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分为上下两部，本来是买的全套的，结果买回来，一位至贱无敌之人看了一小部分后爱不释手，霸着不放。僵持之下，我只拿了上部去看，后来在网上无意间看到了下部，每天看一点，现在终于看完了。
这本书粗略地描述了现代中国企业此起彼伏的发展史，其最大的精彩之处是对同类人不同命运的感慨与点评。从这本书获得最大的感触是：人生需要不断的折腾，不管成功，或者失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爱折腾的人，第一类是爱幻想爱读书有思想的人，这类人立足点高，对事有着极为独到的见解和看法，除了理性，还兼具浪漫的气质；第二类人是草根精英，精明狡诈，处事圆滑，能随大流奔走；第三类人是在体制内求发展的人，这类人沉稳执著，不拘泥于体制内束缚，擅于打擦边球，与体制很好地契合在一起。
八十年代是自由与激情的年代，”摸着石头过河“，在经济规则还未完全明确的情况下，上述三类人前瞻性地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人得在看不清楚的情况下寻找方向，混乱的状态下也许是最好的表达，所谓”乱世出英雄“就是这个道理。在这本书中我最佩服的人是牟其中，虽然他现在身陷囹圄，但他的商业理念和格局仍旧是超前的。他那“罐头换飞机”的神话至今仍旧为人所乐道，当然他只不过运用了商业中最简单的道理，但其对信息的敏锐和商业运作的精湛足以让人叹服。作为一位商人，首要本领就是要嗅觉灵敏，嗅出有价值信息，另一个本领就是预知能力，对未来需求方向的可预见性，再一个就是执行力。万科的王石从当年倒玉米起家，中间再倒外汇，最后再折腾房地产，对信息的洞察无一不比人胜出一筹。当然也不乏像禹作敏、吴仁宝这种草根精英，借地利之势，凭积累的威信，靠着精明强干的执行力，带领村民致富，“一荣俱荣，一损则损”。
到了九十年代，因为八九年那场风波，政策有所退缩，规则也渐渐建立起来，以前的任性不羁将会对企业或者企业家本身造成重创。红塔山的褚时健的入狱，长江动力的于志安的外逃，大邱庄的禹作敏因对抗政府被抓，这些都是体制内的“叛逆”。后来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国企改制也许将累赘分离出去，更换了新的血液，加入了许多的管理规则，但换汤不换药，国企庞大的行政体系仍旧是阻碍前进的动力。国企的掌舵者更像是一位地方政府首脑，而不是一位企业家，也许是因为类似上述三人的反面教训太多了，掌舵者们行事谨小慎微，以官僚式的作风管理企业，用宣传为推动力量，将生产模式运动化，更多地去灌输一些类似大跃进的宣传字眼，而不是建立稳固的激励体制。教训是要吸取的，但更多的是学习，褚时健等是八十年代真正具有企业家的精神的人。拨开国企董事长、总经理那层外衣，内涵里更多的是部级、厅级干部，更看重的是行政级别，当然在中国行政级别是很重要的，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很有用，越级那就是僭越。如果说国企依靠行政级别推动发展，那么民间部分个体商人却是以钱色推动，因此，许多商人开始攀附权贵，“红顶商人”在中国从来未失去过权力，只不过变成了“红色商人”而已。经过十多年的耕耘，坊间传言现在不少的企业或多或少都具有红色背景，特别是那些与政府分配资源息息相关的企业。如果在中国只做一位简单的企业家，可能是不太现实，因为政府本身是威权型政府，而不是服务型政府，冗杂繁多的盖章和反复重叠的行政功能让人头疼。威权型政府为了维护平衡或者说维持统治，推行唯一思想统治，钳制言论自由，就如《雪国列车》中的维尔福德和梅森部长。威权统治的好处是社会高度团结（无利益时）统一稳定，但坏处是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形态越来越固化，渐渐形成以众多威权家族为中心的权阀体系。所以，要做一位优秀的中国企业家，必须具有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和随时应付政治变化的手段。
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许许多多前期埋藏的隐患渐渐暴露出来。而解决这些隐患需要更多的爱折腾的人，但我们安逸的本性更多地期望一个稳定的生活。对未知生活状态的迷茫，对当下生活状态的满足，也许你不满足，但你已沉沦于一种安逸的生活状态，就如十九世纪的美国蓄养黑奴庄园的庄园主一样，品味着科技带来的惊奇与喜悦，而身体却驾轻就熟地骑在黑奴的脖子上无法自拔。切不可让生命轻就于此种状态，生命的意义是创造激情，激情源于不断地折腾。我们需要学习八十年代的创业者，虽然他们风格迥异，但他们不断折腾的精神是永远不变的。从《激荡三十年》中也许会读出这个味道："顺应这个时代，保持现状，抑或折腾？做出自己的选择，然后改变这个时代。"
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仰仗着这片土地的肥沃与平坦
忘掉过去的无奈
和未来的不安
调整脚步向前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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