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文摘精选
两人
男孩子长大后，老是懒散地待在家里是不行的，到了一定年岁就应该离开家长。孩子总是要独立的，而且肯定会走一条与父母不同的人生道路。我家的两个孩子都是男的，当然要送出家门。次子在上大学时搬到了学生宿舍，从十几岁就开始离家生活。
长子现在是个音乐人。在大学时代他就说过要“靠音乐吃饭”，他跟我认识的制作人就从事音乐的问题商量了很长时间，基本上确定了专业的方向。因此我只能鼓励他说：“那就加油吧!”
次子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跟我表示“想当演员”。本来我就不打算反对两个儿子选择的人生道路，对此我更是找不到反对的理由。次子现在已经自立门户，在外生活，至今都很顺利。今后也许会遇到各种困难，那就是他本人的事了。
孩子们好像也各自征求过他们母亲的意见，妻子没有表示反对，只是有些担心。在这些想法上，我们不用商量就很一致。我想这就是“相性”吧!
孩子们离家后，我们夫妻又回到了二人世界。我一下子感到，一直跟孩子们一起生活，骤然分开颇有些不习惯，而妻子的感受更强烈。两个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上的都是不提供伙食的学校，平时要带便当上学。妻子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为两个孩子做便当，还为一家人做早饭。孩子上了高中之后，有时也会从外边买点面包，但还是有将近15年时间，妻子一直坚持为他们做便当。
不用照顾孩子，这部分时间就多了出来，于是，我们两人独处的时间自然增多了。虽然有时感到茫然，但从今以后，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间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宝贵。
有时感到我们像是返回了新婚状态一样。在有孩子之前，过了大约四年只有两人的生活，现在觉得好像回到了那个时期。其实，我们并没有讨论彼此的对话是多是少，但比起跟孩子在一起时，现在两人的对话变多了。两人没有商量今后怎么办，但开始意识到演员这份工作还能干多久的问题。
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9岁。其中包括了早逝者的年岁，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还应该再加上10岁，平均寿命差不多要到90岁。就我现在来说，还有30年，换句话说，我才走完了人生道路的三分之二。
从今开始，我必须要越来越明确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连这一点也弄错的话，那人生就会变得不对劲了。
最近我开始更多地反思父母的事情。比如，父亲那个时代的退休年龄是56岁。那时我根本就没有考虑父亲的心境，现在自己也过了这个岁数，甚感“这个岁数还不能退休”。一个56岁就不得不从公司退职的男人会是什么心情?这样一想，父亲在“学历社会”中当工薪职员的事，还有在日本的高速发展时期把孩子培养成才的事，都开始引起我的思考。
每到人生的一个段落，我都会回顾，回顾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人生，还有父亲和母亲的人生。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父母的辛劳，才能学会感恩。
我们结婚31年了，如果一定要我说个婚姻生活美满的理由的话，也只有回答“相性”一词了。我的运气不错，遇到了“相性好”的伴侣。
“相性”合得来，或者合不来。看上去简单，但往深处想，性情相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人生至今，我时常发现人的无能与脆弱，而我的经验绝非特例。我对人有一种基本的认识，即“人是软弱的”，而这也是自己与他人关系的出发点。因此，要学会原谅他人，这可使自己变得善良。当然，有时自己也不免以偏见短识来判断他人，但因为明白“人是软弱的”，因此能够返回这个出发点。
婚姻生活没有正确答案。我们夫妻从未吵过架，这是事实。我真心觉得吵架不仅没法形成任何一种正能量，反而浪费了精力。也许是有点儿小气的想法。
作为伴侣，也许不能理解对方的全部，因为世上不存在能够百分之百地相互理解的人。但是，如果连对方真正重要的部分都不能理解的话，那这对夫妻是不合格的。
如果因为工作突然延时或者要开会，而不能回家吃饭，我一定会发短信告诉妻子。确定要不要回家吃饭，这对做饭和等你回家吃饭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
妻子在厨房忙着，我的手头没什么事，于是就想到她身边看看，帮忙摆摆餐桌、端端餐盘。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什么事都等不得，如果能帮忙尽快弄好的话，帮忙也是件愉快的事，饭后收拾和洗碗也是如此。让我什么也不干，光是坐在椅子上等待发呆，我是做不到的。白天在家的话，我会用吸尘器清洁卫生，或者打扫厕所，我不做的家务大概只有洗衣服。
家务事的九成以上都是妻子做的，剩下的一成里只要是会做的我都做，仅此而已。
