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复旦兮，东方奇葩，桃李芬芳，香飘天下。”20xx年9月24日，复旦百岁。这一天，校园里到处是鲜花彩旗，欢声笑语，到处是身着校名衫的校友重温旧时足迹。
7611班的三十几个同学走在校园里，复旦的角角落落似乎都在诉说着当年。又见老图书馆、相辉堂，时过境迁，那些楼都显得老了；又见四号楼，楼道里堆着杂物，旁边是新盖的三星级卿云楼，愈显其荒凉。
这一天，在相机此起彼伏的“咔嚓”声里，7611班的同学人人活在记忆里，又活在欢乐的现实中。
25年过去了，“工农兵学员”这个词似乎在世间消失了很久，它当初加之于同学身上的痕迹，随着时代的大潮不断冲刷，也似乎已荡然无存。
这一班的同学，也像任何一群从一个宏大符号下解放出来的个体一样，仅仅作为鲜活的个体，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以自身的道德、能力证明着自己。其中有辉煌，有洒脱，也有艰辛。而在若有若无之间，“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还是在一些人的心里，留下了不能承受之重，依然有人困扰于“工农兵学员”的心结，在时代的浪潮里起起伏伏，或自甘隐匿，或自甘随俗。
这一天，班上一位没有赴会的南方同学，看着报上复旦校庆的消息，心潮起伏起来：谈起复旦，我有一种很激动的感觉。但我们这些人，这些年是尽量把自己藏起来，工农兵大学生这个帽子，到现在还在心里留下阴影，时不时刺激你一下。当年选拔干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的规定，很多人对我说，搞个研究生学历也不难，交点钱就行了。我说算了吧。现在我们年纪大了，就拼命想在人生价值上实现一些，其他很多事情就认命了。
这一天，北方某省也有一位同学因为会务缠身，无奈退掉了飞往上海的机票。多年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也让他感触颇多。
1980年，他毕业后去了省城一家党报，做了两年编辑、两年记者。这一年，某地级市一位领导看中了他，要调他去当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报社不想放他走，两个副总找他谈话：你不想做记者可以做编辑，报社对你不薄，而且发展势头很好，希望你能留下工作。
但宣传部副部长的诱惑实在太大，26岁就给你个处级干部，到了那样的岗位上，可能对社会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更大。那一年，他这样想。
由于报社迟迟不放人，半年后他的档案才到那个地级市。不料当时机构改革刚刚结束，该市职位全部安排完了，他被安排到临近的地区做对台办副主任。这是1984年。
在对台办这个岗位上，他负责对外宣传工作，呆了整整八年。这期间，他连续几年受省委宣传部、省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表彰，立过三等功，出过《扇子史话》、《东方瑰宝——悬空寺》两本书。一直到1992年，他调任行署副秘书长，分管科教文卫工作。1997年，他从副秘书长岗位，到了下属x做正处级的副书记。1998年，他反省自己走过的路：这么多年，自己兢兢业业，辛辛苦苦，有基层工作经验，也有机关工作经验，立功、受奖的证书一大摞，为什么升迁这么难？
那一年，他想到了自己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这个身份让他产生了原罪感：以往职务升迁的时候，领导一听是复旦毕业的，非常感兴趣，但一听是工农兵学员，就打了折扣。他想到了考研究生，来脱掉那层皮，就参加了中科院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班。当时，市里参加“脱皮”班的人很多，包括当地的市委副书记、x委书记等。
20xx年，他回到市里的一个局做局长。到现在快50岁了，也还是个处级干部，他感慨命运的安排，但心态又很平和：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回顾多年的路，他想：工农兵学员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这些人是无罪的。他们本来应该发展得更好，也可以发展得更好。
先行者和终结者
25年过去了，世间大浪淘沙，百舸争流，世人关于“工农兵学员”话题的感慨，似乎一直是若隐若现。
也许诚如那位当年的同学所言，这一代人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他们先是在十年浩劫中错过了最好的读书机会，又在拨乱反正之后错过了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虽然和“批林批孔”时代的工农兵学员不同，他们在校时经过了较为正规的学习，毕业后却被一视同仁，背上了历史造成的不大不小的包袱。
他们做出的成绩很少被提及，他们存在的意义总是被忽略，他们的“大普”学历一再被放大，他们曾经被有意无意地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张铁生式人物画上等号。
而历史是不该忘记的，工农兵学员做出的成绩同样不容抹杀。在那个改革开放的20世纪八十年代，各项事业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之时，“文革”前“十七年”培养的老大学生已远远不敷需要，而“文革”后的新大学生还需要在实践中磨炼，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和先后毕业的百万工农兵大学生，在科研生产等岗位的第一线，顽强地胜任了自己的岗位。光荣的八十年代同样属于他们。
历史，永远是一笔财富，不管是令人心酸的还是带来荣耀的，而要得到这笔财富，其前提之一就是正视它。劫难需要记住，生活则需要感恩。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是这样，对于具体的个人同样如此。
“唯文凭论”和“唯血统论”，注定要被时代的潮流涤荡，“工农兵学员”的心理阴影也终归要烟消云散，一个个当初或宏大或渺小的词语标签，注定要被活在当下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用奋斗来证明自我的个人所取代。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这个社会也正在提供着越来越丰富的价值评判体系。
