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想谈谈如何与《21世纪资本论》的实体书结缘的。其实我本人是不爱买实体书的，因为当今大多数书籍都可以在网上找到pdf文件，虽然阅读起来不一定比纸质书舒适，但到底是可以节约下一大笔费用的。在我20岁生日之际，一位友人定要以货币形式表示他的祝福，被我果断拒绝了。因为在我看来，这顿“免费的晚餐”无非是一笔社会资本投资，有来必有往，既然厌恶风险不如分文不取。尽管道理往往是心照不宣的，但不给人台阶下也不是做人之道，于是我建议他赠我一本书，书籍自选。怎奈我平日里对自己读书范围只字不提，他只明了我是学理论经济学的学生，于是在畅销书中选中了这一本书。
书上有一行来自保罗.克鲁格曼的书评，他称这本书为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并提到这本书破除了许多保守派关于自由竞争的信条，还声称“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我曾涉猎过一些所谓“承袭制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作品，这类著作的集中阅读会让人对道德失去信心——因为在那个年代财产（遗产）是高于一切的。所以“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这段话，激起了我对这本书的兴趣——因为要把现代和“承袭制资本主义”时代联系起来的确有难度。
在正式进入这本书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托马斯.皮凯蒂。作者的头衔有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创始人之一、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本科数学经济学双学位，22岁获博士学位并在麻省理工经济学院任副教授两年。主要研究财富与收入不平等。
本书除了导言和序言部分，共分为四个部分——收入和资本、资本/收入比的动态变化、不平等的结构以及21世纪的资本监管。
第一部分主要是阐明一些基本概念。首先，作者在本书中对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资本）账户进行了国内外、劳动与资本两种划分：国民收入=国内产值+国外净收入=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国民财富=国民资本=私人财富（资本）+公共财富（资本）=国内资本+净国外资本。并将资本定义为一国某时间点居民与政府所拥有的全部物品的市场价值之和，但不包含“人力资本”。
接着，作者给出了资本/收入比这一指标以衡量各国资本的相对充盈程度，记作β。在有了以上的铺垫之后，所谓的“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就建立起来了：α=r*β。α是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的比重，r则是指资本收益率。
然后，作者抛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历史记录表明，推动穷国和富国经济发展水平趋同的主要因素并非是全球资本自由流动，而是来自知识的传播与扩散——这就动摇了读者对全球化理念中的资本自由流动对收入差距缩小的贡献，也为后文论证资本自由流动是扩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做了铺垫。
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作者给出了公元0年到2012年的全球实际产出增长水平，并预计发达国家平均实际产出增长率将在21世纪后半叶降到1.2%。这一章与前文所述看似逻辑关联不强，但都是在为后文的论证做准备。
第二部分一开始对英、法、德、美等发达国家自18世纪（不同国家因为财产登记制度时间起点不同）至2010年的资本收入比情况做了个案分析。这几国虽然资本收入比和资本结构的变化趋势因制度、历史因素存在差别，但也存在显著共同点。例如一战开始到2010年各国资本/收入比的时间序列几乎都为两边高中间低的U型态势（美国是自大萧条开始到2010年呈现U型态势）——意味着各国资本/收入比在2010年已接近一战前的历史最高水平，且公共资本占收入比重都相当低，几乎处于0%的水平（公共资产=公共债务）。
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只能解释静态的资本收入占比，却无法解释资本收入比在长期中的变化，于是作者给出了“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β=s/g，其中s为储蓄率（扣除折旧后的净储蓄，并包含企业净储蓄），g为经济增长率。但作者强调，这个公式只能揭示长期中的资本/收入比均衡，通过对发达国家长期中的平均储蓄率和平均增长率的考察，这个公式得出了与现实基本相符的结果。那么未来资本/收入比的变化趋势是什么？作者认为，由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且由于资本相对劳动议价能力一直在持续上升，β将持续上升。有趣的是，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还可以解释马克思的“资本家自掘坟墓”的经济观点：当一国储蓄率s为正数，且由于缺乏结构性增长使g逼近于0时，β将会无限扩大并使得资本收益率r下降，最终就会出现所谓“资本主义的末日”。在过去，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仿佛并没有解释力，但如今低增长率正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资本的无限累积可能会卷土重来。