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教育科学精神的匮乏已成为制约中国教育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其突出表现是：教育科学意识淡漠，教育求真精神贫乏，非理性教育大行其道，否定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培育中国教育的科学精神，需要重建中国教育工作者的独立人格，加强教育科学意识、辩证思维和理性精神的培育。
[关键词] 中国教育；教育工作者；科学精神
长期从事基础教育研究工作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我深感中国基础教育陷入了应试教育的泥潭而很难自拔。中国基础教育如何才能走出应试教育困境，而步入素质教育的坦途？这固然需要一系列体制和制度的变革，更需要呼唤中国教育的科学精神。
什么是科学精神？综观学者们的研究，在我看来，科学精神就其内涵来讲，大致包括求真、探究、怀疑、实证、理性等精神。简言之，求真精神，就是相信系统科学的真知识，遵循科学规律；探究精神，就是永远要对新鲜的事物敞开心灵，准备接受新的知识，容纳新的观念，探讨新的奥秘，追求新的结果；怀疑精神，就是既绝不相信权威，也绝不无条件的宽容；实证精神，就是任何科学知识都要有证据做支持；理性精神，就是要用严密的逻辑对证据进行分析和推导，在各种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最合理、最可能的一种。由是观之，中国基础教育是何等地缺乏科学精神，重建中国教育的科学精神又将是何等地艰难！
一、中国教育科学精神匮乏的表现
（一）教育科学意识淡漠
教育是一个专业化的职业领域。正因如此，近年来，人们愈来愈大力倡导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与之相适应，支持教师职业专业化的教育科学，无疑应该在教师的职业生涯中占据应有的位置，但事实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在我国教育界，排斥教育科学，不相信教育科学，甚至否定教育科学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学习教育科学。有不少教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教书的，又不想当专家，所以学不学教育科学并没有多大关系。“我把书教好就行了，学那些玩艺儿干嘛！”——这种观点与梁启超先生当年批判过的“只有理科、工科的人们才要科学，我不打算当工程师，不打算当理化教习，何必要科学？”的论调，是何其相似！
二是不相信教育科学。我国教育历来具有强调“苦学”的传统。近年来，伴随着升学竞争的日益加剧，通过肆意延长学生的学习时间而要成绩、要升学率的做法，更已成为不少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的“不二法门”。其实，从整体上说，我们的教育不会因为一天让儿童学习12个小时，全社会的升学人数就会增加；也不会因为让儿童按照国家规定的正常学习时间学习，全社会的升学人数就会减少。不料，有人却振振有词地宣称：对于家长来说，我们只有一个孩子，全社会的孩子我们管不了的，我们不学12个小时，正因为那升学的人数不会变，所以就会有学12个小时的孩子顶上去了，对于社会来说，你的孩子上学还是他的孩子上学都一样，人数而已，但对每一个家庭来说却是全部。听到这样的话，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教育研究的工作者，面对这种声音背后传递出来的为了应试教育只相信时间加汗水，而否定国家课程方案、否定教育科学的做法，我内心的痛处简直无处言说。
教育缺乏应有的教育科学意识，直接导致了在教育系统内部，愈来愈多的人日益变得根本不再遵循教育管理的基本规则和规律，单靠无限度地延长学生的校内外学习时间，来片面搏取“升学”功利。这种做法，给学生带来的后果究竟是什么？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学生身心素质的下降；其实，更可怕的则是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发展空间的丧失殆尽。
（二）教育求真精神贫乏
1922年8月20日，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应当时影响颇大的学术团体——科学社的邀请，在作题为《科学精神与东方文化》的演讲时，曾对科学和科学精神作了如下界定：“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对于这句话，他作了三层说明：第一层，求真知识；第二层，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第三层，可以教人的知识。在这里，显然，梁启超先生把“求真知识”看作是科学精神的第一要义。当代学者、上海师范大学的柳延延则进而追问：在西方学者的心目中，科学精神的精髓又是什么呢？对此，虽然各家说法不一，但比较共同的观点是，首先是对宇宙万物之“发生”的惊讶心态和由纯粹的好奇心所驱动的一种探究精神。柏拉图认为，思想起源于惊异。由此导致了一种追求高于具体经验的、普遍的、理论的思维倾向和逻辑的思维方法。从毕达哥拉斯到亚里斯多德，古希腊哲人倡导的这种精神通过文艺复兴在欧洲复苏而绵延不绝。科学的活力，就在于它具有一种自我改进的机制。正是理性批判精神，将科学与伪科学划清了界限。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将“有条理的怀疑精神”称作科学家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之一。无疑，具有探究和怀疑精神，是个人或社会具有科学精神的重要标志。
