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经济的影响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到了19世纪中叶，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自然进程，促成了其封建经济的解体，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和制度安排，从而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近代前期（1840—1919年)
1)鸦片战争后，在外国商品冲击下，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2)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外国商品进口增长3倍，中国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以资本输出作为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3)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军事工业和以利润、市场为基础的带有封建性的民用工业。
4)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外商企业利润的刺激和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诱导，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兴起；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工业有了—却步发展；1912—1919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短暂的迅速发展，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和面粉业。
该时期并存的几种主要经济形式
1)主要经济形式：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2)相互关系：自然经挤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一开始起到抵制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自然经济产生解体作用，后又由于中外反动统治的需要，这两种经济也出现相互依赖的关系；在自然经济解体的基础上及外国资立主义经济的刺激下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经济的产生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起到抵制作用，也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二)近代后期(1919——1949年)
1)国民政府建立后，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扩大资本输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抗战时期，日本对沦陷区进行了野蛮的经济掠夺；抗战胜利后，美国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
2)国民政府建立后，通过整顿税务、控制金融、改革币制等措施，建立了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统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统制经济政策，使官僚资本急剧膨胀；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将大量社会财富消耗在战场上，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3)国民政府建立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摧残，日益萎缩，抗战时期，民族工业遭到破产，解放战争时期，又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4)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根据地人民进行土地革命的同时，还领导军民进行了经济建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政策，并组织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解
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xxx开展了土地改革。
该时期并存的主要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1)经济形式：自然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
2)相互关系：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又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其它四种经济形式都对自然经济起着瓦解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相互勾结、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夹缝中生存，同时又具有依赖性，但由于受到剥削、压制而日益萎缩。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中外反动经济的重大阻碍，但它是最革命的经济，日益改变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
(三)过渡时期(1949年至1956年)：
解放后，人民政府没收国民政府的财产和官僚资本，将他们的企业比较完整地转为社会主义经济。
1950年～1952年，人民政府在全国开展了土地改革。
1949年～1952年，人民政府还通过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精简整编国家机构、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等措施，使国家财政经济取得了根本好转。
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6年底，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上被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
经济成了国民经济中的主体，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标志着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大大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1957年，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指标，一般都大幅度超额完成。
该时期并存的主要经济形式及相互关系：
1)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集体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2)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主导位，其余四种经济仍占很大比重，并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其趋势是最终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
(四)曲折前进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1978年):
