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改革开放的眼光，以“实事求是”的理念释义每一条词目，才给《辞海》带来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也因此造就了“洛阳纸贵”的盛况，并奠定了《辞海》十年一修的坚实基础。
《辞海》十年一修,从1979版､1989版､1999版,直到明年即将面世的2009版,不妨把它们看作时代的一个个“定格”:从不同条目的“新陈代谢”,从对同一个条目的不同诠释,分明可以看到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个足印｡
抢购《辞海》要凭结婚证
一册书必须凭新领取的结婚证才有资格优先购买,这是不是天方夜谭?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的大喜日子,这个国家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恰在这个时候,凝聚着几代人心血的大型百科类工具书《辞海》正式出版了,一经问世,引起热烈反响,取得巨大轰动｡当时,一册《辞海》缩印本的售价是人民币22.2元,在“36元万岁”的计划经济年代里,这相当于普通人大半个月的工资｡谁能想到,一册厚厚的《辞海》成了人们争相购买的“必需品”!在黑市上,它的价格居然被炒到了原价两到三倍,却依然供不应求!
面对抢购局面,当时的xxx政府甚至还出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规定”:新婚夫妻凭结婚证,可以优先购得《辞海》一册｡于是,许多年轻人一大早去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领了结婚证后,又急忙赶到上海工具书店门口,而且还排起长龙,只为能购得一册《辞海》……
编辑部的老人们还清晰记得,湖北天门县的一位读者为购《辞海》,3年内跑遍了当地及武汉所有的书店,依然难以如愿,最后只得写信苦苦哀求《辞海》编辑部能够破格让其购买｡这种“洛阳纸贵”的空前盛况,现在听来几乎就像神话｡
“《辞海》的故事太多了!几乎每一个条目中,都包含着一段故事｡”一晃三十载,守候《辞海》三十余年的副主编巢峰今年刚过完八十大寿｡眼前的这位耄耋老者满头银发,双目炯炯有神,端坐在《辞海》编辑部的办公室里,提起一生为之奋斗的《辞海》,巢老神采飞扬,充满激情地与《新民周刊》记者侃侃而谈｡
《辞海》：为改革开放定格“改革开放”，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辞海》对它是怎样反映的呢？
《辞海》第二版于1965年出版。那时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苏联模式，《辞海》中当然没有“改革开放”条，收了“改革”条，作“改去，革除”解释。该版未收“开放”条。
《辞海》第三版出版于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未及反映，故对“改革与开放”的处理基本与第二版同。
《辞海》第四版（1989年版）增设了“改革开放总方针”，基本内容如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指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开放指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在广泛的意义上还包括对内开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也是一场革命。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中国是在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尤其要坚持对外开放，努力吸取世界文明成果，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辞海》第五版该条沿用了上一版的释文。
《辞海》第六版新设“改革开放”条，而把“改革开放总方针”作为参见条。在“改革开放”条中，除保留了上版的基本内容外，并有新的阐发：
1.除肯定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外，同时指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
2.明确指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创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3.明确指出邓小平多次阐发，中共十三大正式概括为改革开放总方针。
4.改革，是要从根本上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5.与第四、第五版只把改革局限于经济、政治体制不同，除指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外，还指出其它领域的体制改革。
6.与第四、第五版说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不同，第六版该条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把该条的质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改革开放”条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人们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真理的长河是无止境的，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自身的发展过程。它是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的一大创造。