但令人感到震惊的是，由于r在长期中一直保持高度稳定，所以现实的资本无限累积很可能是无限制的。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全球收入的分配情况。这似乎是老调重弹，但作者创新的地方在于细致地考察了资本、劳动收入各自的内部分配情况，以及富人群体内部的收入分配情况。尽管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都对发达国家收入结构有基本的认识：即最富的10%通常占有一国半数以上的财富，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在这10%的人之中，财富分配不公的程度更是远远大于用10%—90%划分方法所得到的不平等程度——越是缩小最富有的人群范围，财富分配不公程度越是加速扩大（长期中前1%的财富始终占到前10%的财富总量中的一半）。更超出我们一般认识范围的是，与一战前的“食利者社会”不同，10%的最富人群中，劳动收入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美国，只有在0.1%的最富人群中，资本收入才占主导地位）。观察历史数据可以得到，一战后发达国家富人资本收入的断崖式下滑，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但劳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其实一直都相当稳定。而正是这种贫富差距中期内缩小，为库兹涅茨提供了有误导性的数据，才有了财富分配的“库兹涅茨曲线”——近几十年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实际上已经推翻了这一理论。值得一提的是，近三十多年来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是高工资收入的迅速提高——这是教育和技术赛跑理论以及边际生产率定价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作者给出的解释是，由于高管的边际生产率很难确定，再加上盎格鲁撒克逊的公司模式中，高管工资由高管自己和薪酬委员会共同确定，所以自1970年公司逐渐接受高薪酬方案后，高管的薪酬得到迅速提高。
描述了静态的收入不平等后，皮凯蒂想要论证的最终结论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动态中财富分化将会愈演愈烈。因为历史数据证实了，在长期中r始终大于g，即资本收益率始终大于人均收入增长率。那么在逻辑上如何解释这一点呢？皮凯蒂的解释是：“如果r<g，经济活动参与者意识到他们未来收入（和他们后代的收入）的增速会比在当前利率水平下更高，他们就会感到无限富有，从而希望无限制地借钱进行现实消费（直到r>g）。”当然，这种解释有些极端，而且皮凯蒂本人也强调，r>g是“依赖多重机制的历史事实”，不应去寻找单一因素做解释。
可能是嫌这个抽象的解释不足以支撑起论点，作者又对遗产继承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一个等式：by=μ×m×β。β与前文意义一致，是指资本收入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可继承的私人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公共财富不可继承），m则是死亡率，μ为逝者离世时拥有平均财富与在世者平均财富的比率，by则是年度遗产和馈赠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观察我们可以得到，β是在逐年上升的，但可喜的是m是在逐渐下降的。那么这样就抵消了继承财富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上升吗？并不。m的下降意味着人均寿命的增长，也就意味着μ的上升，即by很有可能是上升的——这一点得到了实证检验。
在总结了全球财富差距进行了未来展望后，全书进入了最后一部分——“21世纪的资本监管”。作者很清楚，财富集中度的提高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失效。政治的原则是合法性——即为公平正义，而经济的原则是效率。两者可以达成一致，但在财富集中度越来越高的背景下，这种一致还能否保持下去？作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企图建立一种全球资本税，但它并不做为一个税种存在于现实之中，而是做为收入累进税的一部分发挥功能。很多人会问，收入累进税不是普遍存在的税种吗？答案是否定的。主要原因有两点：1.各国为吸引资本，争相给出优惠税率。2.资本收入相对劳动收入更容易避税。这就导致了收入累进制的再分配功能发挥有限。作者认为，要遏制资本所谓“无限积累”的态势，只有靠真正建立起涵盖一切所得的累进所得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提到了为什么说财富高度集中会威胁到中下层的生存境况。学经济学的学生，特别是只学了初级经济学的学生，很容易对财富集中产生认同，心说帕累托改进不是好事一桩吗？可是财富集中后它的避税能力会比过去更强，而同时却在享受与其纳税不匹配的公共服务，反而可能由于社会财富整体的增加（尽管这种增加并不均匀）而扩大。反映在现实中，就是公共财政收不抵支，公共财富拥有量（公共资产-公共负债）接近0甚至为负数——这就是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那么要增收怎么办？如果缺少一种“全球税”，那么只能变相对中下层加税——而这种做法只会加深社会矛盾。单从中国五千年王朝更替的经验来看，如果连续两次遏止财富集中都失败了，那么王朝只能等死——底层民众会起来（或者在其他集团的挑动下）将社会财富以暴力方式重新分配。
