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精准扶贫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对不同致贫原因的人口结构分析尚不精准。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大大下降，贫困程度也大为减轻。以20xx年不变价格，以农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不足2300元计，截至20xx年年底，贫困人口的数量已降低到5500万左右。根据我们20xx年4-7月在江西、甘肃和安徽的村落调查，在贫困人口中：因老弱病残致贫的人口大约占40%~45%左右（在有些村庄甚至于占50%以上），因各种灾害致贫的人口占20%左右，因供子女上学致贫的人口占10%左右，因缺少劳动技能或项目扶持而仍然贫困的人口占10%左右，因其他原因而致贫的人口占5%~10%左右。这是中国贫困人口的基本结构。这个结构决定了精准扶贫工作顶层设计的框架格局。只有在了解此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在国家层面或局部地区，具有精准意义地设计适用于现实需求的扶贫政策。但在现实中，有些地区对致贫原因还不甚了解，上报的致贫结构还与实际发生的致贫结构存在差距。因为农民的外出打工，有些村落甚至于找不到需要扶贫的“贫困人口家庭户”，留守家庭成员的主要特征就是老弱病残，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劳动力，其基本生活需要子女供养或社会政策托底。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扶贫工作的精准设计。
第二，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识别还不精准。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争取到扶贫资金的支持或者为在后来的扶贫过程中减轻脱贫压力，存在扩大贫困户数量与比重的问题，使一些非贫困户建档立卡在贫困户中。另一方面，有少数贫困户因种种原因，却未能被纳入贫困户之列。同样，根据我们20xx年4-7月在甘肃、江西、安徽村落的调查，某些村庄甚至于有1/3左右的建档立卡户事实上为非贫困户。其他研究所做的调查也表明，大约有40%的建档立卡户为非贫困户。有些虽然脱贫但不幸返贫的贫困户，却没有重新获得扶持。在村落社会，家族关系与血缘网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贫困户的识别，与村干部关系密切的家庭易于被识别为贫困户，与村干部关系疏远的家庭，则难以被识别为贫困户。非贫困户对扶贫项目的分享，摊薄了扶贫资金的效力，也使扶贫工作人为增加了道德风险。本来为缓解贫困所进行的社会治理投入，却反倒在引发“相对剥夺”意义的社会矛盾。
第三，“十三五”规划设计的扶贫类别规划与现实之间存在张力。“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正因为如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短板，在于能否让所有贫困人口脱贫。所以，贫困人口以何种方式脱贫，就成为完成“十三五”规划的关键所在。当前设计的“四个一批人”的脱贫格局是：通过产业扶持脱贫3000万人，通过异地搬迁脱贫1000万人，通过劳务输出脱贫1000万人，通过社会政策托底脱贫2000万人（这个基本格局，是以20xx年年底贫困人口为基数设计的）。20xx年完成的1442万人的脱贫，主要集中在产业扶持与进城务工方面。在现有5500多万贫困人口中，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速，原来预计的2000万因老弱病残而致贫的贫困人口，可能还会以每年100万~15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即需要社会政策托底的人口，会在2000万的基础上逐年上升，到20xx年达到约2500万~2750万左右。在有些村庄，因老弱病残发生的贫困要占贫困人口总数的50%以上，这可能成为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之后最主要的贫困来源。需要产业扶贫而脱贫的人口，可能已经降低到2200万左右。异地搬迁的人口，到20xx年年底可能会减少到800万左右，这部分人口既是搬出地的贫困人口，也是移入地的贫困人口，在移入新居住区之后，他们需要3-5年的时间适应新生产环境并进行生活方式的转型——或者从游牧转变为定居，或者从山地种植转变为平地种植，或者从原有粮食种植转变为新型果树栽培：这一切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才能达到既定目的，不可能短期脱贫。通过劳务输出而脱贫的人口，只是暂时脱贫，如果其在城镇不能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则会重新返贫。即使找到相关工作，其收入也会较低（贫困人口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即越是贫困的人口，其人力资本就越低，由此决定了其收入也会较低）。另外，贫困地区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新现象是“因婚致贫”——越是贫困，越难以找到媳妇，越需要支付更高的聘礼才可能完婚，甚至于需要举家打工才能赚取到适宜的礼金。于是造成礼金日渐高涨，有些地方要拿出20万左右的聘金，有的地方女方一定要在当地的城镇买到房屋才能结婚（丈母娘推动的城镇化）——如果贫困家庭背上房屋按揭，几乎终生都会沦落为贫困状态，难以得到新发展机会。
