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邹平教育模式对当时乡村学校文化的影响
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是基于他对中西方文化的系统分析，是一场中西文化融合的尝试，一定程度而言，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基于新儒学思想的邹平教育模式对当时的乡村学校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促进知识分子由城市向乡村流动
由于社会结构的改变，当时乡村逐渐破败，乡村学校教育发展步履维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村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影响了教学效果，使得乡村教育难以发展。严复也曾讨论过乡村缺少教师的问题：“此中小学堂之通病也，至于高学堂，则往往具有形式而无其实力，理化算学诸科，往往用数月连成之教习，势必虚与委蛇，竭日玩岁。”[5]没有足够的教师，乡村学校教育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然而，一方面乡村缺乏有文化的教师，另一方面，受新思想的影响，大批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离开乡村，流向城市。乡村学校文化的发展日益艰辛。梁漱溟深刻认识到要发展乡村教育，必须要有教育者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而知识分子正是最适合的教育者。知识分子应该到农村去，和农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把知识、技术和技能传授给农民，这样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因此，他号召知识分子深入乡村，与农民结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许多有责任感的青年，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放弃了城市相对安逸的工作与生活，自愿到乡村，为乡村发展奉献自己。梁漱溟曾回顾这一段时光：“静心反省，自己不图安逸，不图享受，粗衣素食，并无家产，教书著说所得几乎全用于兴办教育或接济同志。甚至自愿深入敌后，跟着游击队昼夜行宿于荒山野岭，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支配着自己呢？扪心自问，则源于能立志要改造中国，为国家民族做事。
（二）抑制了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
近代中国文化一直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一路伴随着对西方文化态度的改变。中国文化最早对西方文化是全面的抵制，认为西方科学技术是“奇技淫巧”，对此不屑一顾。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中国文化开始认同和接受西方文化，有识之士从旧式教育中挣脱出来，宣传西方文明，掀起新文化思潮。到“五四运动”之后，这种对西方文化的推崇达到了高潮，“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猛烈抨击传统文化，确立了近代中国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反传统主义运动的基本趋向。对西方文化的极度推崇偏离了原有的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出现了全面西化的趋势。全面西化的代表陈序经曾说“我这样的想，我愈感觉到我在美国时及在岭南时所主张的全盘西化的理论是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我愈这样的想，我愈觉得我们非这样的作……”[7]由此，可见当时文化西化的盛行，中国文化几乎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梁漱溟从坚持民族文化本体的角度出发，融合西方现代文明成果，以期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和复兴。在邹平教育实践中，梁漱溟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借鉴西方民主观念与制度，实现了中国文化的重建。梁漱溟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比较，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继承性，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中体西用式的选择，对全盘西化的思潮作了深刻批判。梁漱溟在一片热烈的全面西化的潮流下，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有效地抑制了当时社会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
（三）缔造了以道德精神为基础的新的乡村
文明中国传统社会依靠伦理和道德来维持秩序，乡村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根基，乡村文明就是以礼仪和道德教化来维持乡村有序发展的一种内在精神力量。但是，随着当时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变化，这种传统的乡村文明遭受冲击。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意图通过外在的强制约束维持秩序；另一方面，我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良思想中也掺杂了一些不良习俗，迫切需要取精华去糟粕。在梁漱溟看来，中国过去靠道德礼义维持，现在和将来仍要如此，但原样照搬也是不可取的。因此，新的乡村文明应既要吸收民主自由思想，也要去除我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缔造以道德精神为基础的新的乡村文明成为梁漱溟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村学和乡学是进行道德教育的最好阵地，梁漱溟主张通过村学、乡学宣传以伦理情谊为核心的优秀传统道德规范，倡导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梁漱溟对受教育者的道德培养非常重视，甚至将其放在知识学问之上。为唤起民族精神觉醒，梁漱溟在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中开设了精神熏陶课，在村学、乡学开设有“精神讲话”课。这些活动取缔了当时许多不良的旧风俗，提高了乡村农民的道德水平，形成良好的乡村社会风气，对当时的乡村文明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邹平教育模式对我国当前乡村学校发展的文化意蕴
