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国际传播中的偏见1
按照通常的说法，国际传播是指“主要依靠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就一般性的技术应用及信息走向而言，这个界定具有普遍意义；而当视线转向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舆论环境时，该界定就显然缺乏阐释力了。大量事实表明，国际传播不仅是一种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活动，同时也是国际政治、国际舆论斗争的一部分，其核心是话语权。也就是说，国际传播效果的优劣，一方面取决于一国发出的信息能否在他国顺利落地并被接受；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则取决于该国的传播理念及话语能否被国际社会理解、信任，入脑入心，达成共识。
如果说话语权是权力在话语实践中的体现，那么国际话语权就是国家权力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体现，它反映了各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个权力结构中拥有话语优势，它的思想、主张连同利益诉求就可以通过广泛传播大行于天下；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个权力结构中不具有话语优势，它的对外传播就会举步维艰，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现实双重因素的影响，西方话语在国际舆论场上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相形之下，中国媒体则常常处于不利地位，难以摆脱“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窘境。正因为如此，党中央从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角度出发，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话语能力由此成为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一项“核心能力”。
一、实现强国之路，必须掌握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
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聚合、建构的过程，具有系统性、历史性与连续性的特点。回溯历史不难发现，无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在它由弱国向强国转变的时候，都伴随着一个话语建构及至最终掌握话语权的过程。
我们以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美国独立之前，一直处于英国的殖民掠夺和高压统治之下；即便获得国家独立，经济上有了长足的发展，美国仍然被英国人（以及欧洲人）所鄙视，认为它缺乏历史和文化。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美国人开始利用舆论的力量构建自己的话语。在早期美国的报刊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胜任这项大业”之类的豪言壮语；美国《民主评论》和《纽约晨报》创始人约翰·奥沙利文更是提出了“天定命运”的口号，这一口号很快被美国舆论界接受并广为传播，成为鼓舞民心、打造美国精神、树立国家形象的利器。
与此同时，美国思想界也逐渐意识到，一国领袖，尤其是开国领袖代表着这个国家根本制度的合法性，因此，尊崇华盛顿与认同美国是一致的。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尚未形成厚重历史的国家来说，强化对于开国领袖的崇敬，将他树立为典范，是激励美国精神最有效的办法。这一理念很快成为媒体和舆论界的共识。尽管华盛顿在世时没少受到媒体的谩骂与指责，但是在他去世以后，媒体却高度一致地将美名和赞誉献给了他。从《华盛顿的美德》、《乔治·华盛顿的生平事迹：引人入胜的趣闻轶事、本人的荣耀和青年的榜样》的出版，到华盛顿诞辰100周年全国各地纪念性文章和传记作品的陆续问世，再到华盛顿思想的整理、加工、学习，到处都充满着对华盛顿的溢美之词。美国媒体及思想家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建构华盛顿精神，对这位开国领袖进行了全面的神化。而这一切无非是想告诉欧洲，告诉全世界：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业绩注定产生于美利坚，产生在美国这样一个孕育了华盛顿的伟大摇篮里。其结果是，在颂扬华盛顿的同时，美国建国的意义、美国精神以及美国文化逐渐得到认可、尊重与弘扬。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各国遭受了巨大打击，导致世界格局的变化。大洋彼岸的美国非但没有卷入战争，反而大发战争横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初步拥有了全球领导者的经济实力。为了赢得霸权地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试图以区别于旧殖民体系和大国均势理论的框架重构国际秩序。面对美国的崛起，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多有不甘并竭力维护原有的统治地位，致使美国建构世界新秩序和全球话语体系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二战以后，美国凭借军事、金融与贸易方面的优势，取得了对欧洲乃至世界体系的支配地位。依托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国将自己认同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向全世界输出，而将那些与美国民主制度不同的国家视为异端或政治敌手。与此同时，美国还大力进行文化输出，其文化产品负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对世界各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根据《大西洋宪章》的有关规定，联合国得以创立。为了达成战略目标，美国多次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联合国决议，向世界各国发号施令，联合国也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建构全球体系的一个支撑性平台。为了应对战后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还在欧洲成立了“北约”组织，在亚太地区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体系”。通过以上布局，美国成功建构了辐射全球的信息传播体系，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
