改良讲义"和"添购书籍"两个计划.提出讲义只列大纲,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教师口授,或自己参考,以期学有心得.
蔡元培的精神品质提及蔡元培，我们就会想起熟知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这种精神穿越百年，一直萦绕在万千学人的魂梦里，沉淀在那个令人怀想的年代和那位包容诸家的非凡气度的蔡元培先生的精魄之中……
纵观蔡元培一生成就，主要集中在北大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尤以北大校长期间，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最为人所称道。北大在蔡先生主校政期间，先后聘任陈独秀、胡适、梁潄溟、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又选贤任能的留任黄侃、刘师培、辜鸿铭等守旧派的学问大家，还有一批知名学者陈汉章、康宝忠、沈尹默、马叙伦、沈兼士、马裕藻等。不拘一格降人材的师资，培养出一批在后来享有大名的学者、知识分子如许德珩、罗家伦、傅斯年等知名人士，为国家建设和抗战储备了大量的人才。更难能可贵的是，蔡元培先生对于年轻人接受知识采取的是一种开放、宽容的态度，陈独秀致函胡适的信中曾有言：“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他认为学生应该自主的吸纳各方面的知识，慢慢形成自己的定见。对于新旧文化之争，蔡元培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他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树人等人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赞同的。但他同时也不排斥旧学者如黄侃、刘师培、辜鸿铭等人，他们也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同时也是学贯中西的学者。蔡元培先生的这种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注入到北大一股清新的血液和宽容、自由的学术风气，对于学生的健康理性的学养的形成有着极大的益处。
蔡元培先生还极力推动美育，认为美育是“扩充其知识，高尚其道德，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的中国社会从蒙昧到文明的一剂良药。他同时认为应当“求知识之外，兼养感情，就是治科学以外兼治美术”。他是民国提倡美育最力的学人，堪称“中国近代美育之父”。他还擅治伦理学、哲学、红学、民族学等多种学术领域，多次赴欧治学，可谓是学贯中西的教育家。正因为他的博学和广泛的学术志趣，才使他在治校期间大力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并贯注于他日后的学术活动之中。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这是多么可贵的学术思想和宽容的治学态度啊！
蔡元培先生的后半生，还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陈赓等共产党员。二十九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先生的一生，是闪烁着理性人文主义光辉的一生，是追索学术自由和兼收并蓄的人生楷模和光辉典范。蔡元培先生服膺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现代文化，基于科学”。而他倡导的学术自由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治校方针，只手缔造了新北大，使北大精神一直贯彻到了1949年。49年后的中国，对于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钳制，使我们更加怀想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我们缅怀这位胸襟宽广的一代伟人和学者，更是在呼唤中国涌现更多理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必将永载史册、流芳百世而不朽！
蔡元培的精神品质蔡元培先生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堪称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空中一颗璀璨的巨星。同为绍兴乡贤、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敬挽蔡先生联语曰：“大德垂后世，古今一完人。”
蔡先生的精神是崇高而伟大的，很难以几个方面去概括和表达。他的爱国精神、革命精神、科学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他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学生，对亲人，于公于私乃是真君子；对事对人诚为伟丈夫，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他用无限的爱作出无私的奉献。
与时俱进勇于鼎革
