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明清之际，西风东渐，引起中西文化正面冲突的开端。西方文明，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工业革命，气焰万丈，其文哲、科技、经济、军备、地理知识、及造船技术，皆有空前的发展。西欧诸国以雷霆万钧之势东来，强行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满清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面临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生存危机。有识之士，确认自强更生之道，继而投身民族振兴的大业，并进入国际社会中奋斗，争取独立与保持国家尊严。
正如史学家所言，近代中国史就是一般中国的奋斗抗争史，而如今我们更当明白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法国史学家阿尔方有言：“挽救过去的事实，使之不被遗忘。”其言直击学习历史之目的。学习近代史就是让我们深记中国近代的屈辱与奋斗，更突出学习近代史的重要性。
而谈到近代史，我们往往可以想到颇多争议人物和事件，就个人学习近代史以来，印象深者甚多，然于此亦不一一作谈，仅聊几妄言谈谈“末路将军”赵尔丰。此赵者，一门四杰，他排行老三，老二亦甚有名气，乃赵尔巽。其余二兄弟皆是少年得志，考取进士。然而唯有赵尔丰丰屡试不第，只能以纳捐为官，后职于山东。尔后几经辗转，其赴任川滇边务大臣，正式开始其争议一生。准确的说在其任内所做所为并为得到后世及其当世人认可，史学家多称其为“屠夫”，而这一称号的来源其实就是“成都惨案”，而惨案的直接原因就是保路运动，起初赵尔丰并不反对保路运动，甚至为之做过争取，然清廷的不作为，而赵在儒忠的驱动下不得不谨遵清廷荒唐。据悉赵在下令开枪之前亦曾经长叹，足见其甚为无奈。然而，我们如果在往后续事件查看，赵尔丰实为牺牲品，惨案发生之后就发生了著名的“水电报”事件，整个xxx发生暴动。而另一事件就是哥老会的“同志军”早已整齐的包围着成都。后续的事件发生的如此之突然且看起来是如此齐整，就像是演练过多次的表演，实在让人感到疑问，这是“自发的”？还是有预谋？
然而最后发生的事件我们都相当熟悉，就是四川宣布独立，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轰然倒塌，而赵尔丰亦最后也逃不了死亡的命运。由此其实我们相当明了，赵尔丰其实就是一场斗争的牺牲品，在惨案后他不仅受到清廷内部的指责，还变成人民的公敌，后来他也成为革命爆发的一个合理依据。然就赵尔丰之死，郭沫若曾经写过：“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就这样，那个曾经说过“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的清廉官员赵尔丰就这样成了革命的牺牲品，然而我们说，其实赵之死其实就是清廷之死，腐朽落后终究逃不过历史进步潮流的淹没。其实就赵尔丰来说，他并非是未曾有过功绩，数次击退英人对西藏的侵略，其对治理边疆亦是有其一套方法，时人学者尚秉和评论：“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然而他确是屠杀过人民，无可否认。然历史功过，自有来人继续评说，勿敢继续妄言。
而谈到学习近代史及其我们如今所学课程，我想大抵有些许想法。就是我们是该继续以史实出史论还是史论中看史实。然而我们有一无法逃避的硬伤就是我们对史学理论的学习。西方近代以来史学长足发展，兰克学派，以及后来的年鉴学派以及美国鲁滨逊学派的新史学运动，而中国在近代的史学理论的学习则由一些学者介绍进入中国，其中不乏李大钊的马克思史学理论，和傅斯年引进的兰克主义和成立的史语所，以及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当然中国亦是不乏，乾嘉学派以及近代的疑古运动亦是极大推动史学的发展。然而到今现在，史学理论的学习并不那么普遍，甚至许多人并不知道，而学史的方法多为史实出史论这一固定模式，并无几许突破。假如我们在学习近代史，当然不仅是近代史方面，如果参杂教授史论知识，那对于我们学习历史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相当好的事情。史学理论其实是对历史知识性质的根本看法，学习史学理论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对著史者其对历史的态度更好的认识，对我们自身来说亦是可以产生一个思考的过程，准确的说是可以产生一个实践过程。我想说，史学理论的学习并不只是历史工作者的专事，人人皆可以习之，且其作用并不只产生于历史，于人的三观皆作用得到，并且可以上升到哲学阶段，并无一害。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思考关键词：蔡和森;近代中国国情;认识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蔡和森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运用这些原理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以及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
一、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及社会特点的探索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蔡和森最早提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该文指出：“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闽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1](p88)，首次提出了“半封建”概念。尽管这时蔡和森还没有跳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但是他已经迈出了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二二年九月，《统一、借贷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p107)，又提出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之后，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做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完整地指出，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很早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特点有其独到的论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蔡和森认识到，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他们的经济附庸，“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1](p107)。“中国的资本家”，“一面为国际资本所资助，一面结合野蛮的反动势力，来争取全国政权”[1](p88)。这就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指出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力量，控制着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以及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统治中国的社会特征。
二、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
如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样，蔡和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都曾认为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蔡和森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蔡和森在《反对敦请友邦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惟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倒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植中国的帝国主义”[1](p260)。这就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虽然是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p283)，同时又一次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p284)。这就区分了中国革命与前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再次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阶段虽有明显的变化，但是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1](p989)。这就既批判了“一次革命论”又批判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观点。由于历史局限性，他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做出区分，但蔡和森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和任务的认识上基本是正确的。
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的分析
关于无产阶级，蔡和森高度评价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早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蔡和森就认为无产阶级是“最能革命的”，“中国的唯一出路”，由无产阶级来实现“革命的统一”[1](p114)，包含了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者的思想。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明确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的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蔡和森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而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