从1958年起，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由于党中央及时采取了措施，从1962年起，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由于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的努力和广大群众、干部对“左”倾错误的抵制，经济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经济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1)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
2)相互关系：两种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
(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随后在城乡逐步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又分别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综合实力跃居世界前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科技水平明显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加强，外贸发展速度较快，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巨大变化。对这些巨大成就进行总结，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制度变革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资本高速积累、劳动力不断增加、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导的需求结构的变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该时期并存的经济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1)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
2)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主体，其余经济为辅助，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重要补充，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服务。六种经济形式并存，形成竞争格局，既推动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完善，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1978～20xx年的三十年间，我国经济以年均9.85％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这在世
中国经济发展史经济问题被认为是与所有政治和道德问题复杂地连结在一起的。中国的政治家们相信，他们能够操纵经济的发展，使之从属于政治的目的。
简言之，要使经济从属于政治，而非政治从属于经济。中兴的经济政策——遵循着政府在其他方面的中兴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通过适当地采纳传统的中国经济学的原则，能使传统的经济再次繁荣。在一个绝大多数人口的收入直接来源于土地，以及土地税向来是政府的主要收入的国度里，保护农业生产者是经济学的主要目标。
“重农抑商”的原则在经典和史籍中被一再强调，农业不仅继续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唯一可行的基础，而且是唯一合适的基础。然而，这决不是要扩大农业生产和增加农业税收，或按现代西方眼光，“繁荣”农业经济。中兴的目标是重建一个朴实和稳定的农业社会，在此社会中提倡节俭，强有力地抑制政府的开支、绅士的奢侈和农民的物质欲望。
凡是节俭和精明的管理相结合的地方，就不会有经济危机的发生。如王庆云——一位有经验和才干的经济学家——在1850年所指出的那样：时下，朝野上下皆惶恐不安，惊呼贫困。臣窃以为断无惊恐之理。毋庸另寻致富之途，只须严肃纲纪，治理得当，何有贫困之苦？基本沿袭了明朝制度的清朝财政机构，依现代标准来看无疑是臃肿的，但在当时是高度发达的，在其早期证明是有效率的。当政府能够维持和平和提供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时，它不用增加人民无法忍受的负担就能筹集到它所需要的金钱。
然而，户部及其有关机构应付危机时期税收减少和开支增长的能力是很差的。咸丰时代（1851—1861年）之前，田赋、漕粮、国内商业税和盐业垄断，是清政府税收的四个主要来源。清朝所保留的明朝的各种杂税，在经济上无关宏旨。田赋占了整个税收的三分之二，其税额是永远固定的。1712至1745年间的一系列上谕，正式宣布永不加赋。漕粮也是固定的，关税和官营盐价同样不能轻易地增加。
在这样的情况下，遇到一些不大的紧急事变，清政府可以赖其丰年结余下来的积蓄以及出售功名或偶尔卖官鬻爵的所得来应付开支。尽管19世纪严重的内忧外患所需要的新的支出对于旧的秩序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但直到光绪时期，开辟和扩大永久性的税源的重要性，才为人们真正认识。
把商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税源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士大夫总是把那些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人们视为寄生虫，当然他们自己不包括在内。由于担心形成一个富有的与之竞争的阶级，他们经常并有效地抑制着一切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国家垄断，通过常备粮仓来调剂粮价，周期性地打击高利贷活动，惩罚性的税收政策以及意识形态的禁锢等等，使他们的这种抑制获得了成功。
与中国的商人阶级相比，明治前的日本商人阶级要强大一些，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商人阶级则可称为巨人。除政府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外，中国高度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经济也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尽管某些专业化农业早被承认，像“蚕丝区”、“棉花区”这类名词已经使用，但每个村庄几乎都能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物品，每个家庭都能从事多种手工业。
绅士家庭也和农家一样纺纱织布。曾国藩在其家书中就询问过儿媳的织布数量。只有在养蚕区，才相对存在着很少一部分“职业专家”。这些人只从事纺织而不干其他活儿。其他一些“专家”，如陶工、泥瓦匠、木工、五金工人，也主要是农夫，他们利用农闲季节从事手工业生产，其产品主要是归自己或左邻右舍使用。货币虽然存在，但不是货币经济。
集市贸易自明后期以来就得到了广泛地发展，但它不是市场经济。由于对节俭的尊崇，由于缺乏追求财富的渴望，由于农民和绅士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由于这种制度给这两个阶级提供了相对安全的保障，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得到了加强。国外贸易比国内贸易更受到了传统的严格限制。人们觉得任何进口都无法补偿白银和茶叶、蚕丝这类有用物品的大量外流。采矿业虽然早已存在，但其重要性到19世纪时仍然受到怀疑。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它具有分裂社会的作用，另一方面，从道德上来说，既然没有人“种植”过矿业，那么，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开采、占有这一财富。人们也可能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和意识形态对社会变革的强大反对，中国人所具有的工艺主义倾向将使中国开始其工业时代，因为“前现代”技术已发展到了一个显著的程度。
犹如在此之前的耶稣会士，19世纪的观察家也已注意到，中国人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采矿、熔炼合金，有的方法连当时最发达的欧洲国家也不会。例如，他们能够熟练地焊接银块，雕刻玛瑙，修补铸铁中的孔眼，以及仅仅借助于楔、杠杆和车轮，就能搬运巨大的体积和重量。印刷业和丝织、制茶、制瓷、造纸业的工艺显示了他们在实际文明中的能力。