他的一生是紧跟时代的一生，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总是吸取着时代的先进精神，从不保守、永不停步。他从前清翰林而为反清斗士，为民国教育总长；从早晚熟读四书五经，到为革除封建教育制度日夜奔波；从信奉南北统一的国民党政权，到反对独裁专制，主张民权保障同盟，建立平等民主法治制度；从清共限共到信任共产党，寄希望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盼望建立人民革命民主政府，时代的每一进步、国家的第一鼎革，都可在先生身上体现出来。他不讳言自己从旧营垒出来，但他勇于学习先进。在时代风潮中，识别方向，始终在风潮之中，领风潮之先，从而成为时代的航标和革命的旗手。蔡建国先生说：“近代中国发展迅速，时代巨轮不断前进，一个人的思想也时有变化，或者拉车向前，或者逆流而动。”如康有为由维新而保皇；如章炳麟本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后来却成“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了。而蔡先生是“在动荡的时代里，在振兴中国的潮流中，始终追随进步，为中国的改革和近代化竭尽了全力”。
坚持正义独立不惧
蔡元培一身正气，对奸佞之徒、虚伪嘴脸恨之入骨。尽管身弱体衰，但正义凛然，不惧风霜。面对国民党专制政府对革命者行残酷镇压，任意杀伐之能事，他与宋庆龄、鲁迅等于1932年夏积极筹备，于12月底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民权，本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一，是人民应有之权利。但当时反动政府却肆意践踏，人民无丝毫保障可言，故组织是会。蔡元培在成立大会上以个人名义致词说：“我等的对象是人。即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保障的普遍人权。”他说人权是超党派的，超越国界的，对已定罪与未定罪的也没有区别。但在当时国民党独裁政府，人权受到极大的摧残，受害人首先是坚持抗战和民主的人们，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特务横行，绑架、囚禁、暗杀之风泛滥，但先生坚强不屈，凛然无畏。总干事杨杏佛被杀于街上，先生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去现场视察，组织善后事宜。在烈士成殓时，举行公祭，由先生主祭并致悼词，致词时泣不成声，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以后又在白色恐怖中，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吊祭，置生死于度外。抗日事起，先生已年届古稀，然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之赤心尤炽。1937年7月被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推为第二届名誉主席。蔡先生的一生中，时时刻刻体现了他是为国家独立民主奋斗到底的一个伟丈夫。
诚以待人无所不容
蔡先生是真正的君子。他以俭自奉，以诚待人；责己从严，待人以宽。在日常生活、工作作风、处世之身上无不体现一个大家的风范。特别是他的宽容精神，更是世之楷模，他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办校方针，让各种对立的学派，完全不同的主张自由竞争，各显其能。因此就滋养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真实学问的年轻学者，由此而酿发了改变中国面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先生兼容精神的历史成果。试想如没有先生的包容兼顾，哪来各种新的主义和学说？又哪有这么多迎潮流而上的文化斗士？所以先生的主校方针，固然改造了北大，更是改变了中国知识界、思想界，这真是包容一校而及于宇宙了。在这兼顾包容中，先生特别爱护青年，尤在五四运动中，奋勇营救被捕青年，不惜以辞职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他在学校殷切告诫学生，要以立大志，做大事勉励自己。他向学生提出四事：一立志，二勤学，三改过，四善责。他特别强调德、美育之重要。他要求学生养成博爱人类之心理，服务社会之习惯，故在校办平民讲演会、校役夜班、消费公社等，让学生接触平民百姓，让师生工友团结一心，互相了解，互相服务，从日常生活中养成诚实待人、友爱互助、宽容团结的精神和品德。先生之高风亮节使凡亲自经历过的人如沐春风，永志不忘的。
学而不厌清廉自守
先生的好学精神是惊人的，他自幼养成勤奋读书，独立思考的习惯，至老弥笃。一生无半日之怠懈，无一事之松驰，故能博通经史，错综百家，学贯中西。先生的好学不是关门读书，不是经院式教学，而且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学习，在使用中求知，使学习与应用充分结合起来。罗家伦说，“常见先生书房中挂了一幅自己的画像，上面题着‘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这是先生用来勉励自己的学习动力”。
先生的清廉自守是有名的。作教育总长时，自洗衣服，有人来访，穿短袄出迎，还手有皂沫。北大时，月薪六百元，政府克扣，又常周济他人，生活清贫，一餐一喋肉，一碟白菜，几个馒头。任中央研究长时，人见其经济困顿，增薪二百元，被他发现，立即退钱，并告知以后一切照规定办。1935年，蒋梦麟、胡适等决定为先生购一房以作70寿诞之礼。当时先生未有一处住房，全家租屋居住，书籍分藏于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多地。住房为先生当时最为缺乏之物。惜因抗战爆发，此一愿望亦未实现。上海即将沦陷，先生搬居香港。他认为人一要勤勉，多做工作多贡献；二要节俭，少索取少享受，在事业和生活两个方面做到有为而廉洁。所以他一生清贫生活，廉洁自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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