如果按照科学精神的上述要义来评判我们的教育，那么，究竟到哪里去寻找中国教育的科学精神？今天，在广大教育工作者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自觉主动地探究教育的规律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与同时从事教育研究的人不但不成比例，反而还总有一种反对教师搞教育教学研究的倾向，名之曰：当老师的教好书就行了，搞什么研究！以至于不少地方在教师评定专业技术职务时，正在有意无意地淡化对教师教育研究成果的要求。在广大教育工作者中究竟有多少人从内心里真正否定或怀疑过那种仅仅单一地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应试教育”的合理性呢？是否自觉追问过这种“教育”果真能为我们的国家带来竞争力吗？事实上，不仅没有多少人发自内心地怀疑这种“教育”行为的合理性，反倒有为数不少的人在为这种已经严重异化了的“教育”的所谓“合理性”百般辩护，什么“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是辩证统一的”，等等。
教育缺乏求真精神的后果，直接导致了众多的教育工作者根本没有教育效率意识。而教育效率意识淡漠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学生的学习课内不行课外补，校内不行校外补。其结果：效率不高就要增加课时，增加课时就要拉长学习时间，增加学习时间导致学生学习疲劳，越疲劳效率越低，效率越低越增加课时，如此恶性循环，致使基础教育陷入了“靠时间加汗水”的怪圈而不能自拔。就这样，一味机械地做，做，做……最终让学生陷入了做不完的作业之中而喘不过气来。
（三）非理性教育大行其道
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理性精神的体现，凡事要讲道理，要讲事实，要讲根据。可是，多年来，我们的基础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却被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浪潮所左右了。各色人等都在狂热地片面追逐所谓“升学率”，一切都只是围绕着升学率转。其结果就是，所谓“升学率”已经距“科学”二字的内涵越来越远了。今天，如果我们把许多人仍在津津乐道、沉湎其中的不计代价所获取的所谓“高升学率”政绩，放在科学发展观的放大镜下去审视，那么，这种牺牲学生的身心健康、牺牲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换来的高升学率，到头来，大学毕业后又大量的找不到工作，让那些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在家里待业，这样的高升学率，我们有什么资格炫耀和骄傲呢？
我曾经提出，教育应该拥有自己的独立性，教育不应该只是简单地跟随在社会和学生家长的后面，教育不能无原则地盲目屈从或迎合社会（包括学生家长）的某些并不合适的压力和要求。对此，有人质疑，认为这不是一线教师和校长能支撑得住的。其理由是，如果我们不去迎合，就难以得到地方行政部门和学生家长的认可，这也就无法保证生源的数量和质量，恶性循环就会成为必然。应当承认，这种观点是很具普遍性的。在教育内部（甚至是部分领导层中间），不就有这样一种貌似“理直气壮”的论调吗？——“不管这改革，那改革，升不上学的改革就不是好改革”，等等。由是，我们不禁要问：在我们今天的所谓学校教育中，究竟还有哪些方面尚未被这种极端功利性的“升学主义”所俘虏呢？正是在这种非理性思潮的弥漫之下，甚至就连“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的崇高教育理念，也被简单地曲解成了“不让一个学生升不上学”了！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应当把社会各方面津津乐道的“升学率”也放在科学的天平上去称一称：教育，如果剥离了“升学”的外壳，那么它对于学生生命的真正发展，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 大量事实一再表明，这种急功近利的学校教育，只强调书本知识的简单堆积，频繁的机械考试压抑着学生天性中原有的好奇精神，导致学生仅仅对书本学习的关注而远非对知识的内在渴求，以至于根本无法从读书本身体验到求知的乐趣，而只是迫于升学的压力而不得不一味地去进行条件反射般的机械学习。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早就一再告诫说：人们应该防止向青年人鼓吹那种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可是，我们今天的教育现实，却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就是不断用这种短视的功利性“目标”来诱导甚至逼迫学生苦读书。在我看来，这种急功近利式的教育行为，扼杀的绝不仅仅是学生的童年，而且是学生的个性；绝不仅仅是学生个人的未来，而且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正如我国著名学者钱理群所指出的：应试教育的本质就是急功近利，而不注重对人的终极关怀。我认为，此言说到了根本。就算是上过大学的人，又有多少不是在就业之日、评定职称、课题研究交付鉴定之时，便关闭了每一个接受新知识的毛孔，开始按部就班地过所谓“轻松自在的新生活”呢？如此，我们怎么能指望这种急功近利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能够真正肩负起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重任呢？由此而言，那种不顾孩子的天性，肆意剥夺孩子的童年，以牺牲国家的未来为代价，被非理性思潮所操纵的“应试教育”，难道不应该痛加批判，不应该被我们所彻底抛弃吗？
（四）否定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教育既有社会决定的一面，教育也有超越社会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教育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教育有推动自身进而推动社会变革的一面。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教育改革与发展有自己的主体性，有自己的内部变革机制，这就是教育界的自我创新精神。