冷战是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主导的“华约”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展开。为了在冷战中赢得主动，美国政府除了采取军事、经济、外交手段之外，还把心理战作为与苏联交锋的“第四种选择”。1950年7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一份文件，题为《国家心理战计划》（编号为NSC74）。该文件明确提出美国对苏心理战的目标：通过各种心理手段影响“铁幕”后苏联军民的心灵与思想以动摇苏联军事、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其不再对自由世界构成威胁；迫使克里姆林宫改变其国际关系，瓦解克里姆林宫权力集团赖以控制其他共产党国家的联盟；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卫星国民众以削弱苏联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和干涉，迫使这些国家的民众对西方世界产生向心力……冷战的结果是“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世界话语霸权地位也由此确立。
冷战结束后，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制、瓦解，中国则在这场大变局中逆势而行，并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这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视为异端，认为中国和苏联一样具有危险性。因此，冷战结束后美国即把中国作为潜在的竞争对手，针对中国设置了种种话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崩溃论”不见了踪影，“中国威胁论”则不断变幻出新的花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先是将中国界定为“竞争者”（competitors），继而升级为“对手”（rivals），针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和舆论打击也全面展开，这些在美国对华贸易战中已有充分体现。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将中国作为必欲打击的对象，把美国自身防控不力的责任甩给中国。一些美国政客还提出追责中国、让中国给予赔偿的无理要求。在“追责赔偿”的议题设置下，英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议员和民间团体先后提出起诉中国、赔偿“损失”的诉求。
二、国际传播中的底气与自信的核心来源
凡此种种不能不让人心生疑窦：长期以来美国为什么能够在国际舆论场上呼风唤雨、纵横捭阖，成为议程设置的主导者和全球话语的“带风向”者，并且总能如愿以偿？它的底气和自信来自哪里？
在我看来，这个底气和自信就是共同的价值观。
简单地说，价值观是人们基于某种思维定势对事物做出的认知与判断，它一旦形成就会主导人的态度与行为，具有恒久性的特征。因为价值观对于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政府将其纳入国家外交战略中，形成了“价值观外交”。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自威尔逊总统当政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价值观外交始终是美国外交的一条主线。从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尼克松的“多中心合作”、卡特的“人权外交”、克林顿的“民主理想”等等，美国一直谋求“给世界树立一个自由与民主的榜样”，并试图以美国的民主制度改造世界。正如奥巴马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0）中所说，“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价值始终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家安全资产”。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的价值”（ourval-ue）与“普世价值”(universalvalues)是互替使用的概念，这也充分表明二者之间具有同一性。
那么，美国是如何将一国价值转变为共同价值的呢？
首先，与美国历史上的援助战略有关。
以“马歇尔计划”为例。作为美国援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由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的欧洲援助计划，也称欧洲复兴计划。事实上，“马歇尔计划”带有浓重的冷战色彩，体现了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把复兴欧洲与遏制苏联结合起来的战略意图。在实施援助的过程中，“马歇尔计划”附加了许多不平等条件。在经济上，它一方面促进了战后欧洲的复兴，同时也加深了欧洲国家对于美国的依赖；在文化上，它通过大众传媒、影视产品以及各种消费品等推行美国价值观，抵制和打击左翼思想在欧洲的发展。由于欧洲国家在战后重建中有求于美国，它们不得不以牺牲部分主权为代价获取经济援助；美国则通过“马歇尔计划”掌控了欧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命脉。
战后美国对亚洲、中东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同样如此。细察之下不难发现，美国发展援助（特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史上的任何一个重大决策，无论是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还是肯尼迪推出的“争取进步联盟”及和平队，亦或是小布什政府的“千年挑战账户”，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按照美国模式和标准塑造受援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冷战结束后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例如小布什政府推出的“千年挑战账户”，明确规定了受援国在市场经济、政府治理、人权方面所应达到的标准。为了争取美国的援助，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按照这些标准对本国经济乃至政治体制加以改造。
其次，与美国的战略结盟有关。
美国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因共同利益而结盟，例如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情报联合体“五眼联盟”，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形成的会晤机制“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以及前面提到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的“轴辐体系”等。美国的军事同盟主要是“北约”组织，拥有30个成员国，主要任务是就国际重大的政治问题进行磋商，研究和制定统一的战略及行动计划，举行各种军事演习等等。由此可见，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拥有很多同盟者与追随者。这些国家和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体系和利益关联，有着相近的战略目标，因而在国际舆论方面常常与美国高度契合，易于形成对某个国家的合围之势。
第三，与美国的信息资源优势有关。