关于农民阶级，蔡和森深刻地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蔡和森对农民问题较早的论述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文中，他认为“由资本帝国主义剥夺了生存方法的中国农民群众，本来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1](p657)。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农民在中国各阶级中占多数，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剥削阶级严酷的压迫，他们有着彻底的革命要求。同时蔡和森还意识到，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虽是革命的动力却不能领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之后，蔡和森在总结工人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的教训时，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孤军奋战，而需要可靠同盟，这个可靠的同盟就包含广大的农民群众。大革命失败以后，蔡和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国更重要”[1](p984)。这就更加强调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如果不联合广大农民阶级，就不可能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就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关于资产阶级，蔡和森同时也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能领导这次革命，而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由于政策不当、组织涣散也无力领导这次革命。一九二六年二月，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长篇讲演中回顾中国革命及党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在其内心是有革命需求的。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软弱妥协性，他们与军阀有冲突，又不愿意为消灭军阀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却不愿拒绝他们的援助。所以“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只参加了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1](p803)。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国民党”[1](p798)，他们“虽参加了革命，但领导的方法、策略是不对的，不知抓住群众”，因此“不能领导这个革命”[1](p803)。蔡和森还指出，“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不要革命”，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压迫革命”[1](p843)。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蔡和森未能像后来毛泽东那样准确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定位。但他将资产阶级进行了基本的划分并意识到在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可贵的。
蔡和森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革命性质以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但是这些探索和认识毕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思考民国年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时代主题“救亡图存”密切相关，侧重于外交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的研究，以为现实政治服务;同时中国近代史学科经历了从开创到完善的过程;这证明关注现实生活是史学发展的源泉。
[关键词]救亡图存;中国近代史;外交史
历史研究的目的为何?中国传统史家司马迁、班固、范晔、杜佑等均提出这一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杜佑给出的答案最直接：“将施有政”，即历史研究在于“经世”、“致治”，要为现实政治服务。
据学者统计，在1949年前，以中国近代史、近世史、近百年史命名的著作约34种，其中1940年前出版物约21种;数量不菲的专题问题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国难史、痛史、外祸史、侵略史、国耻史、失败史、租借地等命名的近代史的相关著作约83种;中外关系通史54种。
这显示史学界在研究方向上将研究重点从传统史学转向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近代史研究、对现实具体问题的思考，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史学现象。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的现实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中国逐渐丧失了领土、海关主权及治外法权。《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凸显。清末民初的中外关系中，中国处于完全被列强宰割的地位。“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现实政治情势，促使部分史学家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为与时代主题、现实走向密切相关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于是，中国近代历史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其中尤以中外关系为研究的重心。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关注的问题
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上自政府下至国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修约、废约运动，以改变中国国际地位、求与列强处于平等的国际地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国废约、修约的外交历程被打断。此后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转为全力解决中日冲突问题，以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亦与时代所赋予的主题相关。
中国近代史研究以解决当下的外交与内政等问题，这充分地彰显了中国史学家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关怀与影响。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二十世纪较早对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进行研究的著作。他认为鉴于李鸿章与中国近世关系，应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的角度评价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显示的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态度、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令人震撼，在当时的影响极大。学者称“独擅史林”。强大国力以“救亡”是刘彦提出的拯救时弊的方案。
李鼎声(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化史》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华侵略及其与中国各政治、军阀势力之间相勾结、侵剥百姓的事实，以激发民族情感、燃起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团结起来共同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此书“是平心最早发表的史著，也是我国现代学者运用唯物史观编写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钱亦石的《中国外交史》，讨论了当时政、学两界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弱国无外交”的问题。他认为，“这个解释是非常不正确的”，是当局推委责任的谰言，中国没有长远的计划与考虑，是导致中国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重点是系统论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是“两个过程”的论断的正确性、科学性，“代表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全新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政权的变更，是学术推动政治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利用大量的中外文件资料，以探究中日问题解决之道。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为研究重点，希望人们了解当时中外交涉的背景环境及其失策、责任问题。认为：目前中国内政、外交中出现的问题完全是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后果。曾友豪编的《中国外交史》详述了列强的对华政策及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以求解决的方案。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侧重于中国近代外交史。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蒋廷黻以“学术的态度讨论政治，又能以政治家的眼光反观学术。他视政治与学术为一体，视历史与现实为一体，视中国与世界为一体。”
