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手段3篇

国有经济是指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的经济类型。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手段的文章3篇 ,欢迎品鉴！

【篇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赶超路上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先后超越意大利、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到2010年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伴随着高速的追赶进程，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逐步发生变化，支持高速成长的因素逐步成为制约因素，经济起飞红利渐行渐远，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逐步放慢，已经进入换挡降速、优化结构、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一判断对于现阶段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经济而言，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156美元提高至2017年的8826美元，目前已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长期的粗放式高增长也带来了高杠杆、高能耗、高污染、贫富差距扩大等诸多问题。与此同时，劳动力、环境资源、土地、资金和汇率等要素成本也大幅提高。过去依靠债务扩张、低劳动力成本、资源和能源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不可持续、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因而，我国经济实现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成为一个重大抉择。这种转变，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突破发展瓶颈的现实选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五个因素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一系列制约因素，首要的是转变观念，要由数量优先转到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要由非均衡发展转到重视结构优化，环境保护，注重社会文明提升，完善社会治理。其次是要转变发展方式，由粗放型转到集约型，由要素投入型转到创新驱动型，由外需驱动型转到内需主导型。当前，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人力资本。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看，过去支持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因素在逐渐消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余万人。在人口增长的重大转折期来临的背景下，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发挥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红利(例如工程师红利)将成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推动力。

　　第二，技术进步。从增加资源投入的粗放式增长，转向讲求效益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和产品质量的改善。同时加快技术发展也有助于价值链延长和提升，适应全球产业升级趋势。

　　第三，有效的制度安排。有效的制度安排能使权、责、利激励相容，使人更积极地投入。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能鼓励创新、促进竞争，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引导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第四，对外开放质量。自由开放为要素跨区域流动和有效配置提供了途径。通过对外开放，不仅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也可以利用国际上的要素资源以弥补中国禀赋的不足。

　　第五，资源和环境质量。粗放式的增长是以高能耗和高污染为代价的，资源约束日益趋紧，大气污染仍然严峻，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突出。合理的资源使用结构，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如何实现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实现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需要在宏观政策、区域政策、经济体制等诸多领域作出巨大努力。从具体措施看，要着力抓好以下八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平稳。高质量发展需要平稳的经济环境，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是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质量优先不等于不要速度，合理的速度还是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调整过猛使经济失速，将引发各类风险，高质量发展也无从谈起。这需要一以贯之地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平衡、协同，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第二，提升人力资本。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16年我国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入学率分别为77%和48%，虽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和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2016年美国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入学率分别为95%和86%)。我国人力资本的质量仍有巨大提升空间，特别是中高级职业教育，还十分落后。从财政投入看，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自2012年连续超过4%，但较美国的7%仍有差距。需要继续加强教育经费投入，同时调动全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加快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加强对基础教育、农村教育的支持，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优化教育结构，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培养大批创新人才，加快培养各类紧缺人才。深化产教融合，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政府部门增强社会职能服务就业创业，加强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匹配。

　　第三，以创新驱动增长。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以科研创新、管理创新和产品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在我国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需要靠创新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突破资源能源环境的瓶颈。需要进行基础性研究突破，更好地应用研究成果，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加大关键领域、重点环节的核心技术研发力度，加强高水平人才的培养。

　　第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企业必须转变观念，适应新时代消费需求的新变化，大力发展新经济，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质量优势，提升产业价值链，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推动新技术和实体经济的融合。继续加强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通过改革把过剩产能、高污染产业中要素资源逐步转移，优化配置效率。进一步发展服务业。我国服务业近年来已经壮大，但质量层次仍有待提高，要瞄准国际高标准。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制度良性变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融资结构。

　　第五，保护生态环境，有效利用资源。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降低排放，促进能源清洁化，健全管理机制和跨地区协调，精细管理不搞一刀切。提倡节约高效，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发展环保产业，研发推广绿色低碳技术。据统计，我国万元GDP能耗2017年降至不足0.6吨标准煤/万元，较改革开放之初累计降低77.2%，节能减排工作取得成效，但需进一步推进。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运用市场化手段，完善资源环境定价。

　　第六，通过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需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协调东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把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差距，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第七，加快完善体制和政策环境，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完善国资管理、深化国企改革，放宽准入，促进竞争。完善鼓励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盗版，促进形成鼓励原创、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不必过度关注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扭转过去唯GDP论的衡量标准。

　　第八，提高对外开放质量。顺应国际发展新趋势，促进贸易平衡，注重出口商品的质量和附加值的提升，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签订和升级自由贸易协定，推动高标准的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好新制定的外商投资法，同时有效引导支持对外投资，倡导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篇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手段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和世界占比不断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更趋完善，先进制造业实现快速发展，传统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过剩产能得到有效化解，创新驱动引领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等为引领的区域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开放经济提质增效，“一带一路”建设亮点纷呈，对外贸易稳态化、多元化趋势明显。即便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冲击之下，我国仍然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在加快形成，这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十四五”时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动荡变革期，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将更加错综复杂。推进“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引领、布局先导产业、推进区域协调。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一是全球不确定性编织复杂外部环境。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加剧了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等事端频现，黑天鹅、灰犀牛等事件频发，世界政治经济稳定性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兴市场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全球经济比重持续提高，国际贸易地位不断攀升，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加速演变，将深刻改变和重构全球分工网络。二是疫情冲击着世界稳定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引致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基础不稳、动力不足、发展失衡、纠纷多发等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和加剧。随着防控措施的跟进和疫苗的投放，全球疫情将可能呈波浪式下行趋势，外防输入仍是我国很长一段时期疫情防控的重点和常态，我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可能将受到不利影响。三是国内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需加快转型升级速度。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发展前景依然广阔。总体而言，“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加，进入发达经济体序列；产业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制造业更加高端化，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产品体系更加健全，消费更加多元化、高端化。但不可否认，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旧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尚未跨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仍然突出。