从历史上看，早期殖民扩张的过程，就是西方国家本着“先到先得”的强人法则在世界范围内攫取各种资源，包括信息资源的过程。长此以往，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信息走向便呈现出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特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后来居上的美国利用其语言、信息渠道、技术手段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他国媒体对其信息、信号的二次传播、多次传播，将本国的信息产品连同价值理念传遍全球，影响、制约着世界范围内的广大受众对于某个问题、某一事件甚至某个国家的看法。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认知、判断与评价，就是在这种历史性的建构中被格式化的。一些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或处于中立状态的国家，其媒体报道同样充斥着对于中国的负面评价，原因即是如此。
这就使我们更加明确了一点：国际传播领域的较量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较量。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价值观是国际传播体系建设的突破口与立足点
如前所述，美国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是以其价值观为基础建构起来的。这一话语体系具有某种结构性特征，它以自身经验强制性地嵌入其他国家的制度与经验中，却不相信、不承认、不接受超出自身经验和认知习惯的事物，对于中国的看法即是如此。
中国用4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道路，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却一直处于“普世价值”的悖论中：你讲贫穷、他讲价值；你讲发展、他讲价值；你讲富裕、他还讲价值，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以及各类变种都是这种思维定势的产物。这一思维定势与话语偏见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国际舆论，也实际干扰着中国国内社会共识的达成。因此，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的藩篱，在世界发展新态势和多样性的发展格局中掌握话语权，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话语优势。
毫无疑问，这个价值观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应对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与挑战为宗旨的思想观念。它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着眼于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合作大局，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成员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原则。因此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理念、目标与愿景，更是一种价值观——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在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孤立主义”“逆全球化”现象不断抬头，各种挑战、风险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这一价值观的意义尤为重大。
作为一种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某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观念具有很大的不同。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包括话语体系）是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之后又增添了冷战色彩，具有某种框架性的特征。它具体表现为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必然投射到国际关系和国际话语中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话语编码即源于此。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支撑，倡导求同存异，共谋发展，反对孤立、静止地看问题，突破了非此即彼、二元互斥的思维模式，为思考人类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从战略角度看，这也正是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突破口与立足点。
四、构建有思想性内涵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是当下的重任
目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经在较大范围内被知晓与认可，并且作为世界和平发展的目标与愿景被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所采纳。这是令人振奋的。那么，如何进一步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影响力，使之被更多的国家所认可与接受？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孤立的口号，而是与“一带一路”共建相互支撑的。
换句话说，“一带一路”共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践层面的推进，二者具有“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的逻辑关联性。这就要求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中国企业深入了解所在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及施政主张，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寻找彼此的共通点，并将这种交流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心理层面，充分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无需讳言，近些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屡屡唱衰“一带一路”倡议，抹黑中国企业：起初蔑称中国搞“新殖民主义”，后又指责“一带一路”项目制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陷阱”。美国的议程设置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国际舆论，对于“一带一路”共建的推进产生了负面影响。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国际舆论中的误解与歧见，中国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与所在地民众的沟通、交流，在保证共建项目顺利推进的同时，为当地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做好“惠民工程”；与此同时，企业也应通过各种渠道和平台把我们的诚意与善意释放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往我们的一些企业在这方面缺乏动力，也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手段。但是今天的情况毕竟有所不同，在中国面临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和新的舆论环境的当下，企业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发挥好传播主体的作用。因为从整体上来说这关系到国家形象，而不是局部性的问题。