（一）应突出知识分子在乡村学校文化建设中的引导功能
邹平教育模式意图通过文化教育的方式改造乡村乃至改造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知识分子流向乡村。知识分子由城市走向乡村，在对农民进行学校教育的同时，向农民传授新理念和新知识，促进农村文化进步。梁漱溟提出的知识分子走向乡村的倡议对我们现在，尤其是在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中乡村学校文化面临转型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今天，重塑乡村文化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文化素质需要知识分子的引导。乡村应加快建设一支适应乡村生活和学习实际需要的知识分子队伍，加强对乡村教师的培训，健全培训制度，充分利用师范院校等教育机构，促进农村教师教学技能的提升和知识体系的更新，切实改善乡村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差距，吸引城市知识分子由城市流向乡村。除此之外，政府应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知识分子下乡，促进部分知识分子改变观念，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改善农村教育文化。近几年来，大批来自高校的毕业生就业困难，而农村又迫切需要各种人才，应找到一条能将两者结合起来的途径，让知识分子到乡村去，给乡村学校注入新的活力。当前国家推行或试行的大学生支援西部项目、三下乡活动、送教下乡、大学生村官活动都充分说明了国家对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和乡村学校发展建设的重视。
（二）重视传统文化对当前乡村学校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邹平教育模式非常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梁漱溟认为，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要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的新儒学思想结合了中国儒家传统的伦理思想与西方的生命积极向上的精神，但儒家传统文化是其思想的根本。在邹平教育实践中，梁漱溟一直强调以中国固有的传统精神为主来吸取西方文化之长处，这些体现在邹平教育的教材中，反映传统儒家思想与精神的内容占有重要地位。当时乡农学校主要的教材有六种，其中关于传统思想道德文化的内容占了大半，[8]这体现了梁漱溟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我国当前乡村学校文化建设必须重视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因为城乡教育一体化是保持自身优势与特色的一体化，其差异性原则要求乡村学校突出乡土文化特性，保持自身的特点与优势，继承和发扬乡村本土优秀文化传统；[9]同时，还要培养乡村学生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因为当前城市化的发展让人重视学校的升学价值而忽视了其育人价值，过分侧重学生知识的培养和所谓的国际化视野，使学生缺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很多乡村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流向了大城市甚至国外，造成乡村知识分子的断流。所以，要重视传统文化在乡村学校建设中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开发校本文化和编写乡土教材就是行之有效的活动。校本文化是对乡土价值的高度凝练，它充分体现了乡村学校的历史沿革、精神风貌、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向。乡土教材在编排上应尽可能选择乡村地区的文化题材，突出乡土性、地方性和时代性。这样，传统文化在乡村学校教育中得到应有的重视，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自己家乡和传统文化的意识，增强学生的向心凝聚力和社会责任感。
（三）强化道德精神对当前乡村学校文化发展的辐射与熏陶作用
邹平教育模式很重视道德精神陶冶。因此，在乡农学校或村学、乡学中均有精神陶冶科目，对农民进行道德教化，促进农民的道德自觉而达到乡村和谐的目的。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很多人受到“一切向钱看”等思想的侵蚀，只有强化道德精神的引导，发挥其辐射与熏陶作用，才能为乡村学校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乡村学校文化是乡村文化的缩影，由于各种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当前乡村学校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迷失自我，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更迭与剥离中失去内涵，在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博弈与融合中消褪特色，在校本文化与城乡一体文化的守望与统筹中放弃自觉。[10]面对困惑与纠结，乡村学校要着眼于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点重建与根本路向的重新选择，最重要的是要强化道德精神的引领作用。因为道德精神引领与科学知识传授同等重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科学技术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必须要有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引导，否则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甚至是一场灾难。例如，日本福岛核电站核的泄漏事故，就是利益至上而道德价值缺失的结果；当前，个别地区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和造假事件，无不说明仅有知识与技术是不够的，道德价值引导的缺位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此，乡村学校要继承和发扬传统道德精神的精华，提升师生道德品质，促进道德自律。学校师生应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并最终影响和辐射周边乡村形成文明向上的文化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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