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通常指在各个学术领域进行研究并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论文。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后疫情时代的机遇与挑战论文的文章3篇 ,欢迎品鉴！
第一篇: 后疫情时代的机遇与挑战论文
一、疫情测试和考验了什么？
（一）疫情测试了各国（不分贫富强弱）的治理水平，尤其是反应在医疗保健领域、面对灾难的应对能力、中央与地方的协调等。
（二）疫情考验了区域性组织，如欧盟、东盟、非盟等的协作、应变能力。
（三）疫情也测试了国际性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贸易组织（WTO），甚至包括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协调、驰援能力的执行力。并等同检视了现阶段负责全球治理的相关主要机构的能动性。
（四）疫情还是对西方国家主导、并以多边主义为主轴的全球一体化，展开的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抽考”，考验现有的全球治理水平和国际秩序。
二、疫情面前的国家反应典型
疫情同时测试出人性、民族性格、社会习性，乃至一个国家的格局，堪称是一面“照妖镜”。值此疫情仍在肆虐之际，综观各国对疫情的反应，可粗略归纳如下：
（一）以举国之力防控疫情的扩散，宁可选择以非常手段短暂牺牲国家经济发展、个人生活自由等，以阻缓疫情外扩，为他国乃至世界争取更充裕的时间空间来防控疫情——尽管中国这次首当其冲，可它树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典范。
（二）当本国受疫程度趋缓，不忘将自己应疫经验、医护人员、医用物资等驰援境外多国抗疫一线，体现“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典型例子，仍非中国莫属。
（三）中国受疫之初，一些西方国家以种族、体制、文化的偏见与傲慢看待疫情，以为这只会殃及黄种人、亚裔人，与己无关，故此漠然视之，而致错失防控疫情的时机。待疫情蔓延至自己国家时，毫无防备、惊慌失措的国家多在欧、美。
（四）武汉疫情暴发之初，那些期待中国经济受到重挫，进而阻缓中国崛起势头的“幸灾乐祸”，首推美国。美国执政当局如此，主流媒体也不逞多让。
（五）面对本国疫情日趋严重，为了本身的政治利益（如：寻求竞选连任、纾缓国内民情舆论压力等），而不惜甩锅卸责，将疫情污名化、政治化，剑指中国，甚至折腾出天价索赔的荒唐闹剧。美国朝野政客已是始作俑者，还有欧洲若干国家，乃至亚洲另一个人口大国的某些政客、精英、媒体也跟着起哄。
三、百年变局的新趋势
在这一片纷扰当中，构建百年变局的新趋势，已在疫情的催化下逐渐涌现，冲击着既有的国际秩序。这大致可概括如下：
（一）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下，美国自我放弃领导全球性的防控抗疫。这也是自二战以来，美国首次缺席全球性的联合行动。它让美国的一众盟友感到群龙无首，无所适从。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也逐渐出现领导真空。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愈发迫切需要团结与合作，以面对当前和日后的全球危机，譬如气候变化或其他可能发生的流疫。同时，这也会引发世界对美国领导全球的角色反思，以及加速国际组织对全球治理机制寻求变革的步伐。
（二）中国的“抱疫驰援”，不管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考量，或是归因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智慧，都体现出一个大国当仁不让、敢于担当的角色；也同时为未来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一个迥然不同的互鉴互惠互利、共商共建共享的模式。
（三）现有的全球一体化，过多聚焦和建立在经济GDP追求竞逐的基础上，却不能在灾难流疫面前发挥国际合作、守望相助的作用。从G7、G20、欧盟、非盟乃至东盟等，疫情当前，尽显“各扫门前雪”的本色与无奈，使一众区域性或跨国组织多沦为空泛的清谈平台。在疫情当头，人类大家庭理应“抱团自救”，回归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性省思。
（四）疫情暴发后，全球的医用物资供应链过度倚赖中国，这让欧美各国蓦然惊觉。在当前新一轮的“防华、反华”思维的弥漫下，疫后多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预料会重新部署本国的医用物资供应链，乃至整顿整个公共卫生体系。这将会形成一种崭新的战略布局。
（五）弱小国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碍于多方面资源的匮乏，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暴露出他们对国际合作的期待与依赖，这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深耕的沃土。