在贫困人口贫困结构的转变中，为了增加精准扶持的力度，还需要动态调整流程管理，并根据实际情况瞄准贫困人口发力，以保证脱贫政策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当前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是在加强其他扶贫力度的基础上，适当扩大社会政策托底的比重，以形成较为强大的社会保护力量。也就是说，在全面完成劳务输转脱贫、产业扶持脱贫和异地搬迁脱贫任务时，应该考虑到因农业户籍人口老化、慢性病、伤残、农民工返乡等致贫而可能增加的贫困人口数量。
第四，产业扶持与贫困人口之间还需要精准对接。在社会政策托底、异地搬迁和劳务输转之政策投入既定的情况下，贫困人口的主要脱贫方向，只能集中到产业扶持上。但在现实中，产业扶持与精准帮扶之间的关系还需要继续强化。其存在的问题，至少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仍然存在大水漫灌现象。在能够“灌”到的地方，的确可以在短期内使相关村庄脱贫。但在“灌”不到的地方，或者在“漫灌”不力的地方，贫困人口就很难脱贫或者只能在短期脱贫，而不能转化为持续性脱贫。一旦缺少产业投入，则很多已经脱贫的人口会重新返贫。
二是产业项目的投入选择与精准脱贫之间存在矛盾。现在村庄的开发式扶贫，一般采取支持私人企业开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发、支持村集体办企业开发、支持家庭户开发四种主要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开发模式，因存在很多缺点而渐趋式微，有些专业合作社已被大户掌握而难以带动群众脱贫（大户的市场逻辑与脱困的合作性或利他性逻辑本身就存在矛盾）。投入于村集体办企业的做法，也因为产权与收益矛盾而易于发生争议。唯有私人企业才更关心自己的收益。但这种扶贫项目的运转结果，则往往是富了企业，但却难以让村民增收。很多私人企业，无论是转包或转租了土地，还是在一定时期买断旅游经营权等，都存在这类问题。一些极端的情况是：企业的收益在连年增长，但村民却仍然只能拿到相当于每亩地每年400斤稻谷的地租收益，原来指望能够在企业打工，但企业却偏好雇佣外地人和临时工而不愿雇佣贫困村民“添乱”。另外一些极端的情况是大户流转到了土地，如果能够盈利，则经营土地；如果不能盈利，则一跑了之，农户根本就拿不到流转费。支持家庭户扶贫的产业项目，往往在有些年景能够赚钱，而在另外一些年景严重亏损。比如养殖猪牛羊鸡鸭兔等，就很难在该产业的周期性波动中维持盈利的可持续性。
三是不同部门的扶持力度存在差异。在市级层面，为完成扶贫任务，“四大班子”会依据各乡镇村落贫困线的具体情况划分出不同地域，随后再依据职责分工安排——党委负责几个县、人大负责几个县、政府负责几个县、政协负责几个县，并以此深化“双联”（联村联户）。在县与乡层面，通常会依据上级的划分标准而对口帮扶、分配具体任务。因为不同部门的实权不同，所以，其扶持的力度会存在差异。这就使扶贫工作难以齐步推进，不但造成各个县乡贫困人口的收益不同，而且造成相邻村镇之间的发展差距。另外，在城镇化影响下，农村居民生活的商品化已逐渐形成为统一市场，于是收益较高区域会拉高一个地区整体的物价水平与生活水平，这会在心理比较意义上使收益较低的贫困户感觉自己更趋于贫困，扩大了地区内部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感触心理，增加了相对剥夺感。
四是扶贫措施单一难以形成组合拳。扶贫政策的投入，没有与当地的社会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比如说教育扶贫只是帮扶因教致贫家庭的学费，而没有将教育与就业结合在一起，没有将人力资本积累、产业配置与当地的扶贫项目结合在一起。这使扶贫项目常常表现为单打独进，而没有与基层政权建设和乡村社会建设结合在一起。有时候，为扶贫而建立的农业产业，在市场的波动中还会更为严重地伤害贫困户的积极性，比如说西瓜种植、大枣种植、玉米种植取得了丰收但价格却持续下跌，形成瓜贱伤农、枣贱伤农、玉米贱伤农的局面。凡此种种，都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背离而发生的矛盾现象。有些地方政府的扶持政策不仅没有获得贫困户或农民阶层的认同，反倒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结果是花了钱、费了力，但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当前扶贫问题发生的原因