但是，正像前面所指出的，对于“教育有自己相对独立性”的观点，有人并不赞同。为此，他们还引用了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观点来加以论证。即，研究教育问题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混淆“应该是什么”和“事实是什么”两类命题，它把教育从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中抽离出来，一开始就去问理想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却忽略了儿童实际接受的教育。社会学探讨教育的视角，是把教育当成一种社会事实，事实不是一块可以随意涂写的白板，而是一种无法随意创建、毁坏或更改的既存现实，人们能够做到的只是学会理解教育体系，了解教育体系的性质及其赖以存在的条件。每个社会都有一种能够在个人身上产生不可抗拒的影响的教育体系，它不是我们个人创造的，它是共同生活的产物，表达了共同生活的需要。人之所以为人，只因为他生活在社会之中。那么，借用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基本命题，也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教育之所以是中国的教育，只因为它是中国的体制、制度，特别是中国国情的真实反映和无奈挣扎。
还有人认为，天下父母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快快乐乐成长，可是社会的主导力量是学得好的才是好孩子，而且这个思想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几千年，根深蒂固。教育的独立性很难，就像现在对教育的评价还不就是学校考取了几个重点高中或大学，升学率是多少？所以这个问题，是每个家长的问题，是教育界领导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认知的问题，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涂尔干的观点并没有错，但他却是从社会学家探讨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而言的。也就是说，他更多地是从教育受社会决定的视角来探讨问题的。这种观点的局限性，恰恰在于他没有看到教育的相对独立性。而如果我们否定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那么教育就势必完全变成了社会的附庸，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教育变革的内在动力，否定了人们对理想教育的追求。依此类推，如果我们把教育改革完全推向了社会，社会不变革，教育改革就无法进行。这样一来，教育就只能在社会的制约下永远发出无助、无奈的悲鸣和呻吟！而在这种声音的主宰下，我们又到哪里去寻找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体性和教育的创新精神呢？
在科学精神如此贫瘠的教育土壤中，我们究竟如何才能突破畸形的功利化“应试教育”的重围，真正去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呢？我认为，中国教育界应该掀起一场教育科学精神的启蒙！
二、建构中国教育的科学精神，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我国学者指出，弘扬“科学精神”，实际上就是要在最大范围内建立起一种人类追求知识的求真、求是态度和理性觉悟，让人们的精神境界超乎于日常俗态生活和功利氛围之上。我认为，教育战线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着力培育教育工作者的科学精神：
（一）重建教育工作者的独立人格
2005年，有位来自我国香港的经济学家曾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由此，引发了经济学界的一场争论。其实，这场争论的意义，不在于中国到底有多少真正的经济学家，而在于反思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具有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人格。
2003年10月，我到北欧考察教育，欧盟对教师提出的职业要求有一条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教师是引领社会前进的人。在我看来，要建构中国教育的科学精神，首先要培育中国教育工作者的独立人格。中国的教育工作者要成为有思想、有理想、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没有思想，就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没有理想，就没有自己的追求；没有社会责任感，就没有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有理想，不是让你包打天下；有责任，不是让你承担一切。我非常欣赏著名科学家李开复博士在《与未来同行》一书中讲的三句话：要有勇气改变你所能改变的，要宽容你所不能改变的，要有智慧区分二者的不同。
（二）培育教育工作者的科学意识
教育工作者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素质。一方面，要在教育工作者中普及基本的人类科学知识，让教育工作者分享人类科学发现的伟大成果；另一方面，要在教育工作者中普及人类科学发展史，让教育工作者通过学习人类科学发展史，感受科学家的科学精神是如何推动人类科学发展的。
教育工作者要具备扎实丰厚的教育科学素养。首先，教育工作者要学习教育科学。教育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几千年来，人类在教育实践和对人的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智慧和心理科学知识，学习、继承、弘扬这些智慧，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走进教育的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其次，教育工作者要相信教育科学，尊重教育科学，实践教育科学。教育工作者要走出依靠时间加汗水来提高教育质量的怪圈，要依靠教育科学向课堂教学要质量、要效益，坚定不移地走教育改革、教育创新之路。