要实现全球累进所得税，必须先实现全球收入信息的收集。作者的建议是各国政府协作，迫使全球的银行公开关键信心。可这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乌托邦”。
关于收集收入信息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先不管，至少比作者的手段更温和，也更具有可行性——利用比特币。我们都知道，比特币除了是一种电子货币，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它本身还是一个“行走的账本”。因为离开了准确的交易信息记录，比特币本身的币值也就不保了，所以当比特币或者说类似比特币的货币真正成为一种重要的支付手段后，除了能够提高商业效率，如果能够以强制力获取（不是篡改）这种货币背后的交易信息，那么通过分析处理，收入信息的收集就可以完成了。不过由于这种货币容易被金融界盯上，所以其币值的大幅波动似乎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在短期内它也很难真正进入商业流通领域。但从长期来看，我认为这种记账与流通职能相结合的货币一定会在某一个节点被迅速推广，但不一定就是现在的比特币。既然它最终能够流行开来，利用它收集交易信息从而估计收入情况也不是不现实的——我认为这至少比作者的“乌托邦”更现实。
我想再谈一谈皮凯蒂对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认识。皮凯蒂在导言中说道：“坦率地说，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这种幼稚的做法应该被摒弃了。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浸于琐碎的、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中。这种对数学的痴迷是获取科学性表象的一个捷径，因为这样不需要回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问题。在法国做一个理论经济学家有个很大的优势：在这里，经济学家并没有收到学术界以及政界、金融界精英的高度重视，因此他们必须撇开对其他学科的轻视以及对于科学和理性的荒谬要求，尽管事实是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无论如何，这正是这一门学科和所有社会科学的魅力所在：从零开始更有希望获得重大进步。”皮凯蒂又说，他在美国工作期间“我发现美国经济学家的工作并不是那么有说服力。诚然，他们都非常聪明我在那个时期也结交了许多好友。但有些事情很奇怪：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对世界经济问题一无所知。我的论文都是由一些相对抽象的数学定理组成，但同行们都喜欢我的工作。我迅速认识到，自库兹尼茨之后，再也没有同行花精力去收集不平等的动态变化的历史数据，反而实在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大量生产纯理论的成果，并期望我也这么做。”
当然，皮凯蒂是站在这个高度上做出这么一种评价，做为经济学的初学者，我并没有资格借着皮凯蒂的话来发挥什么，我想要说明的是，我跟皮凯蒂一样，坚决认为社会科学是不能彻彻底底分家的。记得有一次对印度经济发展状况好奇，我就去查了一些论文来看，它们的共同点是模型很漂亮、理论没问题、关键经济数据都有，但问题在于，好像这套分析放在任何十亿级的人口大国都没问题。后来我想了想，这大概是因为理论是具有普适性的，但各国具体情况分明存在许多不同，如果不考虑各国各异的社会结构、文化要素，那么从理论出发进行真正接地气、到位的分析就是异想天开。
作者皮凯蒂是非常坦诚的，因为他承认自己当年“对世界经济问题一无所知”。再结合他的教育经历和书里的一些内容，我推测作者的社科综合素养其实并不高——他在对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法国人口情况、各国黑奴制度进行分析时犯了一些历史常识性的错误，当然这些并不影响他最后结论的得出，但确实暴露了这位哪怕是早就开始关注自己社科综合素养的顶级经济学者，也存在着许多知识盲区。
可能是因为我个人对经济学有偏爱，我将经济学视为“屠龙刀”。屠龙刀一旦挥舞起来，确实可以横扫千军。但是光是要把这把屠龙刀拿起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和咱们财大的一位数学老师做过一些交流，他也欣赏经济学，并且他认为经济学一定需要悟性，如果没有这层悟性，那么学四年经济学还不如学四年技术。按我的话来说，这个所谓的“悟性”，就是提起屠龙刀的那股劲道。但这位老师认为这股劲道是外生的，靠天生的悟性，但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股劲道就是内生的。源源不断地向我们的肌肉输送能量的综合视野，加上自身不断训练和强化的“思维肌肉”，就是决定我们能否提得动这把刀的劲道。我想在这里引用一段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演讲内容：“如果你是一个除自己专业外一无所知的优秀的化学家或者生物学家，你还可能是一个社会里有用的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除了经济学或者政治学科外一无所知的人，你将百无一用。除非你受过相当好的教育，而且，特别地，拥有一些社会科学知识和一些历史哲学知识，否则你不能成功地使用你的技术知识。……除非你真正了解你的经济学或者其他别的什么特殊领域，否则你就仅仅只是一个骗子。但是，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只知道经济学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祸害。”