人的状态和心情，可以从脸上看出来。也有人说“人不在于脸”。我觉得这是理解不同造成的，相由心生，绝对没错。幸福会洋溢在脸上，不幸也会表现在脸上。坏心眼的人就有张坏心眼的脸。一个人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莫不在脸上表现出来。不是有那种“顽固父亲”的老头脸吗?我不想变成那样的脸，我想形成的是一张“好看”的脸。
我已经到60岁了，回首往事，我的人生是非常幸福的。这得益于很多次精彩的相遇，让我忘记了过去的讨厌事。此外可能还需要一颗有着积极想法的心。不过另一方面，有时不管你怎么留心、怎么努力，也无法达到目的。
我们生长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世界和平是极重要的事，也是幸福的基础。我们的后代一定要为此而感恩。
神明正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些重要的事情才存在的，但有时我们还是会忘记。和平变成了理所当然，感恩之心随之消失，从而生出了平日里的牢骚与不满。
凡事先和别人比，一看见他人的人生一帆风顺，就会羡慕和嫉妒;而一旦认为他人不如自己，就会看不起别人，然后放下心来。烦恼也是一样，原本是些无所谓的事，却会引发焦虑和不安。对演艺圈的人来说，烦恼的来源就是虚假的报道和没有来由的抨击吧。
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像圣人一样活着，但悟道之路非常遥远。我们已经习惯了和平年代的生活，对其可贵之处也看得较淡，但我们还是不能把曾经有过战争的那个不幸的年代，单纯地当做历史的一页。
在东日本大地震刚发生后的报道中，有位受灾者说：“我必须让自己觉得，只要活着就好。”他那忍着悲痛作答的声音，应该铭刻在我们心中。时代正在质问我们，何谓重要的事?何谓富裕?何谓幸福?
接下来是关于今后的事情。在我20多岁的时候，一位演艺界老前辈对我说过的话至今还留在耳边：“回顾人生，虽然有需要反省的地方，但没有后悔之事。”我到了今天这把岁数，终于稍微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总想着要不是当初，自己就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样的人生是非常寂寞的。那我呢?说起来挺不好意思，我的确也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但我可以断言，我没有后悔!今后的人生比我年轻时所想象的要长得多，我想要继续过着不后悔的人生。
我们夫妻也会一如既往，继续每年对彼此说：“谢谢。今后也请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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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30岁以后很难再结交朋友本文刊载在《纽约时报》，为了便于国内读者理解和接受，我采取了意译的方式，把文章的背景改在了中国，人名也替换为中文名。请勿对号入座。
几年前我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李大力，他在北京当编剧。回想起我们初次见面的情形，就仿佛是爱情喜剧电影里一见钟情的相亲场面，无非是没有那点“情”。我们带着各自的太太一起吃饭，友情突如其来，我们一见如故。
从那以后我们已经聚过4次。我们之间的关系有点朋友的意思，但又不完全是。我们彼此都想再加深一点友情，但是生活总在中间作梗。
我们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当你到了三四十岁，会有许多新面孔通过工作、孩子甚至是微博进入你的生活。但是真正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就是那种你在大学时代结识的老友，那种你在危难时第一个想起来的好友，却越来越少了。
无论你结交了多少朋友，一种宿命的感觉在你心头萦绕不散：你十几二十岁结交好友的那个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了。现在，你只能去结交一些点头之交，甚至只能称得上是熟人而已。
而一旦你遇到生活中的重大变故，比如说搬家或者离婚，你就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缺少朋友。
当这种感觉袭来时，赵珊珊几乎喘不过气来。她是北京一家教育基金会的执行董事，几个月前刚从北京搬到上海。当她准备举办自己39岁生日晚宴的时候，尽管她有857个QQ好友、509个微博粉丝，却发现根本凑不齐一桌客人。她说：“回想人生中各个交友的阶段，我发现人生中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在高中时代和做第一份工作时结识的。”
罗高是一位在辽宁工作的心理医生，40多岁离婚以后，他发现自己多年来一直把重心放在事业和家庭上，朋友们都已经淡出了他的通讯录。罗医生说：“好像突然之间，老婆就从全家福里消失不见，你发现自己前所未有的孤独。”现在，罗高已经56岁，他感叹说：“我就算是去学广场舞也不可能再去找个女人了，我更愿意认识几个老哥们，举起高粱酒，来，整一个呗!”