其次，中国应以增进人类福祉的实际行动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深意。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做了最好的诠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始终保持密切接触，及时向它通报疫情信息，分享病毒毒株的全基因组序列，为各国科研人员共同研制有效药物和疫苗、开发诊疗工具提供了有力支持。中国还与欧盟、非盟、东盟、上合组织、加共体等建立了沟通机制，与国际社会进行技术层面的合作，包括及时提供疫情信息和防控诊疗技术，通过视频会、电话会等多种形式加强中外专家交流，分享经验与信息。当中国自身疫情控制逐步稳定、全球疫情面临严峻局面的危急时刻，面对来自多国的援助请求，中国开始向疫情严重或医疗条件薄弱的国家提供帮助。据新华社5月11日报道，中国已经或正在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援助，并积极为各国在华进行商业采购提供便利。中国还向多个国家派遣了抗疫医疗队，协助抗击疫情。这一患难中形成的合作机制一方面为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提供示范效应，同时也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中国的切实努力和行动，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
当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受到来自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战略防范和舆论打击，对于我们的抗疫努力和外援行动、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提示我们，作为蕴含着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排斥与打击，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进行长期努力。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需要指出的是，在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到具体行动中的同时，我们还应进一步深化对于这一共同价值观的认识，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这就要求中国的对外传播及涉外话语尽可能摆脱局限性，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国际化层面。
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中国政府还是媒体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并直接导致我们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行为偏差。具体表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要求我们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说话，说共同的话，然而国内一些传播者的思想观念却仍然停留在传统时代，表现出与大国气度、大国责任不相符的“小我”意识，和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叙事特征。例如在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绝大多数主流媒体能够对客观事实作出理性分析与评价，但是也有个别媒体调门过高，刻意强调疫情数字上的此消彼长，制作了“中国以外××××例，反超了！”的大字标题；有些公众号甚至以煽情的语言大发感慨：“这是开卷考试，都来抄中国作业！”“XX国家为什么不抄中国作业？”“你们怎么连抄作业也不会啊？”等等，充满了嘲讽味道，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极为不符。平心而论，从中国的抗疫成效中获得爱国自豪感无可非议，但是走向极端就不可取了。在信息全球传播的当下，这种言论甚至有可能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努力带来直接影响。有鉴于此，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亟待上升一个层面：由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引导下对话语资源进行组织建构，形成超越语言、言语范畴的、具有思想内涵的系统性的“陈述群”（福科语）。
综上所述，美国国际传播的底气与自信来自基于“清教使命论”和“种族优越论”的“天定命运”“天赋使命”情结，以及广泛结盟之下的共同价值体系；中国的国际传播底气与自信则来自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目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要素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其中。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来思考和规划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全球化思维格局。基于这一思维格局，中国在内政外交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举措，立足于地区和全球战略的新思想、新理念也相继提出。这些新思想、新理念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一种自我超越，也超越了长期以来占据国际社会主体地位的西方思想体系和发展模式。这种超越性的发展格局要求我们改变以往在国际传播中的“后卫心态”和以西方为中心反观中国的视角，树立大国自信，掌握话语权。这也是由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必然选择。当然，中国在进行对外传播和话语建构时应当避免两种倾向：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二者都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我们既要坚持原则，敢于发声，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讲究战略战术，以大国心态从容应对，以包容、和平、理性赢得尊重。（原文发表于《新闻与写作》20xx年第6期）