费孝通简明地指出：自然世界的知识是用于生产的知识，它属于农夫、工匠和其他以此为生的人们。而伦理道德的知识则是那些治人的劳心者所占有的工具。清政府的政策不仅没有违背经济学的古老原则，而且使这些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当西方商人变得急不可耐的时候，清政府则采取了一切措施以防止真正重要的外国贸易的发展。在整个清朝的统治时期，国家鼓励小农的发展，并对大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雇佣政策实行相对严格的控制。
依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原则，后来的许多“不符合儒学的”特权被废除了，越来越多的佃农成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史上，如同在中国的政治史上一样，中兴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由于传统经济的崩溃，由于那些对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就有所了解的新领导人物当权，变革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然而，虽然新政府是一个“明智的政府”，关心人民的福利事业，但它并不打算建立现代经济的基础，也没有一个如同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经济计划。这并不意味着中兴时期的领导者们不重视经济问题。
相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以及他们的一些同僚，都以自己的言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因为他们不作离奇幻想，而是抓住了生产和分配的现实问题。然而他们感兴趣的是恢复传统经济的“富强”，对牺牲传统制度以获致国家“富强”的措施则兴趣索然。在经济领域内国家采取的每一个措施都要以它对传统经济学的两个目的——国计和民生的贡献来评判。
这不是新的观念，但在中兴时期得到了新的强调。崇厚和苏廷魁据此分别主张发展直隶东部的水利和开垦黄河的旧河床。为了国计民生，增加治理黄河的费用是正当的：洪水会摧毁广大地区内的人民生计，随之而来的是盗匪盛行，然后酿成叛乱，最后国家出兵镇压，其军费开支远比兴修水利工程的费用为多。在刚收复的地区，特别强调对国计民生的重视。
胡林翼在湖北实行的那种减轻土地税的赋税改革方法成了一种模式，它明显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同样的原因，沈葆桢对江西地税征收方法的改进也受到了赞扬。但随后江苏地税的减少则引起严重问题，并由此围绕如何使国计民生这两个目的协调一致而展开了讨论。如果亚当·斯密在世的话，他会认为儒家的公众财政原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十分合理的。中兴时期的官员们认为，在制定一切经济政策时国计民生是相互依赖和同等重要的。
这种观点值得重视，因为：首先，在前现代的专制国家里，类似的观点很少见；第二，这些词的现代意义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中兴时期的国计民生概念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毫无共同之处。犹如其前辈，中兴时期的领导者们也把农业视为国计民生唯一可能的基础。他们从未怀疑过重建农业的优先权。在给地方官吏的指示信中，曾国藩写道：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
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不管怎样，“重农”就意味着给那些勤于农事的人民提供了生存的机会，但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不存在任何提高生产率、增加空闲时间和改善生活水准的动机。恭亲王在指出了不给人民提供生存的机会任何政府都无法维持后，接着赞誉了节俭，并抨击了奢侈。
需要指出的是，士绅本身也不渴望得到更多财富。在日记和家书中，曾国藩就一再指出，官员们建房置地是可憎恶的行为，他也谴责那种为儿孙们积聚财富的努力。就儿媳的行为举止，他给儿子提出了如下要求：新媳妇必须早起做饭，空闲时间从事纺织，绝不能使她认为，由于自己出身名门望族，就可以不参加生产劳动。
这当然不是平均主义。不追求财富的儒家思想告诫人们要注意适合他的阶级地位和环境的节俭，但它并不反对特权和地位，只是反对会引起社会分裂的聚集财富的努力。无论士农工商，无论家庭大小，只要节俭，就没有不兴旺的；反之，如果它奢侈，也就没有不衰落之理。那些迫切要求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欧洲人，也同抵制机器的中国人一样，承认濒于危险的是整个传统的文明。
《北华捷报》赞同中国官员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经验向他们表明，西方文明的进步是多么地阴险狡诈，对于他们的国家制度是何等致命的威胁。”一个赞成者写道：我们还将继续掩饰真相吗？……它将意味着所谓的中国哲学的消失和“士大夫”权力的废除。在占人类四分之一的自然财富被毁灭之前，为了人类的彼此利益，我们必须全力发掘和利用它。
半个世纪后，当一系列保守的改革努力已经失败，现代的机器和观念摧毁了儒家社会，但没能提供一种新的共同体结构和国家生活结构时，中兴时期的观点既然要维护传统的文明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经济的现代化，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针锋相对的批评。1920年李大钊奚落那些主张复兴儒学的领导者说：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
在1920年使中国免遭工业时代及其结果的影响的努力是愚蠢的，但在1860年代这种努力也许是徒劳的，但不是愚蠢的。中兴时期的经济计划是要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农业经济恢复到能继续作为国计民生的主要支柱的水平。这些措施包括：整治水利、恢复荒芜土地的耕作、开垦新的土地、努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与此同时，进行地税改革，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国家的收入。
通过征收厘金、盐税、贷款和捐纳，传统经济中非农业部分的赋税收入达到贸易所能承受的程度，这既是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又有利于抑制商业的发展。中国对新的不断增长的国外贸易征税很轻，这是因为条约对关税率作了规定。关税收入对于中兴时期的政府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但它并没有因此想到要鼓励国外贸易，以增加税收。
在金融和财政政策领域，政府勉强保持着货币的稳定，并尽量加强对国家收支的控制。但是，尽管政府的开支在不断上涨，然而这种上涨却从来没有被认作是长期高支出的政府的时代之开端的标志。新的开支主要用于临时出现的紧急事件。如果奉行节俭，那么，正常的状况将会得到恢复，在农业生产稳定的形势下，固定的相对轻微的税收将再次够用。
中国经济发展史摘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宣告了中华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到来。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经济体制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不完全，所以还要完善。191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论述了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说明了全国胜利解放后解决土地问题及社会经济中存在的成分，即社会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以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要目标，实现民族复兴与强、强盛。关键词：经济过度经济发展建设新时期