这篇文章，虽不能说辞书记“失”，但从认识论考察，从没有认识到逐步认识，还是能给人以启示的。
《辞海》：为改革开放定格《辞海》前世今生
《辞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大规模的语文词书《辞源》｡然而,《辞源》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基本以语词为主,专业性较强,并不普及｡为此,中华书局决定编辑一部百科性质的工具书,并将这部书定名为《辞海》｡
著名学者舒新城先生主持编纂工作后不久,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闸北地区,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一部分人屈服于日帝的压力,竭力主张“砍掉”《辞海》,将语词部分变为《国语大辞典》,而把自然科学部分另成《自然科学辞典》一册,更有人提出删除“一?二八”､“九一八”､“塘沽协定”等条目,这些卖国“建议”遭到了舒新城的坚决反对,他坚持:“我国积弱,不能与强敌抗衡,敌污我之词不与辩论,已属屈辱,而敌人强加我之事实亦默而不提,未免不近人意｡”由于舒新城的据理力争,这版的辞海中才得以保留住诸如“塘沽协定:日军自九一八起,侵占我辽､吉､热､黑四省后,又陆续向关内进兵,威胁平津……”这样的历史政治性词条｡
《辞海》在1936年出版了上册,又于次年出版下册,出版之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应｡《辞海》相较《辞源》为后发之作,纠正了《辞源》不少缺点和错误,后出转精,堪称“后来居上”,渐渐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案头工具书｡据长期担任毛泽东主席警卫员的李银桥回忆,即使在延安戎马倥偬的岁月中,毛泽东也始终要求身边带有《辞海》､《辞源》两本工具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再看20多年前出版的《辞海》,已显得十分陈旧｡因此,重新修订势在必行｡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原《辞海》主编之一的舒新城先生,舒先生提出了编辑《大辞海》和《百科全书》的建议,毛泽东对此极为赞成,并建议舒先生挂帅中华书局,专门设立编辑部,以修订《辞海》为基础,随后编纂百科全书｡舒先生听说要自己挂帅编纂,立即表示为难:“一则经费有限;再则自己年岁已大;三则作者人手不够｡”毛泽东风趣地用“愚公移山”的典故劝说舒老:“你有儿子吗?自己不干了,儿子继续干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至于人手问题,现在有那么多的右派没事干,何不‘趁火打劫’一番,调用一批真才实学的人?”
这个提议顿时吓坏了舒新城,舒先生表示:“使用右派很为难,会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毛泽东哈哈大笑,“如果批右派批到你的头上,你这个‘右派司令’也是我让你当的嘛,右派的帽子我们两人共同分担!”随后,毛泽东又指示在场的xxx委书记柯庆施帮助舒先生解决具体问题｡195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前身),次年又成立了辞海编辑委员会,由舒新城任主任,罗竹风,曹漫之为副主任,修订《辞海》的浩瀚工程就此启动｡
1960年起的三四年时间里,《辞海》编纂队伍先后三次进驻外滩的浦江饭店,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全国的粮油都定量供应,浦江饭店却仍然有“四菜一汤”,另有中华牌香烟､糖果和茅台酒供应――为了修订好《辞海》,国家可谓不计工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此时的浦江饭店,云集了苏步青､俞振飞､丰子恺､裘沛然等各领域的大家,根据不同的学科,修旧补新,逐条逐字琢磨推敲｡
7年转瞬即过,1965年《辞海》终于编纂完成,但只是内部发行,称之为“未定稿”,这主要是为了留有余地,以便博采众议｡“未定稿”名曰修订,实为重编｡收词97723条,包括单字13587个,除大量新增条目外,保留条目也基本被改得焕然一新,比如“马克思主义(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先仅有88字简短介绍,未定稿则增至1508字｡相较老《辞海》,用“脱胎换骨”一词来形容新版本一点都不夸张｡
《辞海》未定稿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中央各部门的高度评价,本想在第二年开始正式发行,谁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爆发,襁褓中的新《辞海》被打成“字字句句都是毒的大毒草”｡上海70多个单位红卫兵组成了“批辞联络站”,不仅出版了《辞海批判》一书,还在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张春桥在一边添油加醋､不怀好意地说:“辞海那里好人怕是不多”｡从此,围绕《辞海》编纂者的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瞿白音､贺绿汀､罗竹风､巢峰等“骨干分子”,几乎无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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