如何应对国际传播中的偏见2
一、中国人权发展状况及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强调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当家作主相对应的自由权、生存权和民族权。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摸索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在理论上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人权思想，在实践上也未能有效地进行人权保障，甚至出现了“文革”期间践踏人权的粗暴行为，加上新中国在几千年封建历史背景下成长，中国对人权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起步晚，起点低，远远落后于国际人权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权建设迎来飞速发展，经历了从批判人权、讳言人权到认真对待人权、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重大转折，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人权、怎样实现社会主义人权”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观，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人权成就。
二、中国人权在国际传播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世界局势、国际关系和国际人权发展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变化，导致中西方在人权领域展开激烈交锋，中国人权在国际传播中遭遇新问题，产生新冲击，面临新挑战。主要表现在：
1.中国人权建设成为西方首要攻击目标。
2.西方人权外交和价值观外交冲击中国人权发展模式。
3.西方国际传播体系话语强势放大中国人权负面因素。
4.中国人权国际传播方式方法错位导致国际认同较低。
综上所述，中国人权在国际传播中遭遇困境，既有观念上的差异，也有实践上的分歧;既有历史的偏见，也有现实的分歧;既有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有国内现实的制约;既有传播手段上的局限，也有自身建设上的不足。如何趋利避害，扬长避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以最民族、最现代的方式接轨世界文明，是中国人权国际传播的紧要任务。
三、中国人权国际传播的方法与路径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为全面、深入推进我国人权事业的国际传播，必须站在全球化高度看待人权问题，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不断探索人权中国化模式的同时，还应充分关注人权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积极思考中国人权国际化接轨的方法与路径，并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做好人权事业的对外传播工作。
1.营造良好外部环境顺应人权全球化发展趋势。
2.广泛吸纳世界人权思想的积极成果接轨世界文明。
3.大力改善国内人权状况整体提升国家软实力。
4.创新国际传播方式方法促进价值观对话与沟通野。
(作者周波系xxx委宣传部副部长)
如何应对国际传播中的偏见3
新闻宣传工作由于受众和任务不同而有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之分，其中对外宣传面向的是国际受众，竞争对象主要是西方主流媒体。毋庸置疑，国内媒体要想在国际上打拼，不仅有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障碍，还要应对极其纷繁复杂的斗争环境。
如今的国际舆论场还是一个深受西方主流媒体影响、甚至操纵的空间。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闻提供者，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等西方通讯社的强势地位依然无法撼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伦敦金融时报》等为数不多的几家西方媒体拥有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所不具有的国际话语权。它们是西方在全球范围内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推销西方式民主、打压第三世界国家和新兴国家的重要工具。它们惯常以有色眼镜看待和报道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或者认为有可能挑战其权威的国家，对弱小欠发达地区甚至其本国的弱势群体更是冷漠待之。
可见，指望这些媒体能够客观、公正、真实地报道西方世界之外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和所表达的观点真可谓缘木求鱼。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的宣传，让西方受众对中国缺乏全面了解。[1]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媒体还时常危言耸听、混淆是非。在其引导下，西方受众容易先入为主，在很多与我国利益攸关的问题上，形成对我国不利的国际舆论。
鉴于此，这些年各外宣媒体在中央的要求和部署下，都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和覆盖面，肩负起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任，使中国的声音和主张传播到包括西方主流社会在内的世界各地，以促使国际舆论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转化。这也是外宣媒体服务国家对外战略、维护国家利益的职责所在。为了更好地履行这一职责，外宣工作者很有必要了解西方媒体在国际报道中无处不在的媒体偏见以及其种种表现形式，从而做到知彼知己、积极应对，让中国故事和中国道理在国际舆论场广为传播，以增加对外宣传的针对性、有效性，让我们在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斗争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西方媒体对第三世界和不发达地区的报道常常比较负面而且带有偏见
在全球化和新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拥有更多国际话语权的西方媒体本该以一种更为全面、准确、客观和平衡的方式向国际受众呈现世界的本来面貌。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自20xx年6月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中东迅速崛起后，恐怖袭击事件在世界各地频发，而西方主流媒体对发生在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等西方国家的恐袭事件总是大篇幅、长时间地予以充分报道和关注。而对发生在其他国家，比如土耳其、也门、黎巴嫩等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则明显地关注和报道不足，这种不合理现象已经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不满，认为这种反恐报道中的双重标准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团结和国际反恐大业的推进。