四、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这一轮新的变局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中国的“抱疫驰援”体现了大国担当的本色，也以行动印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为全球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选择。这一方面有助于中国在国际重大议题上开拓更大话语权的空间，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疑虑和排斥。西方媒体对中国“兼善天下”的美意，已渐次由起初对所谓“中方的公关宣传，志在扩大影响力”的冷嘲热讽，发酵为针对“输出中国治理模式”的疑虑，甚至是无限上纲地扭曲为“输出极权体制”。目前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的“舆论围剿战”已经全面开打，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号角再次吹响。
因此中国对这场席卷全球的战“疫”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必须倍感珍惜，善加经营。面对西方国家的甩锅卸责、抹黑污蔑，有关“驰援抗疫”义举的阐释，不妨将之定位在通俗易懂的“同舟共济”的人道主义基础上，而不要作为批评、对比西方治理模式和社会体制的根据。
有道是“打铁还须自身硬”。中国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努力厚植本身的软实力，积极扮演好作为大国的国际角色，而不必竞逐所谓全球治理的领导角色，以免坐实西方国家所谓“意图输出中国模式”的指责和圈套。中国要始终坚持互鉴互惠互利、共商共建共享的对外交往方向，面对全球性危机的考验时，要始终如一敢于担当，有所作为。
与此同时，中国宜把握这百年变局的机遇，适时调整“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布局，如以“重整医护体系”为出发点，借“一带一路”为载体，按亲疏远近、战略考量的排序，选择性地向外提供自身在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尤其是要加大帮助弱势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力度，这更是刻不容缓。其实“医护外交”可作为中国拓展软实力的另一试金石，只要运用得当，其地缘政治红利，当非经济效益所能比拟。
第二篇: 后疫情时代的机遇与挑战论文
危机中的挑战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餐饮旅游影视行业在本该最为红火的春节经历了一次长时间“歇业”。2019年春节期间餐饮、旅游和电影票房收入1.5万亿元。而2020年的本次疫情，餐饮、旅游、娱乐、实体零售这些第三产业受到了明显的冲击。
2月8日深夜，老乡鸡在微博发布了董事长束从轩的一段讲话视频，束从轩称：“前一段时间，我和西贝的老板老贾等几位老板在微信群里聊天，发现大家都是：‘我太难了，老铁，最近压力很大。’可见疫情对餐饮业甚至整个社会经济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作为全国知名的中式快餐餐饮连锁企业，老乡鸡在全国拥有800家门店。受到疫情冲击，老乡鸡关闭了大半店面，保守估计亏损人民币5亿元。
实际上，老乡鸡并非第一个引发公众关注的餐饮企业，此前在2月1日，西贝餐饮董事长贾国龙曾公开表示，疫情致2万多员工待业，贷款发工资也只能撑3月，引发舆论关注。
2020年2月12日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餐饮业影响报告》，相比去年春节，疫情期间，78%的餐饮企业营收损失达100%。2月份中国70%左右的酒店都已停止营业，预计3月份会逐步有所好转。2019年一季度住宿和餐饮业的产值为4234亿元，2020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住宿餐饮业受到较大冲击，预计将带来2100亿元左右的损失。
对于本就在寒冬期挣扎的影视行业来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则无异于雪上加霜。电影院线停业，直接损失掉春节档、情人节档两个黄金档期。
春节档期分量有多重？以上市公司中国电影为例，该公司下属控股影院2019年春节期间（2月4日至10日）合计实现票房收入1.44亿元，占全年票房总收入的7.94%；而今年同期，下属141家控股影院均暂停营业。
有数据统计，正月初一到之后30天内的票房几乎占全年票房的1/5。伴随院线停业和电影撤档，院线公司的广告收入、电影衍生品与餐饮销售收入等主营业务收入势必大幅下降。
旅游业也不乐观，早前携程、途牛、同程等平台估测，2020春节或将有4.5亿人次出游。但疫情发生后，预订的订单纷纷退订，新订单那更是很难有了。
在疫情影响下，一季度中国经济将遭受冲击，经济下行是大概率事件。但是保持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基本要素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韧性、弹力和空间依然存在，不会因为突发疫情而发生改变。
危机中的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改变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节奏。宅家战“疫”中，人们的消费观念与消费习惯正不断被重塑，互联网+技术赋能的应用场景得到强化，线上生鲜、互联网医疗、远程办公、线上教育等行业的发展空间被快速打开。
线上生鲜，算是在这次疫情中强势崛起的行业之一。人们在家隔离，只得把“吃饭问题”交给“送菜上门”。生鲜电商一夜之间就成了“宠儿”。面对刚需，很多生鲜电商平台订单量暴增。