教育工作者要研究教育科学。如果说，人的真理性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话，那么在教育科学领域最有发言权的人，非教师莫属。但是，广大教师在拥有教育实践的话语权的同时，却为什么没有掌握教育科学的话语权？这个话语权为什么长期由专业教育科学工作者所占据？一言以蔽之，是教师自己拱手让出了对教育实践的研究权、反思权。人们总认为，教育科研是专业教育科研工作者的事。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观点。实践者和研究者的这种分离导致的结果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走上分裂之路的根源所在；也是教育这个职业的专业化属性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把教育的研究权还给教师，让教师成为研究者！这是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科学意识觉醒的根本途径。要让教育工作者成为真正的教育研究者、教育探索者，让教育工作者在研究和探索中，去体验人类科学精神的真谛！
（三）培育教育工作者的辩证思维
在应试教育的桎梏下，当前中国教育工作者最缺乏的科学精神之一就是探究意识、创新精神。这既与教育工作者创新人格的缺乏有关，也与辩证思维的缺失不无关系。我在组织实施创新教育研究的过程中，深感我国教育工作者常常以一种绝对化的、甚至僵化的思维方式看问题。比如，谈到教育创新，谈到创新人才的培养，有人认为：如果一周15节物理课，老师又有多少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又怎样落实在课堂中？研究探讨我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思想基础在哪里固然重要，可不改革高考制度，我觉得思想基础再好，创新也很难取得大的实效。我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所有的办法都是孙悟空，唯有高考制度才是如来佛。教育工作者不改变这种僵化的绝对的思维方式，不树立辩证思维方式，就走不出应试教育的困境。 教育中的科学与人文、理性与情感、当前与长远、教与不教、先教与后教、德育与智育、掌握知识与发展能力、学习内容多与少、丰富性学习与单一性学习、课内学习与课外学习、作业的多与少、习惯与学习、苦学与乐学、学习与锻炼，等等，都是具有辩证性的。同样的教学内容，同样的教学时间，你如果能做一个有心人，你如果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进行认真的研究、反思和探索，你就会在特定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找到自己教育教学改革的自由空间，你就会逐步走进教育创新的自由王国！因此，任何一位教育工作者，只要懂得了教育的辩证法，都能在既定的教育教学环境和教育教学条件下，找到自己教育教学创新的自由和空间。总之，教育工作者应该到教育的辩证法中去寻找教育创新的自由度。
（四）培育教育工作者的理性精神
功利主义是科学精神的大敌。台湾著名学者吴大猷先生曾指出：虽说科学发展的结果，有可能极大地改进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科学研究人员的出发点，却多不是以物质的收获为目标的。也就是说，科学追求的是事物的根本道理，它决不讲求实用，但事实上却可能无所不用。他还进一步认为，中国把“科学”与“技术”合称为“科技”是“一种不幸”。因为，它把两个概念的区别暧昧和模糊化了，从而用“致用”代替了“求真”。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巨大差异被人所忽视，这种忽视的后果是，人们常常把权威的原则、功利的原则，推移到“科学”之上而成为所谓“科学的原则”：有用即是真理，对于科学研究的项目无利不干、小利小干、大利大干。实际上，这些都是“技术原则”，而不是科学原则。
培养教育工作者的理性精神，就是要呼唤教育工作者理性精神的回归。理性精神的要旨是独立批判精神，它要求广大教育工作者能用自己的独立思考来审视教育现象，来反思教育实践，来确立自己的教育理想。当然，我们呼唤教育工作者的理性精神，绝不是要反对学生升学，反对学校追求升学率。为此，我们郑重指出：
我们呼唤教育的理性精神，不是反对学生升学，而是要反对只要升学率，而不要学生童年的错误做法。
我们呼唤教育的理性精神，不是反对学生升学，而是要反对仅仅把升学看作是学校教育的最高目标，而牺牲学生身心和谐健康发展的错误做法。
我们呼唤教育的理性精神，不是反对学生升学，而是要反对为了追求升学，而把教育只当作传授知识和应试技能训练的场所，牺牲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国家创新竞争力的做法。
我们呼唤教育的理性精神，不是反对学生升学，而是要反对违背国家课程方案，靠加班加点，靠苦学、死学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做法。
我们呼唤教育的理性精神，不是反对学生升学，而是要反对不顾学生实际和差异，采取一刀切的教育模式，而否定学生按照自己的个性和职业性向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利的错误做法。
我们呼唤教育的理性精神，不是反对学生升学，而是要反对那些陷于应试教育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进而否定教育的独立性，否定教育创新的可能性的错误论调。
为此，我们郑重呼吁每一位教育工作者——
对于教育思想，多一点独立性，少一点盲从性；
对于教育认识，多一点理性思考，少一点心浮气躁；
对于教育实践，多一点科学意识，少一点盲目蛮干；
对于教育改革，多一点积极进取，少一点无所作为；
对于学生发展，多一点长远考虑，少一点急功近利；
对于学生生活，多一点人文关怀，少一点分数歧视；
对于学生未来，多一点“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宽广视野，少一点强行驱使“千军万马都过独木桥”的狭隘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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