实际上，在新闻传播界，西方媒体对国际问题的报道早就被人诟病。包括西方传播学者在内的很多研究表明，西方媒体有关其他国家的报道不但非常肤浅，而且碎片化。随着传媒在西方的集中垄断愈演愈烈，西方媒体也越来越趋于同源化。它们总是以欧美国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判断事情的是非曲直，很少关注和全面、客观地报道欠发达地区的观点和新闻事件。
早在1992年，新加坡亚洲媒体信息与通讯中心首席研究员卡林加·赛涅维拉特尼对1989年至1990年澳大利亚SBS电视台的亚洲报道栏目进行的研究就已表明：这档旨在报道亚洲的栏目对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所勾画出的形象是冲突、内战以及无能的领导人，这样的节目并没有提供有用素材让观众感知其他亚洲国家在那两年里所取得的进步。①
一项针对20xx年澳大利亚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的《悉尼晨锋报》为期四周的调查显示，该报纸对第三世界的报道亦颇为差强人意。安东尼奥·卡斯蒂罗在其调查中发现，《悉尼晨锋报》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报道存在不全面、缺乏背景和场景介绍等问题。②在他所调查的四周时间里，该报共发表了89篇有关亚洲的文章，这些文章只能让读者构成对这片大陆的下述不良印象：政治高压、违反人权、自然灾害、恐怖主义和贩毒制毒。更有甚者，该报20xx年5月8日的头版用很大篇幅报道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消息，而对造成至少3万人死亡的缅甸龙卷风自然灾害事件却着墨甚少。如此明显的区别对待说明，该报纸编辑方针中存在着对不发达国家固有的偏见。
与此同时，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媒体对“克莱德斯代尔报告”的不负责任报道也令人大跌眼镜。乔里斯·德·布里斯在一项案例分析中写道：“20xx年5月20日，新西兰主流报纸《新西兰邮报》（TheDominionPost）在头版发表文章称，来自太平洋岛国的移民拖累新西兰经济。文章的来源是梅西大学经济学家克雷格·克莱德斯代尔博士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后来证实，克莱德斯代尔博士将他的研究成果以新闻通稿形式用电子邮件发给了包括该报在内的多家新闻机构。该报道刊发后，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广播电台脱口秀节目以及互联网上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针对太平洋岛国居民的歧视和充满偏见的言论甚嚣尘上，由此引发太平洋岛国各国人民和政府的强烈不满。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有证据表明，克莱德斯代尔报告本身就漏洞百出：不但引用的数据早已过时，而且没有参考和援引与其同期发表的结论截然相反的其他研究成果。”③
如果《新西兰邮报》在刊发前能核对一下“克莱德斯代尔报告”里所引用数据的有效性，结果肯定会大相径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长期将这些岛国移民视为二等公民，《新西兰邮报》和此后不加甄别就竞相转载这一严重失实新闻的新、澳两国媒体宁愿被自己的直觉牵着鼻子走，放弃了核对事实这一新闻的基本原则，因而铸成大错，造就了南半球新闻业近年来的一桩重大丑闻。
以上事例无可辩驳地说明，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对有关第三世界和不发达地区的新闻报道常常有失公允，更谈不上有同情心了。
那么，具体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情形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相信看了下面的案例研究，结论自会不言而喻。
二、以胡士泰案为例，看中澳媒体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差异
危机发生之时、尤其是国与国之间有重大事件发生时，观察和对比两国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总是能发人深省。20xx年7月发生的胡士泰案，以及此事所引发的中澳关系紧张就不失为一个研究中西媒体差异的绝佳样本。
20xx年7月5日，澳大利亚铁矿石企业力拓公司上海首席代表、力拓中国区哈默斯利铁矿业务总经理胡士泰(SternHu)等四名力拓员工被xxx国家安全局以涉间谍案为由刑事拘留。此后，胡士泰以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侵犯商业秘密罪被起诉，于20xx年3月被xxx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10年有期徒刑。由于胡士泰的澳大利亚籍身份，他被捕当时在澳大利亚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中澳媒体竞相关注、报道和评论的重要新闻事件。
通过检索、比对和分析新闻数据库Factiva里《中国日报》《澳大利亚人报》和《悉尼晨锋报》在该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里所有相关的新闻、深度报道和评论，笔者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两国媒体对事件的报道角度有何不同？是否各自为两国受众提供了准确、平衡和客观的报道？分析和评论是否专业、公正并合乎职业道德规范？
调查显示，《澳大利亚人报》当月有120篇文章与胡士泰案有关，《悉尼晨锋报》有50篇，《中国日报》有11篇。从内容看，作为中国唯一一份全国性英文日报的《中国日报》援引官方说法，对案件本身进行了及时客观的报道，分析事件对铁矿石行业的影响，还以署名评论形式对澳大利亚媒体的偏激和不当言论进行了及时反驳。而发稿量加起来是《中国日报》十几倍的两家澳大利亚报纸又是如何报道的呢？
澳大利亚的这两家报纸传统上对很多本国和国际上有争议话题的看法总是针锋相对，然而对胡士泰一案的立场双方却如出一辙，都把矛头指向了中方。不但连篇累牍地采访胡的家人、同事，用他们的一面之辞为其开脱，还毫无根据地猜测胡士泰被抓是中国报复此前中国铝业对力拓的收购没有成功。有的评论和专栏文章竟无理指责中国法律不透明，甚至联系人权问题、妄议中国的政治制度，并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等。
仅从下面这几个新闻标题来看，澳媒对中国的无理指责和火药味就已经跃然纸上了：“胡士泰案的背后是报复和索取经济回报”（《悉尼晨锋报》，7月11日）④“来自我们邦交国的不安全感”（《澳大利亚人报》，7月11日）⑤“中国的安全法本身就见不得人”（《悉尼晨锋报》，7月16日）⑥“与印度交好，踢开中国的好处”（《悉尼晨锋报》，７月17日）⑦“不要向霸道的北京低头”（《澳大利亚人报》，7月23日）⑧。
这些文章不仅违反了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原则，它们所表达的片面和模式化的观点也违反了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中对客观和公正的要求。片面、一边倒的表述是典型的媒体偏见，其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一边倒；片面的材料选取或表述；阻碍公平或均衡的倾向或取向；情绪化或感性地偏向某一方；歪曲事实的偏袒；个人化或者无道理的判断、先入为主或者带有个人喜好的意见。⑨