第一，政府扶贫需要强化“真扶贫”与“扶真贫”之间的有效机制。虽然从制度设计上，各地都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为准则制定了方针政策，规划了路线图与时间表，但实际执行的结果还不尽如人意。有些村落没有严肃对待精准识别贫困户的工作，没有控制亲缘关系对扶贫工作的侵蚀，没有分析致贫人口的贫困结构；有些驻村干部还没有真正驻村，有些驻村干部没有真招实招；有些扶贫政策还浮在上面，没有沉入基层；有些扶贫还是完成任务式的扶贫；有些村民为争做贫困户而引发了社会矛盾；有些干部与相关利益主体结为联盟，编造各种项目挪用扶贫资金，损公肥私。总之，扶贫政策还没有完全从机制建设上下工夫，尤其是没有从长效机制建设上下工夫。就是说，在短平快的要求与长期性的机制建设之间本应辩证结合，但实际却存在很多矛盾。
第二，政府扶贫与市场规律脱节。在扶贫工作中，政府能够扶什么、不能扶什么，这表面看起来不是问题，但实际却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为什么以政府名义支持的扶贫项目投入与产出的效率比较低？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投入的时候缺少市场评估，并以政府工作人员自己的评估代替了市场评估。虽然扶贫并不以市场为目的，但扶贫工作的产出却要通过市场体现其价值，并以是否具有市场价值而表现其可持续性。因此，把市场的交给市场，把政府该管的交给政府，把社会该管的交给社会，应该是扶贫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困难救助只是扶贫的一项内容，而不应该是全部内容。
第三，政府扶贫与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脱节。对政府来说，主要应该以扶能力、扶基础设施、扶长效机制、扶进取文化为主，并使贫困人口具有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需要看到，那种大规模的、国家动员式的、群众运动式的扶贫，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三十多年，虽然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已消减了效率。现在最大的攻坚克难方向是精准扶贫。要精准，就需要破解前三十几年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创新新的扶贫方式。现在，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市场相对缺位是扶贫工作的主要缺点。政府在扶贫工作中更多地表现为直接决定“为谁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但没有将扶贫工作与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具体表现如下。一是作为国家治理的扶贫与作为国家替代其他方进行的扶贫存在认识矛盾。二是作为国家治理的扶贫，需要有限政府假设、需要试错机会、需要文化扶贫，需要通过教育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需要支持贫困人口自身产生脱贫动力、需要后期第三方评估，需要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结合。三是作为政府单方面进行的扶贫，在客观上会形成上级依赖心理。在无限政府假设之下、各方均视政府为万能主体，在基层政府或地方政府无法完成任务时就理所当然地要求上级政府的支持、上级政府难以完成任务则会理所当然地向中央政府伸手要钱要政策。这种单方面进行的扶贫，往往会表现为赶超性扶贫和资金注入性扶贫。其赶超性的表现是：国家要求在20xx年完成脱贫任务，省一级可能要求在20xx年，市一级则要求在20xx年，县里就要求在20xx年完成任务。需要知道，政府能够推动产业，但政府不能提供市场；政府能够投入资金，但政府不能保证贫困人口均衡受惠。政府在推动经济扶贫的同时，也强化了贫困主体对政府的依赖心理。我们在边远山区的多项调查表明，地方干部视伸手要钱为扶贫唯一抓手，认为没有中央的支持就不可能脱贫，或认为脱贫的主要责任在中央政府那里。这种强烈的依赖心理，传导到贫困户那里，就是其对政府和扶贫干部的依赖心理。因此，在扶贫中需要防止过度干预，防止大包大揽，防止形成政府单方面扶贫的格局，尤其是防止形成中央政府单方面扶贫的格局。
以国家治理现代化建立扶贫长效机制
只有防止包办做法，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路开展扶贫，才能转变扶贫观念，形成长效扶贫机制，避免重示范建设而轻全面开花的现象，精准施策，对口帮扶，防止扶贫目标的虚置，而将政府的扶贫和贫困人口的积极脱贫结合起来、将社会发展与成果共享结合起来，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各司其职，解决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难题，形成多元参与局面，进一步明确“脱贫主体是贫困人口，政府只是扶贫主导力量”的正确认识。
