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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启示论文
【摘要】国内掘进技术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发展，不断趋于成熟，也逐渐缩小了与国际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掘进技术的成熟保证了煤矿采煤工作面的正常接替，为煤矿的高效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就笔者数十年在煤矿掘进工作的经验，探讨一下关于煤矿掘进技术的发展历程，有不足之处请指正。
【关键词】掘进技术；发展历程；煤矿
在国内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现阶段，煤矿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水平提升的当下，对于煤矿开采和生产工作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煤炭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且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中对煤炭的需求量与日俱增，要求在掘进作业中引入新技术和新工艺。从中国煤矿掘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现状来看，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还存在很多实际问题，对现代煤矿掘进技术进行改进和优化，已成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必经之路，对于煤矿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要对其问题予以高度重视。
1中国煤矿掘进技术发展综述
1.1光面爆破技术
光面爆破技术，是迄今为止，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的一种煤矿开采掘进技术。该技术以较好地确保岩围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为基础，根据设计的轮廓，岩层更精确地发生断裂，使岩面更加的平整、规则。光面爆破技术对于围岩的稳定性破坏程度小，掘进的速度快；然而，光面爆破技术一般情况下需要借助更多的特殊设备才能得以应用，并且对钻孔精度有更高的要求，所以爆破工序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
1.2掘锚一体化掘锚机组
目前，在中国煤矿掘进作业中，所用到的掘锚一体化掘锚机组大多数都是以连续采煤机为基础的发机结合。一台设备可以同时具有掘进以及支护两种功能，使掘进和支护设备大大减少了换位作业所花费的时间。由此，颠覆了传统的单一作业的方式，改善了煤矿开采流程，凸显其可靠、快速、自动化、高效率的优势。
1.3负载反馈调速技术
于切割牵引速度来说，它是煤矿掘进机的重要工况参数之一。它不仅与掘进机自身密切相关，而且与煤岩的硬度、机器的钻入深度以及切削厚度都密切相关。负载反馈调速技术以切割牵引速度为核心，通过比例多路换向阀、变量泵-负载反馈无级调速等调整切割牵引深度，由此来确保掘进机工作时的可靠性。
1.4分裂机及液压锤的积极应用
当今，科学技术正在逐步发展，中国通过对先进掘进技术的学习及研究，自主研发了一系列的先进掘進机器，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分裂器和液压锤。于煤矿掘进作业之中实现了分裂机以及液压锤的联合应用。需要首先利用分裂机把矿岩分裂，之后使用液压锤把已经分裂的矿岩粉碎，再装车运送，这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精确性及可操作性。
2煤矿掘进技术的应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在煤矿掘进技术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最初表现为规模小和成果小等特点。同时存在机重较轻、破岩能力较差、设备功率较小、可靠性较差等问题。1979年以后，悬臂式掘进机得以实现了相对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在40多年中，经过不断研发，已开发研制出20多种不同型号的掘进机，逐步形成系列化产品；但总的来说，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掘进机技术的可靠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现在来看，煤矿掘进技术的应用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挖掘机。遇到岩石时，挖掘机会产生较大的振动，极其容易导致电气元件损坏、缩短机器寿命；
（2）挖掘机需要在每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补充油量。但井下注油，常常会有灰尘进入管道，对挖掘机进行维修时常会大大降低工作效率；
（3）掘进机应根据巷道宽度更换不同的铲板。在更换铲板时，中国的许多掘进机必须首先要将行走部拆除，这大大浪费了人力、物力以及财力；