班上一个张姓女生的人生道路，似乎对此做出了注解：毕业以后，她在北京、美国来回走，朋友圈子里不知道她有没有上过大学，她说，从前写小说，现在写电视剧，做的都是白纸黑字的工作，不需要评什么职称；在国外时，也是自由撰稿，凭手艺挣钱，从不曾意识到自己是“工农兵学员”。这个社会是公平的，一个人该放在什么位置，就会在什么位置。
25年只是一瞬间，7611班的同学如今已是人到中年；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的子女已逐渐走上了生活的舞台。在这个价值开放、文化多元的时代，“工农兵学员”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是有如天方夜谭。或许，有一天，他们会问起自己的父母年轻时的事，会问起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是什么意思？这一代人的存在价值何在？
也许，这个问题会让古亦忠回首往事：他们代表一个时代的终结。他们成长在两个时代的交替过程，鲜明地烙印着两个时代的特征。前一个时代的光荣与骄傲，成为后一个时代的自卑与包袱。后一个时代的自卑与包袱，让一部分人隐匿，一部分人自甘随俗，一部分人知不足而后学，在最初的屈辱中奋起，在各自领域里闯出一方天地。
也许，这个问题会让范计春想起30年前，那个百废待兴的早晨：他坐在台阶上念英语，80多岁的中文系主任朱东润先生看到了，非常激动，拿起拐杖往地上一敲，啧啧称赞：好啊，好啊。也许会让他想起老师从前说的话：76级是最幸运的一届，承上启下的一届，从这一届开始，教育制度对以前工农兵学员的做法做了彻底的否定。76级的意义也许就在于，他们是中国恢复“文革”以前教育制度的先行者。
也许，这个问题会让人们感慨：在历史厚重的烟云之下，他们原来是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里，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先行者和终结者。
中国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的人生缩影工农兵大学生指的是“文革”期间执行的一种新的教育制度下的大学生，因为这种教育制度采取的是推荐制，通过行政部门从工农兵中推荐上大学的人，所以这些大学生统称为“工农兵学员”（后来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还会想到一些“文革”特定时代的人物称谓：红卫兵、赤脚医生、知识青年、“五七干校”下放干部，等等。“文革”结束了，这些人物称谓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终结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只有在历史叙述中才会出现。但是，我发现历史叙述对待这些人物称谓明显地采取了一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伦理观的态度。凡是在“文革”中处于被动地位的人物称谓，在历史叙述中就被赋予一种历史优越感，如知识青年、五七干校下放干部；凡是在“文革”中处于主动地位的人物称谓，在历史叙述中则处在被贬责、被否定甚至被妖魔化的境遇之中，如赤脚医生、工农兵大学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启的新时期文学基本上就是以这样一种历史伦理观建构起新时期的文学叙述的，而叙述主体便是五七干校里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他们掌握了历史话语权，完全以他们的心态、立场和视角去观照、筛选历史。在以他们为主体建构起来的“文革”叙述里，类似于工农兵大学生、赤脚医生等人物几乎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这样的历史叙述显然是应该被质疑的。因为作为叙述主体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他们并没有走出历史，更没有超越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构起来的历史图景显然不可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质。所以我们应该以另一种历史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历史，这样才能打破僵化的历史叙述格局。范小青前些年写了一本《赤脚医生万泉和》，我读后大为赞赏，就因为她是以一位赤脚医生的视角来写“文革”的，与我们平时看到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所讲述的“文革”受难史完全不一样。王金昌的《工农兵大学生》则是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视角来写他们自己在“文革”前后的经历。在我的印象里，完全以工农兵大学生为主要角色来讲述历史的小说几乎没有，他们早已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工农兵大学生》第一次让工农兵大学生站到了舞台的中心区。
中国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的人生缩影1966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大学的殿堂砸得七零八落。经历了造反、武斗、清查“五?一六”、以及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的热闹场面，全中国所有的大专院校沉寂得几乎被人遗忘了。
1970年初，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开始回顾起毛主席1968年7月21日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学生条件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于是，“工农兵学员”应运而生。这一年，全国首批招收工农兵学员4万余人。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神圣使命的工农兵学员，成了时代的宠儿。
1976年，在农场工作的林锡琦，先是被班排推荐，然后是连队推荐，最后参加了农场组织的相对严格的考试。终于在这年冬天，林锡琦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来自五湖四海