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式开展扶贫，就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把政府的扶持政策与贫困人口的自我脱贫努力相结合。很多贫困人口，或者自己不觉得自己是贫困人口；或者安于贫困之现状、习惯于原有生活方式与作息安排；或者以贫困为由坐等扶持、不思进取；或者以扶贫是干部的责任，自己只等待项目上门。极端的情况是，有些贫困户自身不思进取，只一味强调自己不脱贫帮扶干部就得不到提拔，就会受到上级处理，而将自己的脱困完全寄托在他人身上，于是出现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以贫困为“困”，反以贫困为资本相要挟的现象。有些地方干部也错误地认为：既然贫困人口自己不觉得自己是贫困，政府为什么要扶贫？还有些人认为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生活的多元化。这些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应该着力将政府扶持政策与贫困人口的自我脱贫努力相结合。需要知道，脱贫归根结底的目标，是贫困人口自己产生了脱贫实践并形成了持续性生产能力。另外，还要加强对扶贫资金与扶贫项目的监管，防止巨额扶贫资金被利益集团俘获，防止企业以扶贫为幌子大发扶贫财。
第二，把贫困人口的经济脱贫与文化脱贫相结合。如果经济上的扶贫投入，没有与对贫困文化的改造联系在一起，就会使脱贫的效果大打折扣。那种生活稍加改善即停步不前，或者将自己脱贫的原因归结为神灵保佑的想法，是极其成问题的想法。那种在原有贫困文化意识形态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也牢牢束缚着新社会结构下贫困人口的文化进取心。政府扶持的企业扶贫项目，不应该表现为资金下乡而应是文化生活方式下乡。那种只把农村作为生产的车间，或者将农民的土地流转出来，而不管农民流出土地后的就业安排或者不为农民培育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生产能力的制度设计，都会削减扶贫工作的效力。
第三，把贫困人口的当前脱贫与长期脱贫和代际脱贫相结合。短期投入的扶贫措施，比如养殖业，只满足于当前的算账脱贫——以每只羊的市场估价去评估贫困户的家庭收入，但事实上，贫困户当年养殖的牲畜，可能在第二年仍然养殖在家里，而没有在市场上转变为现金货币——实际上并没有脱贫。有些干部，还为帮助婚姻适龄贫困人口结婚，劝说一个贫困人口与另外一个残疾的贫困人口结婚或者使一个残疾的贫困人口与另外一个残疾的贫困人口结婚——这会形成残疾家庭的贫困代际继承，因为这对残疾夫妇生育的孩子，也很可能是残疾儿童。残疾儿童在成长、上学过程中，又会被其他孩子所歧视，难以通过升学教育转变自己的阶层身份，由此成为新的贫困人口，这是典型的贫困的生产与再生产。所以，一定要将贫困人口当前的脱贫与长期或代际脱贫结合起来思考精准扶贫的具体举措。
第四，把扶贫政策与地方政权建设和社会建设相结合。除了精准识别、建档立卡、建立扶贫动态记录、厘清贫困人口的内在结构外，还要看到：越是贫困的地区，村委会的老龄化程度就越高、村委会成员的带动能力就越低，就很难促进基层发家致富脱贫。越是贫困的地区，距离当地中心城市越远，来自于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的驻村干部就越难以长期驻村，外在的输入型扶贫力量就越难起到应有作用，农村的空挂户就越多，人们对当地的发展就越失望，撂荒的情况就越严重，发展就越没有人气。在这种情况下，“老人种地、老人治村的可能性就越大”。外出就业之后，贫困人口的家庭关系、邻里关系、乡党邻亲关系就疏远，熟人社会就转变为半熟人社会，村落的社会团结关系就易于断裂，贫困户与低保户对扶贫政策的依赖就越强。这就形成越扶越贫、一直扶一直贫的局面，难以达到原有路线图和时间表设计的扶贫效果。
第五，把农业帮扶与非农帮扶相结合。伴随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土地流转将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二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影响到普通农民收入的增长；三是农民工收入增速减缓，影响了工资性收入的提升；四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较低。在这种收入格局下，种植农收入的增长就存在市场的约束现象。所以，只有在设计农业养殖业帮扶的具体办法时，结合贫困农民可能形成的非农产业建设，拓展非农收入空间，才能形成增收的多元格局，防止农业歉收对脱贫工作的影响。
第六，将政府扶持与市场预期相结合。绝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不是生产能力低下所形成的贫困，而是农业产品难以实现其价值而引发的贫困。政府对扶贫项目的设计，不仅要关注到贫困农民的生产能力，而且，更重要地是规划其实现价值的市场机会，防止农产品价格周期性变化伤害农民生产积极性事件的发生。因此，要设法打通生产、存贮、养殖与流通和消费的通道，帮助农民抵抗周期性发生的风险。