（4）于一些大型的掘进机来说，由于受到其自??身的尺寸和承重限制影响，机器分体最大不可拆卸件超高、超重，仅被用于特大型的煤矿；
（5）掘进机中绝大部分除尘效果都很差，极有可能将工作人员的视力造成模糊；
（6）掘进机输机链条的紧度不足，会导致卡链和轴承损坏等等一些问题出现。
3现代煤矿掘进技术的改进方法
3.1选用具备优良性能的掘进机
在煤矿掘进工作里，核心设备就是掘进机，实际选择过程中，应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当前，中国在掘进机的引进以及国产化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中国重点机构推出的挖掘机型号包含以下几种：由煤科总院上海分院和南京晨光机械厂合作制造的ELMB型；由煤科总院太原分院和淮南煤机厂合作制造的EL-90型；由淮南煤机厂和奥地利沃斯特——阿尔卑尼公司合作制造的AM-50型；由煤科总院太原分院和佳木斯煤机厂合作制造的EMIA-30型；由佳木斯煤机厂和日本三井三池公司合作制造的MRH-510-41型。煤矿掘进工作选择掘进机时需充分考虑到矿井的实际需要以及掘进机的综合性能。
3.2大力引入连续采煤机
于发达国家来说，他们所维持的高效的采煤量与其所采用的连续采煤机所进行的多巷掘进是密不可分的。连续采煤机多巷掘进适合在巷道采煤作业上进行使用。运用连续采煤机，实现了采掘一体化，挖掘速度相对较快，巷道内作业的灵活性相对较大；连续采煤机本身的布置非常紧凑，它独特的驱动器以及直流传力电机可以明显提高机器效率以及过载能力。比如，中国晋煤集团寺河矿与赵庄矿等矿井在开发时，引进了连续采煤机，在多巷掘进以及掘支平行施工等方面都体现了非常强大的能力。
3.3掘进机技术的优化改进
掘进机技术的改进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
（1）通过对硬岩掘进机的使用环境以及工作性质的考虑，为将掘进机的稳定性得以提高，可以在掘进机的后支撑上增加侧支撑；
（2）为掘进机增加一套自动润滑的系统。在掘进机工作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可以对掘进机进行统一布管，并且将掘进机编入进自动润滑系统之中而无需再借助人工手动润滑。井下作业时，可以运用双柱输油路，当自动润滑系统运行出现故障的时候，可以转换为手动润滑的模式，进而保障掘进机正常运行；（3）在掘进机的铲板的位置加一个接点，连接第一输送器与销轴，之后再与第一运输机的后支撑相连接，进而构成四连杆机构；实现铲板与第一输送机同时操作，使其尾端的从动轮和与动链轮之间的距离保持恒定，进而有效处理了链条松紧不稳定、频繁调节装置的问题。
3.4建立快速炮掘进机械化作业线
建立快速炮掘进机械化作业线，是改进现代煤矿掘进技术技术的另一种方法。对煤矿企业来说，要积极创造条件，建立科学合理的炮掘进机械化作业线，实现机械化施工工序，进而使掘进效果表现出快速、高效、安全以及低能耗等一系列特点；同时，完善掘进机作业线配套设施，如湿式煤电钻、装煤机、支架、刮板输送机、锚杆机以及瓦斯断电仪等，以建立高效和高产的矿井模式。
3.5煤矿掘进工作安全性的提升
（1）改进光爆技术，促使巷道成形。在对巷道进行爆破作业的过程当中，大多数都采用浅孔光面爆破的方法。为进一步提高进尺，可采用深孔爆破技术，一方面能有效保证整体的施工质量，另一方面还显著提升了施工效率，使得煤矿掘进速度满足相关规定要求；同时，为了促使巷道成形，还应不断加大孔径，将多余的扩炮孔转移到周边，并增加周边的眼数量，从而实现设备的高效利用；
（2）完善掘进工作面的优化系统。煤矿掘进工作安全性的提升还需对掘进工作面的优化系统予以完善。在实际进行煤矿掘进的过程中，工作面自动化系统可实现图像上传，同时对掘进机进行有效维护，对其故障的原因予以检测分析；工作面自动化系统具有掘进遥控、原创遥控和定位截断等功能特点，对工作面皮带机和除尘装置实现了集中管控，使得掘進工作自动控制系统深入到各个环节当中去，实现了结构和工艺二者的有机结合；
（3）实现煤矿掘进循环作业。掘进技术是煤矿开采中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为了切实提高掘进速度和效率，较好地完成煤矿采集和生产等任务，还需实现煤矿掘进循环作业，即在保证截割、运输、支护、通风和抽放等工序上正规作业的基础之上，提升煤矿掘进的质量和效率。例如，在同一个循环中，可实现多项施工作业的同步进行，在平面掘进时实现协调作业，对时间和空间实现了充分利用，从而保证了整体的掘进进度。
4结语
现代煤矿掘进技术的改进是煤矿企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是确保掘进作业安全性和高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现代化发展的主流趋势，在推动煤矿业的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围绕现代煤矿掘进技术的改进进行了深入探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从中国煤矿掘进技术的发展来看，其经历了从光面爆破技术、掘锚一体化掘锚机组、负载反馈调速技术到分裂机、液压锤的广泛应用的过程，且不同技术均具有自身的优势和弊端；
（2）中国掘进机技术的发展缓慢，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其掘进的可靠性还有待实现进一步加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普遍存在寿命短、效率低、除尘效果差、安全性不高等问题；