虽然我读书很杂，但我很清楚自己读书的最终归属是什么，就是回归到经济学上来。我感到大多数学科——特别是基础学科的教学，理论和经验都是严重脱节的。理论跑得太快，经验跟不上，就会产生对理论的曲解或者根本无法理解理论。这本《21世纪资本论》做得比较好，或许这就是它比较厚的原因。这本书也是我在我阅读的一个回归——并不是指我开始重新读一本经济学专著了，而是自己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对正义、公平、财富分配等社会合法性来源的阅读和思考的经济学上的回归。
想讲一个有趣的例子。去年10月的时候我在自习室自习的时候，人还不算太多，让我一度以为南湖校区自习室是供给过剩的。但到了11月特别是12月要考研的时候，人就越来越多了。刚开始大家还是尽量早点到自习室去占座位，但是突然不知谁带了个头，头天晚上就把书放好了，第二天用不着早起也有座位。然后大家开始纷纷效仿，第二天大家都用不着早起就有座位了。看到这个现象我开始思考，大家都得了便宜了，那谁吃亏呢？吃亏的当然是那些没有提前占座位，却又每天早起的学生了。这些学生刚开始每天早起能够占到座位，但是当大家开始提前占座之后，他们起得再早也没用了——我也是这些学生之一。
我的心理状态变化过程是：刚开始是能接受占座行为，后来有一些排斥，到最后每天找不着地方自习了心里就开始有愤怒了。不过很快考研就结束了，考生一离场，座位又空出来了，所以这个愤怒也没在心里沉淀多久。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如果把一开始的自习室座位视为公有制下的产出，再把占座行为视为私有化进程，把我这类学生理解为没有获得私有化好处的普通人，那么理解皮凯蒂所描绘的世界就轻松多了。当一个教室里座位有限（财富增量少），而继承财富（头天占的座位）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时，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像我一样没有地方自习的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从容忍到排斥再到仇恨，如果没有考研结束考生离开自习室这么一出，那长期看来最有可能的就是学生组织起来否认占座的合理性。
尽管这个例子不那么恰当，但它多少反映了财富分配或者说公平问题远不只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还是社会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甚至是哲学问题和心理学问题。这也更加印证了建立综合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性。
我们再回到书中提到的不平等问题上来。作者提出的方案除了著名的“全球资本税”，还有一点是“老生常谈”的教育机会的平等。我不太同意教育机会的平等真能使收入差距缩小，或者说作用可以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明显。这也许是一种“歪理邪说”，但我有我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的实质是一个筛选机制（我也认同教育的本质本应当是激发人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信号投资。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承认无论怎样，总有人或者总有家庭会帮助孩子发出独特的信号——无论是以怎样的形式。而这种信号发送所要耗费的资源，本身也是一种筛选机制。
简而言之，如果削弱正规教育发信号的功能，那么总有其他发信号的方式存在，而那样的方式或许会造成更严重的不平等。
关键不在于削弱教育的筛选功能，而在阻止除个人才能以外的任何禀赋进入筛选机制。而这很难做到，中国的高考可能很接近——但为排除其他禀赋使学生重复训练、模式化思维、机械记忆却又败坏了学生学习的胃口，是否又得不偿失呢？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皮凯蒂的一些重要结论。由于资本收益率r在长期中始终保持在4%~5%的水平，所以对任何国家而言，r>g的趋势不可避免；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意味着一个孩子将会继承更多上一辈的财富，所以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将会加速财富两极分化。低人口出生率、较低经济增长率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所以皮凯蒂指出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我想有人会好奇，发达国家资本存量很大，难道不会造成资本收益率过低的情况吗？书中给出了对这一质疑回应：确实出现过，是在建国后近百余年的美国——因为地广人稀，形成了土地资本的相对过剩压低了资本收益率（地租）。但作者强调这是一个个案，现代资本不仅可以迅速流动，而且由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始终大于1，故资本收益率不可能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看到这两条核心结论，我总是忍不住拿它们往本国的情况上套。我国的人口出生率确实处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较低水平上，但经济增速依然处于一个中高水平，高于预计的全球资本收益率，所以仅从这个角度来看，希望还是存在的，社会阶层流动通道还没有收紧，努力还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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