第七，高瞻远瞩地设计好“后小康时代”的扶贫政策。到20xx年，中国一定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在小康社会实现之后，仍然会存在“后小康时代”的贫困问题。“后小康时代”的贫困，将主要体现为因老弱病残而发生的贫困，社会政策的兜底功能会更为凸显，对国家扶持资金的依赖也会更为强烈。因此，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安排，是非常必要的。
总之，扶贫工作应该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扶贫的长效机制、以市场为导向、为贫困户创造脱贫机遇、提高贫困户的生存技能、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角度设计好农民发展的基础平台。竭力避免越扶越贫、越扶村落越萧条、越扶越没有抓手、越扶贫困人口越依赖政府情况的发生。
近期而言，因为很多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实际是非贫困户，所以，20xx年的脱贫人口，可能是在“挤出效应”中完成的（即通过对非贫困户的识别，将那些通过做假账而“识别”为贫困户的人挤出建档立卡户，以此增加脱贫的人数）。即使在2016和20xx年，估计也能如期完成对建档立卡户的减贫任务。但在20xx年之后，因为剩余的贫困户都是真正受困于贫困之中的家庭户，也是很难脱贫的家庭户，故扶贫任务会越来越艰巨。
精准扶贫方面的问题和整改措施二篇摘要：本文主要以精准扶贫为研究对象，在对精准扶贫的相关研究进行剖析和梳理后，通过实地走访xxxJ县，了解当地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现状以及实施效果，从而分析了该地落实精准扶贫过程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分别在教育、金融、产业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
关键词：精准扶贫;产业扶贫;教育脱贫;农村经济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中西部农村与东部农村之间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因此自1978年，随着我国扶贫工作的逐步开展，扶贫政策逐渐得到落实，随之我國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发生率也大大下降。从这两方面的数据来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按照现行贫困标准我国的贫困问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xxxJ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始终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但通过实地调研我们发现，该地贫困地区发展滞后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扶贫工作进入瓶颈期。因此该贫困县的精准扶贫工作有待改进，要想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的目标需要究其根源，从该贫困县实际情况入手，借鉴以往经验并建立起一套精准扶贫的新方法、新模式尤为重要。
因此，关于如何优化J县精准扶贫的实施效果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二、调查概况
20世纪90年代，J县被列为国家实施“八七”扶贫重点贫困县。21世纪初，J县被确定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20xx年，该贫困县完成了全县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清洗筛查工作，同时也研究制定了产业、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健康、社会兜底的六项精准脱贫措施。
三、相关政策情况
1.国家及本省的相关扶贫政策
（1）健康扶贫政策。农村贫困人口参加新农合个人缴费由各县（市）、区级财政部门全额资助。农村贫困人口新农合住院报销比例提高。落实“一免五减”政策。
（2）教育扶贫政策。对经区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幼儿园（含民办）中贫困家庭的学前儿童，按照每生每年1000元的标准进行资助。对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免学费，在校学生免除书费。中等职业教育涉农专业及国家规定专业的学生免除学费。对贫困家庭大学生办理生源地贷款。