在这两家澳大利亚知名报纸的连番炒作下，澳大利亚国内对胡士泰一案的报道和评论几乎完全一边倒：公允、冷静之声甚少，大做文章者很多。借机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对澳大利亚本国的舆论导向起到了很坏的作用，使公众舆论朝着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越走越远，最终，此事件导致中澳两国关系降至多年来的冰点。
相比之下，《中国日报》的报道要客观、冷静得多。从下面几篇文章的标题就可见一斑：《力拓案涉多起商业贿赂》（《中国日报》，7月15日）⑩《呼吁澳方正确看待力拓间谍案》（《中国日报》，7月23日）?《谨慎对待力拓案分歧》（《中国日报》，8月5日）?。
由此可见，即使是同一个新闻事件，中、西方媒体的报道角度也可能是千差万别。在报道与中国有关的新闻时，各种形式的媒体偏见更是层出不穷。在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态势下，这些带有偏见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不断地从消极、反面的角度塑造着国外受众对中国的观感和中国的国际形象，使国际社会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形成于我国不利的国际舆论氛围，严重阻碍我们对外传播能力建设的努力。
三、外宣媒体应积极应对西方媒体偏见，讲好中国故事，说清楚中国道理
西方媒体在国际报道中根深蒂固的媒体偏见和双重标准无疑给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增加了难度，每一个外宣工作者都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新闻作品，向世界展示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正义之声和合理诉求，增进中外的相互理解、缩小认知的差距。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放大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音，逐步消除西方媒体偏见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从而重新构建一个对中国更为客观、公正的国际舆论环境，提升我们的国际传播软实力，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每一个外宣工作者都要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自20xx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多次表述。20xx年8月19日，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20xx年7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前夕，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海外版“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成为海内外华人华侨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3]总书记的这些要求为外宣媒体指明了国际传播的方向和着力点。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令世界惊叹的深厚文化底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向小康社会迈进的坚定步伐，中国对世界和平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这些鲜活的画面和生动的点滴都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大力宣传我国经济发展成就和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介绍我国民主政治、社会进步、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和科技创新，讲述中国人、中国家庭的精彩故事，引导国际社会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要大力推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创新成果，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4]
外宣工作者要在遵循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的新闻原则基础上，在以我为主、正面宣传的前提下，奏响弘扬主旋律的强音，让中国的声音在世界范围广为传播，让这些充满正能量的中国故事不断修正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校准世界对中国的评价。
为了讲述好中国故事，我们必须开拓进取、锐意创新，用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和新视角向世界全方位地报道中国。首先，外宣工作者都要修炼融通中外的内功，加强对国情的了解和把握，要用西方受众听得懂的语言、习惯的表述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避免喊口号、内容空洞或党八股式的说教。除了要学习和提高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的水平之外，外宣工作者的政策水平也至关重要。对党和政府大政方针的权威解读需要依靠一支政策水平高的专业化记者队伍，如果新闻记者研究问题的能力强，熟知所报道的领域，那么就能够在第一时间向相关领域最有发言权的消息源提出最核心的问题，这样就会提升报道的不可替代性和说服力。[5]新闻的不可替代性和说服力保证了新闻的独家和传播效果，是确保我们能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
其次，要遵循新闻规律，扩大报道面，注重可读性和时效性，侧重有对外角度的话题。在坚持正面宣传的前提下，遇到问题不刻意回避，本着揭露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分析问题的成因并给出建设性的建议。中国之大，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不奇怪，每当有事之时，外宣媒体更要及时发声，引导外界舆论正确、客观地看待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负面新闻，外宣媒体只能正面疏导，不能避而不报，要力争从正面和建设性角度报道负面新闻。可以客观分析原因、总结教训以及查漏补缺，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媒体的公信力，让中国声音在世界舆论场上传播得更远、更响亮。
再次，根据外宣媒体自身特点，结合国家重大主题外宣活动和重要新闻节点，主动设置议题，引领国际舆论关注中国故事、倾听中国声音。维基百科对议题设置理论（theagenda-settingtheory）的解释是：它是1968年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克斯·麦克寇姆斯博士和唐纳德·肖博士提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某个新闻被频繁和显著地报道，受众就会认为该事件越发重要。?