　　因此，需要以更加强有力的措施助推我国“十四五”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现代经济体系。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现代经济体系。一是坚持竞争中性原则，保证各类市场主体能够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与创造活力。二是打破行政垄断壁垒，推进“放管服”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企业进出自由，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三是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融合发展，特别是消除各种隐形壁垒，加强对民营经济的保障，推进民营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其次，要强化创新引领，加速转换经济增长核心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强国。一是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引导社会资本进入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基建，夯实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基础。二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科技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进一步完善科技中介市场，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三是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鼓励名校名企名院合作推进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探索揭榜挂帅等人才创新使用机制，为创新驱动导入高端要素资源。

　　再次，要布局先导产业，培育世界级的先进产业集群。围绕数字经济、生物医药、航天航空等未来先导产业，加快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促进龙头企业从规模优势转向创新优势。一是聚焦5G、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等未来先导产业，发挥各地区要素禀赋优势，加快布局新生产力。二是培育先进产业集群，探索产业体系从“大而全”转向“专而精”，深层次嵌入全球产业大循环，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竞争。三是打造面向全球的产业创新高地，推进产业资本、高端人才等创新资源集聚，形成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技术转化中心。

　　此外，要推进区域协调，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城市群。聚焦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等重点区域，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创新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城市群的全球竞争实力。一是加快导入人才、创新、产业、金融、企业总部等高端要素资源，重点打造若干个具有全球创新要素配置能力的都市圈和城市群。二是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放宽城市落户等限制性条件，消除城市之间发展壁垒，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三是推进东中西部之间均衡发展，重点关注革命老区、偏远山区等，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基础上高水平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篇三】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手段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哪些新的课题和挑战？中国经济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和条件，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努力向更高层次的高质量发展迈进？

　　高质量发展面临新课题

　　“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面对全球化出现的新格局、新规律，需要对发展方式进行战略重构；经济发展态势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变化，特别在跨越式发展的阶段，如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些都是我国迈进高质量发展阶段后面临的课题。

　　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文溥看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意义重大。不过，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还停留在过去追求发展速度和规模的思维惯性上，没有意识到从中等偏上收入迈向高收入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与以往存在重大差别。“如果不能充分认识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就会对高质量发展形成掣肘。”李文溥说。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汪彬表示，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以往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动力和方法路径都将发生变化。从经济增长动力看，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传统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再适应新要求；从经济增长模式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发展新模式；从发展路径看，经济增长的重点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要深化供给侧改革，提高要素的生产效率。

　　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看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着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新课题。“我们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加快转变为内需驱动，促进形成‘双循环’的新格局。”徐洪才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表示，通过这些年的实践，加之当前国际国内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人们更加深刻意识到，中国经济未来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能力，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必须围绕“创新”做文章，特别是要注重制造业与信息技术、互联网应用的结合；注重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结合；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融合。与此同时,要着力扩大内需，激活国内市场；充分认识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努力保持与国际大市场的紧密联系。

　　发展潜力与优势仍在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和挑战。在推动中国经济向更高层次的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征程中，我们仍然有着许多优势和潜力。

　　李文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智慧的民族之一。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只用了5年左右的时间，就解决了吃饭问题。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中国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2019年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这充分说明，只要我们找准方向、选对路子，切实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努力，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得倒中华民族，也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中国经济跃升至更高层次。

　　汪彬认为，中国经济具备规模优势，经济总量大，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规模大，拥有14亿人口规模的消费大市场，其中4亿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大。工业产业体系健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居世界前列，产业链条完整，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不同地带间的经济发展阶段、收入水平呈现一定梯度性，区域经济韧性强、回旋空间大。人力资本供给充裕，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高校毕业生，具备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长期积累的物质基础十分雄厚，我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3.6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

　　“我们还具备独特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举国体制优势，能够集中优势资源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汪彬说。

　　冯俏彬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这将倒逼我们进一步认清形势，找准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而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积累，我们已经形成强大的物质基础，有着巨大的内需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工业门类，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深刻，这些也将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刘元春也认为，“无论从供给层面、需求层面，还是从制度基础层面看，中国经济的弹性、韧性和活力已经展现出来了”。

　　努力于变局中开新局

　　如何向更高层次的高质量发展迈进？专家普遍认为，要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加快推进更高层次的高质量发展，重点要实现三个转变，即由数量向质量转变，由规模增长向结构优化转变，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汪彬建议，一是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特别是要深化土地、劳动力、产权制度改革，实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二是要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水平，实现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制定和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三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营造科技创新的良好氛围，加大创新政策支持力度，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大激发社会创造力。

　　“在推动更高层次高质量发展中，必须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努力。”冯俏彬建议，首先中央要统筹全局，加强顶层设计，并进一步理顺央地关系，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其次，要发挥好企业的作用。企业是生产经营和研发活动的主体，要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加大在创新方面的投资。三是要更好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面覆盖，努力为广大群众营造敢消费、愿消费的环境，提高消费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刘元春建议，从战略层面看，要认清楚未来5年到20年全球化的新发展格局，根据这种新格局和规律，制定新的方针。同时，要以持续深化改革作为基础，进行一些战略性重构和再部署。

　　“我们仍然要坚持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创新，开拓进取，推动高质量发展。”徐洪才表示，我们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仍然要保持战略定力，苦练内功，妥善处理国际国内问题，推进更高层次的高质量发展。

　　“努力做好中国的事情，这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我们仍然要更多关注国内的经济发展。”李文溥表示，在推动更高层次的高质量发展中，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同时也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继续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