（3）现代煤矿掘进技术的改进，首先要选用性能优良的掘进机，对掘进机技术予以化；其次要建立起快速炮掘进机械化作业线；再次要注重对掘进工作安全性水平的提升，以此来大幅度提升煤矿掘进作业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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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会盼（1980年7月-）男，xxxxxx人，淮南矿业集团煤业分公司谢桥矿工程师，研究方向为煤矿掘进。
第二篇: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启示论文
摘要：林语堂是近代以来拥有西方读者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他长期致力于向欧美国家传播中国文化与中国智慧，为转变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文化认同和文化回归的路上虽历经艰辛，却从未停止思考和感悟。
关键词：林语堂;中西文化;文化回归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诩是“一捆矛盾”的林语堂无疑是一位享誉世界、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他的“矛盾”之处，不仅在于他“亦中亦西”的文化背景，在他身上，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和西方基督文化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矛盾”更在林语堂的文化认同过程中显露无疑。曾经林语堂也经历过思想激进、急欲寻求国内思想变革的状态，那时候的他批判传统，反对国粹，痛斥国民性。然而，中年之后他开始转身，开始看到并愿意去探讨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美好。旅居美国之后，他的文化回归之路更为明显，他将自己视为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本文着重从不同人生阶段林语堂不同的文化认同观来探讨他的文化回归之路。
一、推崇西化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xxx龙溪一个“严格的基督教家庭”。当时的xxx对外交流频繁，外国传教势力快速发展，是较早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省份之一。少时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西化”的文化观，从6岁进入坂仔教会小学到1912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林语堂接受的一直都是教会学校的教育。如果说林语堂幼年在家中与基督文化相遇是与西方世界的初步接触，那么在之后的求学历程中，他有了新的感受，开始迷恋西方文化，崇尚科学。尤其是在圣约翰大学期间，他没有合适的机会及环境去深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相反他沉浸在丰富浩瀚的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英文资料、外文书籍中，如鱼得水，饱览了图书馆里几乎所有的书籍，这造就了他坚实的英文功底，他对西洋文明的信仰就是从那时开始确立，也造成了其与传统文化的隔膜。在大学毕业后，林语堂至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员，在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他猛然惊觉自己对中文“仅仅半通”，对传统文化的忽视竟然达到连“孟姜女哭夫以致泪冲长城”这样经典的传说都不曾有所耳闻的地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圣经》中大大小小的故事却了如指掌。为此他深觉惭愧，便开始恶补中文，埋头苦读孔孟老庄等国学经典，广泛涉猎，且经常想方设法地与文化人交流，长期浸润其间，林语堂的中国文化修养也逐渐充盈。之后林语堂离开清华大学先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这四年的异域经历，让林语堂更真切地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社会的现代化，也体会到了西方对民主、法治和科学的重视，直至1923年林语堂才结束留学回国，并前往北大任教。
与当时许多出国留学归来焦虑中国未来的人一样，林语堂迫切希望改变国内混乱落后的状况，于是回国后便如火如荼地加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之中，批“名流”、斥“文妖”，站在了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且言辞激烈、情绪激愤。他提出了“精神之歐化”的文化主张，想要改造国民性，重塑国人形象。他认为古之以来所倡导的“中庸”其实是为“惰性”披上了光鲜的外衣，认为中国文化其实是造就国民“四千年的揖让，焚香请安，叩头，四千年的识时务”[1]的根本原因，认为“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充满着“惰性”“奴气”“敷衍”“无理想”“无热狂”。他不断思考着安身立命是什么？识时务又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人恶性急？这些启发林语堂产生了救助文化的思想意识。