王芸生编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7卷)的目的，是要警醒国人，关注中日关系发展的趋势，注意日本的真正动机，不要上日本人的当;激励国人团结一致、奋起救国。虽然王芸生谦称是编撰史实不是“作史”。但从学术角度研究中日关系或外交史的层面看，意义非凡，“常有公允中肯的评论发表。”“对外交史的研究，促进之功甚大。”(7)
以上所列诸学者及所著书目，都属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创建过程中较有代表性的。《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所列的1949年以前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数量可观，约近200部之多。这些著作是在民族主义的支配下，多为辗转选译、东抄西凑的编汇之作，缺乏根据完整的外交档案所作的细微地深入地个案研究，但在向群众宣传与动员群众的政治性运动上贡献极大。随着20、30年代清代外交史料《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的逐渐刊布，及世界各列强外交档案的公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三、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针对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束缚，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废约、修约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上下又开始以全力解决中日问题为外交的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解决当下的中国内政外交问题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成为必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近代史学科的著作和研究人才。从以上所述的有关中国近代史、近代外交史著作的主要内容看，外交史与近代史是二体合一的。这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救亡”问题相契合。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著特点。
20世纪早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多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受到海外史学家关于世界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及观念的影响很深。他们强调学术化、历史化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研究，强调通过档案材料探寻历史演变的真相。一战后各国外交档案的公布、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清季外交档案的公布，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形成了如蒋廷黻、张忠绂、王芸生、陈恭禄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严谨的、近于苛刻的学风。蒋廷黻称筹办“夷务始末的出版，是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以前研究中国外交史者虽不乏人，但是他们的著作，不分中外，几全以外国发表的文件为根据。专凭片面的证据来撰外交史，好像专听一面的辩词来判讼，那是不能得其平的。不过以往中国方面的文件，不但出版者少，且极零星;就是学者要考察中国的材料亦感困难。有了《筹办夷务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二书，以前的著作均须大加修改，并且这二书已引起全世界的学者注意。此后他们将逐渐知道中国材料的重要”。
从以上所述各书作者在著述过程中对史料的重视程度看，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思路上，他们非常注意史料的来源及考辨问题。他们不仅利用中国公布的外交档案材料，也利用国外开放的档案材料研究近代以来中外关系演变的真相。同时他们还以不小的篇幅在文中或序言中专论使用史料的方法、如何鉴别史料的价值问题，这是他们求真的学术精神的体现。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友豪编的《中国外交史》、蒋廷黻1931年、1934年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等均是利用档案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代表作。他们运用档案史料的叙事结构，影响了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创立、发展的贡献，在学界有口皆碑。
虽然他们自称要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但是他们以自己的学术精神关注现实的危机。他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交史，一方面开拓了一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以学术救国，为当下中国内政外交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与咨询，这也是他们在著作中所强调的。所以他们的研究，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有很高的现实政治价值。这是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还关注了中国的近代化问题，这与中国现实的“救亡”主题密切相关。近代史研究中关注的中国近代化问题，是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在他们著作中的反映，也是中国政界与国联正在开展的技术合作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在他们著作中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为了战胜日本入侵者而进行的物质上的准备。但更多的是通过对中外档案史料的爬梳、考证研究，找寻1840年以后列强对中国步步进逼、中国国力日趋衰弱、中外关系嬗变的原因，以“资治”现实中国外交问题、现代化问题的解决，包含着强烈的对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趋势等问题的关怀。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近代史研究的显著特征。20世纪上半叶中外外交档案的公布、对海外学者历史研究理论的借鉴、中国的现实危机共同造就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创与成就的取得。陈寅恪先生1930年6月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言中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蒋廷黻、陈恭禄以“冲击―反应”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范式，有利于人们深入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在应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所进行的外交部门的建制、外交人员的派遣、留学生的派遣等洋务举措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
钱亦石、李平心、范文澜等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同样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没有考虑到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没有与党派偏见相分离――没有党派偏见，某些学科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这是无可否认的。”
当时，有不少学者虽不以近代史为研究方向，如傅斯年、顾颉刚，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也注意对现实的关怀。即使被人认为从不谈论政治的陈寅恪也通过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在论文中曲折地表达了他对政治的关怀：“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这些学者与直接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一样，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学术为救国的工具，以笔做枪，希冀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才智。
近代史著作中所表现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是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有生命力的、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史学思潮，往往是和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发展。历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关注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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