前言：国家从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过度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中国吸收前苏联的经验同时与自己的国情相结合在社会建设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当中国从社会危机中度过时由于正确的领导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的社会主义发展方针是中国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正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但是在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重要任务。在经济恢复工作中没收官僚资本，在企业内部开展民主革命和生产革命，确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1.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
1）恢复和发展。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36（国民统治时期最高水平）20%，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年产量均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工资平均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以上。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完成了第一项历史任务，而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即为第二项历史任务被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
2）历史与人民的选择。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国家工业化水平较低。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值中的比例为26.6%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为35.5%。1952年中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还落后于印度。如钢铁产量，美国为538.3公斤，印度为4公斤，中国为2.37公斤；发电量，美国为2949度，印度为10.9度，中国为2.76度。在1953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的中心环节，特别是大力发展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国防工业、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学工业。中国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工业化建设从此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3）过渡的道路。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一五计划实施前的679亿元，跃升到1957年的1068亿元；财政收入从1952年的183.7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310.2亿元。这一期间的工农业产品产量，也大幅度提高。粮食从1.6392亿吨增至1.950.5亿吨；钢从135万吨增至5.5万吨；发电量从73亿度增至193亿度；
货运量从3.516亿吨增至8.0365亿吨同时对农业实行合作化运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商业赎买政策。从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定。万吨增至5.5万吨；发电量从73亿度增至193亿度；货运量从3.516亿吨增至8.0365亿吨同时对农业实行合作化运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商业赎买政策。从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定。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发展
1）良好开端。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路线中，大会坚持既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方针。在大会中陈云提出“三个个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从而突破传统观念，为探测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打下了基础。
2）索中的严重曲折。1957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但是忽略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从而在同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而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而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府撤走全部专家，使得中国经济早1959~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
3）建设与探索的成果。从“一五”时期到1976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但是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仍然较快。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43.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是起，累计达4956.43亿元。
3.改革开放新时期
1）伟大的历史转折。1978年10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上讨论了从1979年起吧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和实行改革开放上的战略上来。
2）新局面的展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1750万个，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形成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式，设立了海南、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在1984年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决定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
3）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强调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4年初中共中央根据十四大的精神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20xx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4）20xx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参考文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八、九、十章）《中国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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