长期以来，在国际舆论场上，讨论什么话题、关注哪些事件似乎都是由那几家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媒体说了算。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凸显出议题设置的重要性。要想打破这种西方媒体对话题的垄断，我国的外宣媒体必须提高自主设置议题的能力，主动引领国际舆论的风向标，让其指向我们希望的方向。
在这方面，站在外宣前沿的《中国日报·东南亚版》这几年进行了有益地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从20xx年5月31日创刊伊始到20xx年底，这份四开32版的周报共设置新闻议题近400个，其中以各种方式主动设置的新闻议题达到200多个，并呈逐年递增趋势。
设置的重大新闻议题包括：习主席访问巴基斯坦、习主席访问印尼并出席万隆会议、习主席访问越南、习主席访问新加坡、习马会、习主席出席菲律宾APEC峰会、习主席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并出席G20峰会、习主席访问韩国、李克强总理访韩并出席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李克强总理出席中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中国东盟博览会、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逝世及尼泊尔地震等。
主动设置的议题包括:“中国梦”“一带一路”建设、“十三五”规划、中国“两会”、中国自贸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反腐、中国经济发展、中国高铁走出去、亚投行建设、中国的大国外交、尼泊尔地震重建中的中国角色、中国同东盟各国关系、亚洲区域发展和融合、湄公河流域安全问题、地区石油和能源问题、粮食问题、地区环境与生态保护、亚洲银行业发展、亚洲旅游业发展、亚洲教育问题和亚洲中小企业发展。
不难看出，这些话题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议题，中国周边外交的所有重头戏、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交往和互动的主要方面、东南亚国家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和地区热点话题。这些议题设置致力于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密切关系，反映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不断加强的交流与合作，向东南亚地区受众客观、公正、全方位地介绍和深度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热点新闻话题，并从中国视角对区域性问题进行深度解读。在坚持“以我为主”“正面宣传”的大前提下，用目标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主动讲述中国故事、积极传播中国声音，让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在地区舆论场成为持续热点，从而有助于我们提升地区话语权，并最大限度地体现和维护国家利益。
除了讲好中国故事，外宣工作者还有一个责任，那就是要说清楚中国道理。由于立场不同，在一些问题上、尤其是和我国利益攸关的问题上，比如南海问题、人权问题以及西藏和新疆问题，西方媒体总是和我们唱反调。有时候众口一词，明明我们有理，也被说成无理，他们所宣扬的歪理反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大行其道，形成于我国不利的国际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外宣媒体必须及时发声，勇于同西方媒体争夺国际话语权，积极主动地阐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国际话语权的拼争，就是争夺影响和调控国际舆论的权力。当今世界，谁掌握了国际话语权，谁就能先发制人，在解读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评说国际事件，甚至在制定和解释各种国际游戏规则的复杂竞争中占到优势，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6]外宣媒体要以评论、言论和社评等形式，摆事实、讲道理，对热点国际和国内问题及时点评。除了充分解读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还要把中国的观点和主张及时、准确地表达出来。要有理、有据、有节，切忌只表明立场，只下结论，而没有理性的思辨。为了注重实效性，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网上用短评和快评等形式第一时间发声，让世界在第一时间听到中国的声音和观点、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受众的对中国观点和中国道理的认同和认可。
注释：
①Seneviratne,Kalinga(1992),‘Achatinthesittingroomorbarkingoverthefence?(AustralianmediaattitudetoreportingAsia)’,SeminarpapersNo.4,AustralianCentreforIndependenceJournalism,September,1992.
②Castillo,Antonio(2008),‘FourweeksintheWorldofTheSydneyMorning’,inStateoftheNewsPrintMediainAustralia2008Report,AustraliaPressCouncil,Sydney,December2008.
③DeBres,Joris(2009),‘TheClydesdalereport:Issuesofmediaandacademicresponsibility’,PacificJournalismReview,Vol.15,Issue1,May2009,pp149-167.
④http://business.smh.com.au/business/revenge-and-payback-lurk-behind-hus-detention-20090710-dg16.html
⑤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diplomatic-state-of-insecurity/story-e6frg6n6-1225748377299
⑥http://business.smh.com.au/business/chinas-secrecy-laws-are-a-secret-20090716-dmig.html
⑦http://www.smh.com.au/federal-politics/letters/court-india-and-spurn-chinas-advances-20090717-do50.html
⑧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dont-kowtow-to-beijing-bully/story-e6frg6n6-1225753636995
⑨Sloan,Wm.DavidandMackay,JennBurleson(2007),MediaBias:FindingIt,FixingIt,Jefferson,NorthCarolina,McFarland&Company,Inc.,Publishers,pp6.
⑩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09-07/15/content_8428834.htm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09-07/23/content_8461305.htm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09-08/05/content_8521774.ht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genda-setting_theory
参考文献：
[2]习近平强调: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EB/OL].
http://www.gov.cn/ldhd/2013-08/20/content_2470599.htm.
[3]习近平就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EB/O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521/c1001-27038345.html.
[4]刘奇葆.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国家良好形象[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14/c_1112473487.htm.
[5]程云杰.外宣媒体的海外公信力[J].对外传播,2013(4).
[6]周锡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报道中的国际话语权问题[J].中国记者,2009(7).
（作者系《中国日报》社主任编辑、《中国日报·香港版》及亚太分社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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