回国之初，林语堂算是彻底的欧化主义者，企图运用西方文化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大换血，甚至在疗救问题上还毫无顾忌地提出了全盘效仿欧美，向西学看齐，欲以西方之文化与制度解中国所遇之难题，在思想、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寻求大力变革，认为中国人均应做到“思想欧化、精神欧化、习惯欧化”。事实上，此时被急功近利冲昏头脑的林语堂并没有彻底地了解中西方思想文化各自的精髓与劣势之所在，只是轻率地将其分别与落后和先进等同起来。因此，他必然强烈地排斥传统文化，宣扬西方文明，甚至提出“非中庸”“非乐天知命”等六项激进的原则，针对的也是传统文化和国民性中的消极面。
二、文化中立
20世纪30年代初，林语堂与鲁迅等激进派渐行渐远，但又极力反对保守派，且他此刻可以冷静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观察，眼之所见不再只是中国文化落后和有局限性的方面，而是关注到中国文化内在平和等美好特质，于是他的评判观点趋于公正，态度也不再像前期一样激烈、偏执，而是转变为欲以“幽默”来“滋润”国民的心灵。正所谓“远视固体态苗条，近睹则百孔千疮”[2]，当视角从民族视角的“近睹”转向西方视角的“远视”时，林语堂突然发现不少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充满“浪漫的崇拜”，更始觉东方文化与艺术如“美人”一般，这些觉醒推动着他开始尝试更换角度来再次品读中国文化。克罗齐“表现说”让林语堂不再一味称颂西方文化，他看到了西方文艺美学的不足，启发了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新的互补性思考，加深了他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并开始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历史积淀，更不可能继续忽视其对人类思想发展所起到的积极影响。比如，林语堂认为中华民族拥有“和平忍耐”“脚踏实地”“知足常乐”等优点，是我们国家精神的寄托，在这样的人文文化之下，国人个性发展比较自由平和。但在民族存亡关头，若一味守旧、忍耐，只能坐视西方将他们的“文化硬性发展和武力侵略”自诩为“雄心与胆量”，任其征服我们的国家。
在创办期刊《论语》时期，林语堂对于中庸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反对中庸变为提倡中庸。他认为中庸就是不走极端才能达到“有条不紊的生活”和“完全的均衡”，就像看待中西文化时，中庸之道就是要看到各自的精华与有偏颇之处，整合后才可被吸收借鉴，因此他开始“相信中庸之道”，并把它视作实现理想生活方式和人生方式的关键所在。
用西方对比思考中国，他处处不满。比如法治，林语堂认为中国人讲究“通融”“敷衍”，所以实行法治不严，要向西方学习，去“相信制度组织”。反之，感悟西方，他也失望，觉得一味地追求金钱会带给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压迫，对物质的极端追求会导致心灵萎缩，认为“急功近利”的西方又该学习中国的“事理通达”、“心平气和”和“知足常乐”。自此，林语堂不再认为西方的文化与制度是未来中国变革所必须要遵循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物。他采取了中正平和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化，即不以一方之所长来评判或否定另一方之所短，而要取对方之所长以补自身之所短，实现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在林语堂那里，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上，突破时空的限制，发展文化的二元化成为可能，这一切得益于他成长过程中两种文化的深刻影响。
其实，对中西文化的中立审视的态度在林语堂去往美国之前就已经显露无遗。1934年他曾经反思自己在回国早期所发表的观点有些“浮躁凌厉”，这是他在中立审视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全新感悟，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认同。经过这番审视之后，一个在文化认同方面表现得更加成熟的林语堂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心灵归宿，这也是林语堂形成其独特中国文化观的重大转折点。
三、文化回归
也许是他开始觉察自己“头脑”虽为“西洋的产品，心却是中国的”[3]，在1936年赴美写作后，他远离纷争，“重新发现祖国”，林语堂参悟出几千年来积淀下的中国文化其实充满着智慧。这时的“远观”，促使他真正形成属于自己的融合的文化观，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无论是情感上还是审美上，逐渐开始偏向于中国文化。其实这不难理解，早期林语堂一直以中国人为读者，急欲改变国家落后的状况，唤起民众的苏醒，所以不可避免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旅居外国后，读者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他反而能够看到中华文化相较于西方文化的优势及深远之所在。