（3）社会保障政策。具体包括农村低保政策、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政策、医疗救助政策、冬煤补贴政策、贫困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政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政策。
（4）专项扶持资金政策。小额扶贫贷款，即对在全市农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确定有贷款意愿、有就业创业潜质、有技能素质、有一定还款能力的，且有信用的贫困户，提供5万元以下，期限3年以内的信用贷款。
2.本地制定出台的相关扶贫政策
（1）教育扶贫政策。为贫困大学生发放圆梦助学金，据悉20xx年J县共为42名符合条件的贫困大学生发放此助学金，共计发放圆梦助学金39万元。
（2）就业扶贫政策。技能培训，建档立卡贫困户可免费接受创业和就业技能培训。职业介绍，建档立卡贫困户可免费接受就业部门提供的职业介绍和劳务输出。
（3）金融扶贫政策。产业扶贫+金融扶贫，采取“经贸企业+贫困户+金融部门”的合作模式。针对J县口岸对外经贸发展实际，鼓励经贸企业兴办互市贸易区，吸纳各乡镇老弱病残建档立卡贫困户参股分红。
（4）民族扶贫政策。在资金、教育、医疗、就业等多个方面入手，扶持少数民族和民族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是在资金投放上，即在安排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和民族政策性财政转移支付时，对民族乡村给予倾斜。另一方面是在民族教育扶贫上，即增拨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经费。
四、J县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的问题
1.部分扶贫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制度未能解决好资金用在谁身上、怎么用、用得怎么样等问题。不少扶贫制度针对性不强，更多的是在“扶农”而不是“扶贫”，制度未能解决好钱和政策用在谁身上、怎么用、用得怎么样等问题，扶贫“精准度”欠佳，导致扶贫资金未能更好瞄准真正贫困居民。
2.精准识别数据录入质量不高
根据调查了解到各级扶贫部门均开展了建档立卡工作并建立了贫困人口档案，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科学的动态管理的方法，例如一些后期因病致贫的贫困户未能及时纳入贫困户档案，一些贫困户在脱贫后也未能及时退出档案。
3.扶贫与被扶贫者不匹配
J县政府分配包户干部即精准到户的扶贫效果显著，但未充分考虑到包户干部和贫困户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到包户干部个体的特殊性和被扶贫群体的特殊性，二者不是一个容易迅速磨合的组合。
4.扶贫项目缺乏针对性
扶贫项目未能根据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和现实背景状况，而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项目选择，因此影响了扶贫项目实施的效果。未做到对扶贫对象精准化识别、对扶贫资源精确化配置、对扶贫目标精细化管理以及对脱贫责任精准化考核，仍属于“大水漫灌”式扶贫。
5.地方特色产业关注不足
J县由于对外商品的进出口贸易近几年呈增长趋势，但发展缓慢，成效不明显。主要是由于相关政策的不持续以及对当地产业定位不明确的原因造成的。
J县作为全国稀缺少数民族之乡并没有通过特色民族产业以及旅游业获得经济大幅度增长。相比之下，外地投资地方特色产业占据了绝大多数，因此本地并没有充分发挥其资源文化优势而大面积致富。
五、措施及建议
1.强化基础工作
第一，在完善精准扶贫电子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标准，精确细化基础性工作。第二，强化对基础档案数据的检查核查，使驻村第一书记扶贫日记、帮扶部门扶贫记录、扶贫电子信息系统与村户档案内容紧密对接，实现“两记一档”三位一体，使脱贫攻坚工作真实可靠。2.加强产业扶贫
借鉴既往经验，首先，推行“带地入股”模式，主要以农民合作社为核心，贫困户通过带地入社入股和分红的方式，来增加其收入。第二，推行“租赁托管”模式，按照贫困户、公司以及合作社三者共同合作的方式，将其土地流转至企业进行管理，即參与入股分红。第三，推行“折股量化”模式，将已投入的扶贫资金进行折股量化给贫困群众，从而有效提高农民贫困户的资产性收入。第四，推行“银企联扶”模式，加大金融扶贫力度，为贫困户发展生产提供金融支撑。
3.完善基础设施
坚持把基础设施扶贫作为重中之重，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将美丽乡村建设、泥草房改造、农村安全饮水、文化活动场所建设与扶贫工作紧密对接。首先，在住房安全方面，确保贫困户住上安全房和暖屋子。第二，在饮水安全方面，改造升级实施过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确保贫困户吃上安全水。第三，在村级文化广场和文化活动室建设方面，实现贫困村文化活动室全覆盖。