1977年2月25日晚，复旦大学四号楼灯火通明，那个后来被称为中文系7611班的76级文学评论专业，55个同学到齐了。
55个同学，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有插队多年的老知青，有具备丰富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有高干子弟，有工厂的技术骨干，有部队的宣传干事，有真正落实推荐精神、经过相对严格入学考试进来的，也有组织指派进来的，开后门进来的。
和往届工农兵学员一样，他们的政治面貌较好：全班55人，党员就占24人，团员有26人；文化程度则参差不齐：高中毕业生27人，初中毕业生28人；年龄上也有较大差别：最小的20岁，最大的27岁。
比往届工农兵学员幸运的是，他们在长期的知识饥渴之后，赶上了一个好的学习机会，成了那特殊的年代里的幸运儿，开启了“文革”之后大学的读书风气，虽然在其后的日子里，这种光荣一再被77级的光芒掩盖，被厚重的历史烟尘遮蔽。
“用麻袋装知识”
虽然还是工农兵学员，7611班已基本没有了学工学农，没有了“批林批孔”，没有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了“三大革命做课堂”。
中文系比较系统的课程一一开出来了：现代文学、现代汉语、作家作品、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好多老师也出来上课了。
“我到复旦来，就是要用麻袋来装知识的。”7611班的同学人人都憋着一股劲，争分夺秒，誓把被“四人帮”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他们的学习热情比后来的77级有过之而无不及。早晨六点不到，就有人起床去读外语；晚上熄灯以后，还有人在厕所里看书。夏天，教室里没有风扇，为了防蚊子，人人穿着很厚的裤子，汗流浃背了还在埋头苦读。
来自77级的冲击
1977年下半年的一天，一个消息传到7611班，顿时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一年8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宣布：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这一年，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恢复了。
这消息立即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似乎是一夜之间，7611班的同学如梦一样被惊醒了：原来他们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了。压力随之而来。班上有人想退学参加高考，用实力来证明自己；有人疑虑重重：我们是不是要作废了？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老知青们倒是清醒地意识到：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借助上大学的机会，把该学的学到手。
转眼就是1978年2月27日，77级入学了。又是敲锣打鼓，复旦大学迎来了新同学。囊括了老三届至新三届，集十年动乱期间的人才于一炉的77级，很快成为时代的宠儿。一入学，他们的教学大纲就变了，76级没有开过的文艺理论、语言学概论等课程，系统地开出来了……种种的变化让7611班的同学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有些自卑，又有些愤愤不平，他们学习比以前更努力了。
感受文化之光
1978年，历经劫难的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不同价值观念引起的思想在激荡。7611班的同学在令人振奋的时代里，吸收着思想解放带来的精神营养。
这时的大学校园，文化讨论开始活跃。讲座多了起来，导演、演员、作家纷纷来到学校。校园活动更丰富了。演讲协会每周都有活动，时髦的吉他协会也在招兵买马。
很多小说都解禁了。姚国雄是班上的借书员，每次去图书馆都借回二三十本书，再分借给同学。电影也放开了，很多被打成毒草的片子恢复放映，四号楼的二楼有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有好节目时，大家把板凳搬到走廊里看，有时凳子上都站满了人。
校园里辩论的气氛很浓，有时一顿午饭足足可以吃上个把小时，饭凉了，菜冷了，吃饭的人仍在争论不休。
毕业在1980年
1979年的冬天到了，7611班即将走完充实而努力的三年。三年前入学时，他们意气风发，他们承担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荣与骄傲，却没有料到这一份光荣与骄傲，有一天因为风云变幻变成自卑和包袱。这种情绪在毕业之际，则引发了一场签名运动。
自从77级同学进校以后，部分同学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是有点抬不起头，二是有点不服气。难道工农兵学员真是处理品？我们这些人能不能晚毕业一年或半年，把学得不好的课程再学习一下呢？
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班上的几个同学决定给教育部长蒋南翔写信，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希望多读一年的心声。他们写好信，挨个宿舍找人签名。30年后，一位同学还记得那封信的片段：我们是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班船，也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最早一班车，我们上学，一直认真读书，有些事情是时代的因素……
那是一个个性被淹没的时代，又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头，似乎国家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来不及处理一届大学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写信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11月底，考试结束了，全班同学被召集到一个会议室里，指导员杨竟人宣布了每个人的分配去向。在那个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特点的分配方案中，全班同学一部分属于“社来社去”，入学前从单位选派出来的，要回原单位；一部分是为文化部代培的，要到文化部；其余同学则要根据各省要人情况进行分配。