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回归自此之后成为了林语堂人生方式和写作思路的主旋律。从1936年起，林语堂开始向西方社会大量输入中国思想文化的精妙之处，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他不断完善和深化自己的中国历史观及文化观的过程。从其成名作《吾国与吾民》（1935年）到代表作《生活的艺术》（1937年）、《孔子的智慧》（1938年）中可以看到林语堂极力赞扬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礼法为纲”的儒家文学。他认为儒学是有人情味的“人文主义”，他期望能以这种人文精神去解决西方大工业生产所导致的人类精神生活的困惑与贫瘠。直到后来的《苏东坡传》（1947年），展示了林语堂心中所认为的思想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应是兼容儒释道的精髓，透悟人生，洞悉自然。在《老子的智慧》中可看到林語堂对中国道家思想的推崇，他向西方世界讲述了以“崇尚自然”为核心的道家思想。而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苏东坡传》中那个“快快活活”“像旋风般活过”的苏东坡，是林语堂用中国传统的文化和生活理念，对西方社会进行生命价值和信念的再塑造。
如果说早年的教育环境和求学经历，造成了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片面的话，那么后期他以通俗却不失精妙的文字向世界尤其是欧美传播中国文化，则源自于他对“民族特有东西”的偏爱。他带着回归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同时又有以现代的、辩证的和发展的眼光来解读传统文化的智慧。饱经世事的洗练之后，回归传统文化也许才是一种真正的通透与清醒，因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引导人们去参悟人生的喜与悲、得与失，最终，虽历经沧桑却仍能心怀豁达、平静淡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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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第三篇: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启示论文
【摘要】中国流行音乐从开始到如今已经经历了92个年头，在这92年中，黎锦辉的一首《毛毛雨》打开了中国流行音乐市场。但是，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流行音乐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是大众音乐，并且热爱流行音乐的人越来越多，被大众所认可。基于此，本文对我国流行音乐的各个发展历程进行论述分析，论流行音乐在如今时代应当如何发展。
【关键词】发展历程;时期特点;中国流行音乐
【中图分类号】J623【文献标识码】A
一、上海时期
起初，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在经历了一段时期发展之后进入了专业音乐阶段，而这也是中国流行音乐的起源.当时较为知名的音乐家有刘天华、黎锦晖等人，为中国音乐的专业化道路努力奋斗。其中，黎锦晖为了完成“平民音乐”这一梦想，开始了一段流行音乐创作之路。
20世纪20年代初期到中期，黎锦晖为儿童传播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创作出了《可怜的秋香》《老虎叫门》等儿童歌曲。对于黎锦晖而言，如今的时代所缺乏的正是大众音乐，因此，黎锦晖创作老百姓的音乐，秉承“必须通俗，才能普及”的思想，开始创作流行歌舞音乐。
1927年，黎锦晖创作了《毛毛雨》以及《落花流水》等当时时代的金曲，同时创办了“中华歌舞专门学校”，让这些歌曲传遍上海的大街小巷。但是，当时的中国上海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区，因此，有众多更加先进的表演冲击这一文化，因此，当时的黎锦晖变成了黄色音乐的代名词。但是，黎锦晖依然没有放弃，依靠自身的毅力以及对音樂的执念不断创作，带领歌舞团演出，最终培养出了周旋、姚莉等第一批明星。
此后，黎锦晖的同胞弟弟黎锦光以及姚敏等人开始接替黎锦晖继续创作流行音乐。1936年，以电影为根基，创作了众多流行歌曲，如《夜来香》《葬花》等，均是当时的影片主题曲或是插曲。黎锦光的创作有西洋舞曲与民间音乐，具有西方音乐以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因此，可以看出黎锦光不仅善于多元化流行创作，同时，也为流行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流行歌坛，大多数是自学成才，除刘学庵之外，其余均是在自身游历的条件下凭借自身经验以及个人领悟创作流行音乐，这种音乐与当时大上海的气氛十分贴切，大众也都能听懂。该时期的音乐大多数是柔美风格，以传统的宫商角徵羽为音调，具有民间小调的特点，简单容易学习;同时，题材也多是描写人们生活中的小事物，与当时民众的心中渴求有一定的共鸣感。在伴奏音响方面采用的是西方音乐文化，但是，这种文化在当时的时代下不被人们所接受，被称为“靡靡之音”，社会各界均对流行音乐展开抨击。