有心理学家在针对不同年龄人的研究中发现，人越接近中年，所结交的人也就越少，同时和既有朋友之间的关系则变得更加密切。
她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闹钟，每到人生的某一关头，比如说进入30岁的时候，就会铃声大作。它提醒人们人生易逝，请停止四处交友，专注于此时此地。她说：“你会开始全心投入在情感上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上，因此，你不再有兴趣参加各种饭局和聚会，而是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孩子身上。”
在职场上，由于同事经常变更，人际间的紧密接触就难以维持。去年，热播剧《甄嬛传》的编剧流潋紫在该剧试播时遇见一位叫作阿珍的女士，在工作中，她们走得很近，几乎没多久她们就知道了对方的健身和饮食习惯。当流潋紫动念想来一杯咖啡提神的时候，都不用她说，阿珍就已经递过来一杯。
“但是，试播工作一结束，没有了这种日复一日的接触，要保持紧密关系就很难了。”流潋紫说。她们现在也偶尔约个时间来三里屯喝上一杯汤力水，但是在798一起从下午一直漫步到晚上，再一头扎进南锣鼓巷酒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工作环境里因为竞争的关系而火花四射，所以人们会学着在同事面前隐藏自己的脆弱和怪异。有位教授说：“工作中的友谊总是带有一种交易的感觉，很难说什么时候交易才会告终，让真正的友谊得以开始。”
职场要面对的升迁和薪水多寡也很麻烦。左小先生是一位住在北京宋庄的艺术家，他说：“如果你的朋友比你赚得过多或者过少，都会让人觉得很怪。”最近，他邀请一对很有发展前景的夫妇进入他的圈子，但是很快朋友们就因为这对夫妇谈钱成瘾而对他们厌恶不已。
如果加进孩子，这笔糊涂账就更难算了。突然之间，你被一个由家长组成的新朋友圈所包围，可是这个圈子的情感纽带最多也只能算是聊胜于无。就像相声演员郭德纲在天桥的一场演出里说的那样：“我一整天和一帮带着孩子的孙子待在一起，但我不会跟这帮孙子组饭局，因为不是我想认识这帮孙子，是孩子们黏在一块儿了。他们为什么在一起，那是没溜儿的事儿，纯就因为都是小孩儿。”
44岁的贝志城是北京的一名地产商人，他和他的太太与另一对家长由于孩子们的关系成了朋友，当时，两家的孩子都还是好朋友。但是，后来孩子们绝交了。当两家人决定在院子里烤串儿的时候，贝先生的儿子说：“我能让我其他的朋友来吗?”
外部因素不是唯一的障碍。人过30，人们经历了交友心态上的转变，早年间的自我发现变成了自知之明，所以你选择朋友的眼光变得更挑剔了。2004年出版的《土豪的危机：成年后如何交朋友》一书的作者马伯庸说：“年轻时交朋友，只是因为一杯青岛纯生就可以上桌，而成年以后，我们的桌子抬高了很多。”
现居香港的战略投资顾问冯唐先生甚至开发出一套挺好玩的百分制朋友打分表，100分是最好的朋友。当新朋友表现得让他讨厌或者没有忠诚度时，冯先生就在心里为他扣分。他说，10次里有9次，新朋友最终只能得到30分到60分然后滚蛋，也就比熟人好一点点。
冯唐说：“你遇见个不错的人，但是一旦他们一次不回电话，掉到90分。两次，立即50分。如果认识的第一个月里就迟到，再扣10分。不过，也有人因为言行得当而得到加分。”
到了人生这个阶段，你已经遭遇过许多令人厌倦甚至是失败的人际关系，开始努力承担起责任，认真经营工作、家庭和既有的朋友关系。所以，你对倾心结交新朋友这件事变得更加谨慎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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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钱的民国文人民国年间，康有为在文坛上的地位显然不比在晚清那会儿。虽然后起之秀们对这位顽固的保皇派精神领袖多有批判，却也丝毫影响不了他发大财。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慈禧软禁，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当时康有为怀着一腔热血，声称奉有光绪帝的“衣带诏”，外结强援，内交豪杰，伺机助皇帝再掌大权。其时“六君子”被弑，全国有识之士无不扼腕，海外华侨对维新志士多有同情，故而康有为筹措经费，收获颇丰。
手中握着大把资金，康老夫子的个人生活过得丰富多彩。1906年春，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向华侨宣传他的政治理念。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建有轨电车，他发现商机，买下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大片房产。不久之后，这些房产价格上扬好几倍，他赚了10多万墨西哥鹰洋。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演讲，既发展了一批党员，又募集了不少资金，还娶了第三房姨太太——年仅17岁的何旃理。何旃理是美国华侨，懂四国文字，熟悉中国文化。当时，何被康之演讲所迷，以为遇到了大英雄，不顾父母反对，执意以身相许。1911年6月，康有为移居日本。次年春，康又把一个家境贫寒的16岁神户少女市冈鹤子纳为四姨太。
保皇党本就组织涣散，党魁康有为怎么支出，有哪些支出，大家都不知道，故而这个账在清末绝对是糊涂的。