先行者和终结者
也许诚如当年一位同学所言，这一代人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他们先是在十年浩劫中错过了最好的读书机会，又在拨乱反正之后错过了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虽然和“批林批孔”时代的工农兵学员不同，他们在校时经过了较为正规的学习，毕业后却被一视同仁，背上了历史造成的不大不小的包袱。
他们做出的成绩很少被提及，他们存在的意义总是被忽略，他们的“大普”学历一再被放大，他们曾经被有意无意地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张铁生式人物画上等号。
然而，“唯文凭论”和“唯血统论”，注定要被时代的潮流涤荡，“工农兵学员”的心理阴影也终归要烟消云散，一个个当初或宏大或渺小的词语标签，注定要被活在当下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用奋斗来证明自我的个人所取代。
我们今天熟悉的“工农兵大学生”
李银河
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插队内蒙兵团，后转插于山西xxx。1974年根据各方面综合表现，李银河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书。毕业后，分配进《光明日报》社。1980年，在偶然接触霍尔斯曼和社会学之后，发现兴趣所在，先后取得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和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成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9年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有影响的人之一”。
贾平凹
贾平凹，当代作家，陕西丹凤人。1972年，初恋情人将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了他，贾平凹得以从水利工地被推荐进西北大学中文系，成为工农兵学员。“如果没有那次机会，我可能现在还是农民。”1975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xxx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任中国作协理事、xxx作协副主席等职。他的每部作品都会掀起一股浪潮，从最初的《废都》到《高老庄》，再到《病相报告》，都是火热至极。
梁晓声
梁晓声，著名“知青作家”。祖籍xxx荣城x。初中毕业后，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被推荐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成为工农兵学员。并据此写出自传体小说《我的大学》。1977年毕业之后，被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任编辑。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20xx年调至北京语言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自1984年以来，其名字一直被收在美、英、澳三国《世界名人录》中。
敬一丹
1955年生于哈尔滨，初中毕业后在小兴安岭度过了5年的知青生活，1976年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成为末代工农兵学员，原本喜欢法律的她阴差阳错地读了播音专业。毕业后，任黑龙江电台播音员，后回母校读研究生并留校任教。现任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东方时空》节目主持人。连续获得3届“全国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现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持人节目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广播学院兼职教授，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孙玉玺
1951年生于xxxxxx。初一时赶上“文革”，在黑河地区的长水河农场下乡5年。1973年，作为知青生产连队连长的孙玉玺成了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英语，1978年毕业后，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学习国际关系。1979年学成归来进入外交部。先后在中国驻法国、韩国等大使馆担任重要职务，后于1998年任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在20xx年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期间，出版有关阿富汗战后情况――《山国采风》一书。从20xx年开始担任中国驻印度大使至今。
张铁生
1973年，因为一封写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张铁生成了“文革”时期家喻户晓的“白卷英雄”，也因此赢得了“四人帮”的青睐，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1975年，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8月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1983年3月23日，法院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1年，41岁的张铁生刑满获释，1995年跟合伙人成立公司，目前净资产过亿元、拥有17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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