二、港台时期
1949年建国至1978年，音乐经历了一个波动的时代，这个时期经历了残酷的政治洗礼，文化业饱受摧残，这一时期的文化与政治融合，所创作的歌曲都是歌颂祖国，歌颂领导人之类的歌曲。之后，邓公南巡，改革开放的大潮扑面而来，中国人民敞开怀抱，接纳世界绚丽多彩的文化，此时香港音乐进入内地，人们被这种情歌所触动，认为原来歌曲还可以是这样！在惊叹之余，人们开始了一股新的潮流，不管是什么音乐，只要是香港音乐，内陆人民统统接受，如张明敏在春晚舞台上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让中国为之沸腾。但是，由于香港长期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因此，不管是政治，还是文化，都受到英国风格的感染，因此，在刚开始的香港，大多是传唱英文歌，长期如此唱下去，直到最后香港人利用外国音乐配上中国歌词，这一改变促进了香港音乐的发展，成为了新的发展方式，最终出现了众多填词人，其中较为出名的如林夕。随后香港音乐独立发展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粤语歌曲。但是，香港音乐始终是一种市场化的运作模式，长期的唱片发行让内陆人感觉到乏味，人们逐渐有些厌倦。就在此时，以罗大佑为代表的台湾音乐人，台湾音乐人坚持原创，以校园歌曲著称，当时如《酒干倘卖无》《外婆的澎湖湾》等歌曲在大陆风靡一时。同时，进入大陆邓丽君的歌曲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在那种甜甜、柔美的风格之下，开创了自身的时代。如《甜蜜蜜》《小城故事》等在如今时代仍有一大批传唱者。
三、多元文化融合时期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流行音乐进入了新时代，不仅思想上解放，同时，中国大陆也开始重新认识流行音乐，当邓丽君歌曲流入到大陆时，代表了一个时代，众人开始模仿这种唱腔。如李谷一的《乡恋》、程琳的《小螺号》等，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此类歌曲受到无情的批判，1983年才逐渐解禁。到了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一阵“西北风”，这类风格的出现也代表流行音乐新的风格出现，其中，陕北唱腔中融入西方元素节奏成为了特色的流行风格，如《黄土高坡》《信天游》等就是具有浓烈的民族特色以及爆发力，此时的流行音乐开始了新的路程。
之前，人们经历了十年动荡，这十年是流行音乐倒退的十年，是文化缺失的十年，这一时期的人们不仅生产生活发生了变化，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随后，当十年结束之后，人们开始追求个性，追求解放，当人们听到欧美摇滚时，被这种唱法深深吸引。1986年，崔健在北京国际和平年纪念音乐会上唱了《一无所有》，从此，属于国外的摇滚进入中国，中国开始了摇滚风。人们在打扮上追求个性，在歌词中肆无忌惮地表达自身的渴望。随后，各种乐队涌出，其中较为出名的乐队有黑豹乐队、唐朝乐队、眼镜蛇乐队等。这些乐队人员都是年轻人，对于生命有另一种渴望，摇滚音乐唱出了自己的个性，唱出了内心的叛逆。而这标志着我国流行音乐多了一种风格——摇滚乐。
现今进入了21世纪一个新的时期，流行音乐文化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各大音乐媒体层出不穷，可以这样说，流行音乐已经不仅仅是国外的流行音乐，不仅仅是港台音乐文化、日韩文化以及欧美文化，其中，流行音乐还融入了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今之民族唱法融合流行唱法的演唱已经开始有人在传唱，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也逐渐与流行音乐结合，中国的古诗词以及中国传统乐器等均与流行音乐文化融合，这种融合的意义说明，中国流行音乐在不久的未来会逐渐站在世界之巅，会成为世界级音乐，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流行音乐融合的代表《中国风》作品，也会逐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但是，流行音乐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偏离，目前的流行音乐已经不仅仅是流行音乐，流行音乐中还充斥着一种商业化，这种商业化的发展流行音乐中充满了利益纠葛，这种纠葛让流行音乐不再纯粹。我国流行音乐界为了更好地发展音乐事业，让大众能听懂好与坏，不在网络音乐与口水歌之间徘徊，各大卫视均创建了音乐类节目，如《中国好声音》《梦想的声音》《我是歌手》《中国好歌曲》等。这些节目的取向为流行音乐注入血液的同时也吸引了一大批粉丝听众，在欣赏音乐的同时明白音乐品质上的好与坏。但是，目前的流行音乐越唱越少，翻唱人数居多。如果台湾没有了方文山，香港没了林夕、内陆没了高晓松，试问，难道流行音乐的歌词就要终结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如今的流行音乐缺少了创作，而这也是目前中国流行音乐界最应当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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