1913年，康有为刚一回国就发了笔横财——他的祖宅曾被清政府抄了，民国政府接收后，为了修建马路，又将其拆毁。精明的康有为，自然不依，联名十几个广东缙绅，找广东政府谈赔偿。当局无奈，将广州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赔给了康有为，还补偿其一大笔钱。
1914年春，康有为携全家迁居上海，他预测到上海的地皮肯定会涨，就迅速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了大片地皮。此后，上海地价连续飞涨，康有为一点儿一点儿地卖，大赚特赚。
到上海之初，康有为并没买房子，而是租了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此处占地10亩，花木扶疏、曲径通幽、楼台交错、亭阁辉映，既有洋楼，又有平房，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有得一拼。此园的主人本是犹太人辛溪，他在破产后将房子卖给了清末大买办盛宣怀。康有为从盛家后人手上租来，每月租金120银圆，一住就是8年。每月的租金就相当于上海寻常人家一年的收入。
1921年，63岁的康有为在英租界内的愚园路购地10亩，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后世称为“康公馆”。游存庐的装修可以用一个词概括：豪奢。几栋房子的装修姑且不谈，仅看庭院布置，就得花不少钱。一个曲折的大池塘，能在里面划船，上架两处木桥，池内放养了500条大金鱼。院内种有1200多株树，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还有开绿色花的梨树等。菊花、玫瑰、牡丹等花草更是不必说。更厉害的是，园内还养了孔雀、麋鹿、猴子等动物。
除了“游存庐”，康有为还修建了3处别墅——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会泉的“天游园”。
“一天园”占地30余亩，位于西湖的丁家山，康有为到杭州时看中此处，花钱买了下来。从1920年起开始建设，前后分11期，4年后才完工。此处山花烂漫，能俯瞰整个西湖，水天一色、赏心悦目。康家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将其出售。
杨树浦的“莹园”毗邻吴淞江，属于短期投资，筑成仅一年多时间，就卖给了日本人。
青岛的“天游园”原是德国在青岛设租界时建筑的提督署，当地称之为“提督楼”。“一战”德国战败，撤出青岛，此提督署成为官产，1924年康有为将其买下，改名“天游园”并加以扩建，用于夏日避暑。
除了投资房地产，康有为一年卖字也能赚不少钱。康夫子的字，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并不忌讳将此当作生意，明码实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还放置“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等，有求必应、无所不写，官僚军阀、富商地主趋之若鹜。据有关统计，此项收入，每月就能为康夫子进账1000银圆。
康有为超级会赚钱，但是开支也惊人。此公好美人，六房妻妾生了12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2子4女)。大小老婆的脂粉钱、公子小姐的零花钱，每月马马虎虎计都得上千。家中女佣男仆就有40多个，加上管家账房、司机厨子、园丁保镖，以及负责守门的几个印度人，雇人的工资又花去了好几百。
另外，康夫子颇有任侠之风，家中常驻的门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则10余人，多则30余人，他们在康家都能享受到贵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涩的青年才俊上门求助，康有为基本上是慷慨馈赠。
康有为喜欢大宴宾客，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他常请之人。他也好收门徒，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均是他的拜门弟子，得其襄助不少……梁启超曾称颂康有为：“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
据有关学者统计，康家最热闹的时候，平均每4天就要吃掉约160斤大米。仆役每天采购的日用品得用汽车拉。他在上海期间，每年花费不下1.2万银圆。
1927年3月，在上海过完七十大寿的康有为担心北伐军会对他不利，将家搬到青岛。当月29日，康有为在赴宴后腹痛难忍，先后请了两位医生来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他为食物中毒，并开了药。30日，康有为精神好了些，自以为毒素已清除。可到了31日凌晨5时，康有为却感觉非常不舒服，据其弟子、前清举人吕振文和其外甥李云光的记载，康临终前“七窍出血”。对于康有为意外身故的真相如何，已不可考，但康的去世，代表着一个文人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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