和生鲜电商一样，远程医疗也迎来了春天。疫情暴发之后，互联网医疗企业第一时间冲上一线。线上科普、在线问诊、心理热线、慢病续方、远程会诊、AI辅诊……一系列“组合拳”不仅满足大众的需求，也为抗疫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根据易观千帆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春节期间，互联网医疗在线问诊领域独立APP日活最高峰达到了671.2万人，最大涨幅接近160万人，涨幅31.28%。
疫情之下，传统的线下教学模式面临挑战，“云课堂”成为各校教师授课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登录相应平台进行在线学习的师生人数，达到了去年整体的128倍；仅2月10日全国部分普通高中“云开学”首日，就有超过2亿人参与“网课”学习。
第三篇: 后疫情时代的机遇与挑战论文
总体看，从社会运行和跨境交往方式，到国际格局、全球议程和世界经济，疫情改变了许多，中国既要对可能袭来的复杂情况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又要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在我们即将面对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危机当中，最主要、最紧迫也是牵动面最广的有四个。
一是境内外“接种和免疫落差”“修复和开放落差”继续拉大。疫情的反复、病毒的变异和社会冲击效应的堆叠，将使得中国“独善其身”的难度越来越大，社会成本越来越高，保持抗疫成果和恢复对外交往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防疫政策面临的调整压力也会逐渐增大。
二是内外经济改革攻坚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并行发生，交互作用。中国的市场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诸多挑战，结构性调整压力沉重。“共同富裕”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需要长期、复杂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落实“双碳”目标任务也很艰巨。
在此过程中，中国改革和调整的每个重大步骤都会引起国内外市场联动反应，形成相互传导效应。外部经济大环境加快恶化，各主要经济体货币超发，与疫情相关的刺激措施逐渐退出，“财政悬崖”近在眼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减速风险。总之，外部环境转坏，内部改革攻坚的“时间窗口”狭窄，保增长保稳定保改革挑战重重。
三是中美关系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我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是来自美国的遏制与围堵的压力。
美国从中东、南亚抽身，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将对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产生深远影响。目前看美国的“转身”并不顺利，加上其国内积弊复杂难解，处于“战略透支”后的“战略过载”状态，拜登政府需要同时处理包括疫情、阿富汗、经济、两党关系、南部边境非法移民激增等多重麻烦甚至危机，其支持率一路下滑，必然对2022年的中期选举造成影响。种种预测显示，共和党将重夺国会众参两院的多数党地位。这种状态固然延迟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审议进程，但中长期看美方会更多迁怒于中国，其对华政策可能朝更强硬的方向调整。今后的中美关系，暗礁密布、荆棘丛生，要想实现稳定可控可预期困难重重，两国在经济和非传统领域的合作也会因传统领域内竞争性和对抗性的加强而难以顺利开展。
四是周边安全环境进入新的风险集中多发时期。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始终是亚洲，而亚洲又是“后疫情世界”各种变化所产生的冲击力集中交汇之地。随着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大国竞争重心转向亚洲，我国周边地区将有更多力量关注和投入，各种既有和新增热点问题交错发展，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热点问题相当突出。阿富汗变局之下，长期盘踞在那里的“三股势力”如何调整彼此关系，塔利班能否稳局并把国家引上善治轨道，有待观察。拜登政府无心与朝鲜开展高层对话，放手让技术官僚处理，韩国政治进入着眼“后文在寅时代”的调整期，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有可能形成新的刺激。朝鲜半岛核问题在美国无暇兼顾的情况下如何演变，值得关注。缅甸政局激变后，美西方保持高压制裁态势，当地局势要想重返稳定与和解的大方向还需缅甸各方和地区国家付出更多努力。围绕乌克兰的大国角力趋于激烈，美俄欧等方的战略回旋余地均明显压缩，战略忍耐度也在大幅下降，发生大规模地缘冲突的可能性升高。中亚国家权力交替的遗留问题未能妥善解决，叠加民生和反恐难题，我国西部近邻地区正在生成新的动荡和干涉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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