4.加强政策扶持
在落实各级扶贫政策的同时，应加大民生领域的投资。首先，在教育方面，提高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阶段贫困学生资助标准，最大限度减轻贫困家庭学生的就学成本。第二，在医疗方面，贫困户可以在新农合报销、大病保险报销、医疗救助补偿后享受商业健康保险红利。第三，在民政方面，将无法自主脱贫贫困家庭全部纳入扶贫兜底保障范围。
5.完善推进机制
在落实常委包乡、处级干部包片、部门单位包村、帮扶干部包户的基础上，建立推进机制，推动扶贫工作顺利开展。首先，建立督查机制，建立常态化的督查机制，每季度开展一次大规模督查工作，及时发现乡镇村屯、帮扶单位、第一书记在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第二，建立函告机制，针对中省直帮扶单位帮扶工作不均衡的实际情况，按季度向其上一级行业主管部门实行函告制度。第三，建立问责机制，对于扶贫工作中不负责任、推诿扯皮、弄虚作假、工作失职的相关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严肃追究责任。
通过对xxxJ县精准扶贫相关政策的调研得出结论，精准扶贫不仅应当遵循国家的方针政策，也应努力架构出充分考虑到本地特殊背景的政策。政策实施过程中不仅应当加大力度、力求发展，也应当做到及时反思，反馈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出台政策应紧扣时代脉搏，把握当前实际，实现全面脱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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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方面的问题和整改措施三篇为更好总结前期工作，解决我县脱贫攻坚进程中发现的问题，指导好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于5月初通知各乡镇、各部门报送脱贫攻坚前期工作小结。在上报的《工作小结》中各级、各部门发现了诸多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该《当前我县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建议》综合各乡镇、各部门工作小结xxx脱贫攻坚指挥部的督查反馈而成。
存在的问题
一是个别县级部门仅注重思考本单位帮扶村的具体工作措施、帮扶内容，忽略了部门自身工作职责，未能站在全局高度进一步思考脱贫工作应该如何计划、如何着手。如劳动技能培训工作、民政救助兜底工作、易地搬迁安置工作。
二是贫困户“五个获得感”完成进度不一，贫困户健康档案需进一步完善;贫困户畜牧养殖等短期见期产业进度缓慢。
三是个别乡镇上报的前期工作总结，相互抄袭、应付了事，没有结合各自乡镇实情及前期开展进行认真的自查总结，对于一些贫困户居住分散、偏远，住房条件和基础设施差，乡镇仍未引起重视，脱贫攻坚工作按部就搬。
四是各扶贫规划项目已经上报，但是上级财政资金仍未下拨，存在一定的“无米下锅”现象，财政与金融部门协调配合不足，融合力不强。
五是移风易俗等观念脱贫工作推动不够深入。
六是部分乡镇存在脱贫攻坚工作实绩虚报、瞒报现象。
工作建议
一是建议加快“村级产业扶持周转资金”的投入使用，积极稳妥地用好、用活周转金。逐步培肓、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逐渐转变贫困村经济基础薄弱、贫困家庭种植规模小，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的现状。在扶贫项目资金安排上多考虑边远贫困乡村，建议可视特殊情况给予制定特殊扶持政策。
二是建议将涉及农村道路、水利等基础建设方面的项目资金“打捆”使用，进一步解决资金“碎片化”问题，切实汇成资金流、打出组合拳。同时应加大对基础设施条件差、贫困程度深、居住分散地区的关注力度。
三是建议深入实施新型农民技能培训。多提供先进、专精知识培训，并根据贫困户需要制定培训计划，彻底解决资料过老，培训知识不够专、不够精，贫困户兴趣不大、接受消化培训知识有难度等问题。
四是建议加大移风易俗工作力度，每月安排1-2次宣传活动，循序渐进改变群众传统思想观念，力求从内生动力上解决贫困面貌。
五是建议尽快制订出台明确的督查内容、督查细则、成果应用等规范性文件，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有绩可考。同时把县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设的10个工作组利用起来，发挥真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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