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孙中山之一生，有成有败，有得有失。国家需要行动，他便行动于最前方：民族需要思想，他便思考在最远处。在新旧中国的分水岭上，改变这一切的最高勋章非他莫属。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他是跨越党派的政治偶像，他所手创之国民党，尊其为“国父”；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以及继承者称其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他是海内外华人共同的精神图腾，在颠覆君主专制的100年前，在反侵略战争最为惨烈的抗战岁月，在他的呼吁和旗帜下，华侨曾担当“革命之母”，捐钱捐命襄助救亡。他是当时台上政客都必须给与足够重视的政治人物，在民国初建的南京政府，他是被各省代表选举出来的临时大总统；在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他是不可忽视甚至让人害怕的政治对手。
他的名字是孙中山。一百年来谁著史?人民需要最基本的共识，才能汇流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大江大河。为什么这个基本的共识点是孙中山?
《上李傅相书》：对旧制度最后回眸
1894年秋天，孙中山丢下利润优厚的诊所业务，闭门写就“建言书”，然后请到郑观应、王韬等名士修改，最终形成以“宫太傅爵中堂钧座”为开头的《上李傅相书》，内有：“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合本而图末”等语。
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一个是晚清体制内垂老重臣。孙中山为何一度对其寄予希望?他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它发生在一个政府是否要继续被承认的测试性历史阶段。在1894年秋天，去往天津的孙中山其实并没能见到李鸿章。当时官民严重割裂的体制导致上下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28岁的孙中山报国无门。1894年冬天，他再次出洋来到檀香山。孙中山从13岁就从广州老家去到那里，投奔他的哥哥孙眉。这一次，他决定创设革命组织兴中会。1901年，清政府惨遭庚子国变，承认以下事实：“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一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1901年1月29日《变法上谕》)，但彼时孙中山已在革命道路行动5年有余。
革命能救多数人
1895年春天，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当时的兴中会里有“四大寇”，是孙中山、陈少白(18691934)、尢列(18661936)、杨鹤龄(18681934)四人的绰号。他们“听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
孙中山的母亲曾经有言：“革命目的在救人，行医目的也在救人，同是救人，何必东奔西跑?”孙中山兄长孙眉这样说：“行医只能救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应始终一贯，岂可轻易变更，前功尽弃?”孙眉为支持弟弟搞革命，从富甲一方的“茂宜王”到最终倾家荡产。
孙中山的革命理念给当时看不到现实希望的中国人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宏美蓝图。1896年秋天的“伦敦蒙难”事件一举使他成为世界级政治流亡人士，他在此后十多年间一直起着“革命孵化器”的巨大作用。
1900年的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的革命遭到严重打击，但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了，它意味着从前那些常常是局部的、散漫的、没有统一的革命行为，如今拥有了统一的指挥机构。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制定了《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当时出席会议的人中，湖南、湖北籍有38人，超过一半，这就是此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的落实点发生在湖北的背景之一。革命党采用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党纲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在同盟会誓约中还明确规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同年，孙中山派人归国，在各地设立同盟会分会。
当年，在日本至少有八千名中国留学生，他们在那里既感到了因民族积弱而带来的挫折感，又为眼前的新世界振奋不已，还有很多学生在欧美国家留学。孙中山在留学生中进行广泛的传播革命思想和组织发展工作。他奔走疾呼：“祖国危亡，清政府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在给外务部的密电中说：“孙文来自英国，屡次在东京开会，登台演说，借以鼓动学生。而学生赴听讲者日千余人，很是可怕。”
真革命家必为真改良家
辛亥年，新年过后一周，孙中山抵达温哥华，在这里，他筹得七万余港元，居全球各地华侨为广州起义捐款之冠。随后同盟会发动的广州“三二九”起义遭到失败，不少革命者信心遭挫，孙中山则作出这样判断：“现在各省民心切希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吾党无论由何省人手，一旦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两个月之后，一场决定胜负的革命在湖北武汉发生。
孙中山到达上海前夕，国人闻之欣喜，中外各报盛传先生携有巨款回国。后来记者争相采访孙中山，他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他的革命所带来的现代民主共和思想，是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敢公开抗拒的。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取代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之后，袁必须明确表态：“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任何人，一旦挟私心以权天下，或一时糊涂，判断失误，必将走进历史坟场。
在1912年底，孙中山正式提出了“节制资本”，至此，“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铁路国有”、“教育普及”成为民生主义的“四大纲”，比同盟会时期更加具体、更具可操作性。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推崇，是其后半部分革命生涯的主流观念。1924年8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说了这样的话：“什么叫做民生主义呢……我今天就拿这个名词来下一个定义，可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但是他又认为：“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孙中山曾在《中国革命史》中分析自己的思想形成之脉络：“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可见，他的社会主义就是融合东西的一个“创获”。
革命之后，孙中山还清醒地认识到“纯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决经济问题”，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利益调和成为社会进化的动力，需要有恰当的社会背景，孙中山后半生所经历的时代，军阀鏖战，没能为其提供践行“经济调和”的社会基础。他对这一点是非常清醒的，于是，在他的规划步骤中，将宪政程序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军政、训政、宪政时期。军政是为破坏阶段，主要任务是扫除障碍，清除军阀；训政为过渡时期，任务是推行地方自治，并普及民权观念；宪政为建国完成时期，在中央实行民主宪政，在地方实行直接民权。在他的设计中，这三个阶段并不是相互排斥、彼此孤立的，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之基础。
毫无疑问，国共合作为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开启了新的一页。共产党力量的加入，给晚年的孙中山的政治筹划带来了众多政治精英。同时，遭到列强封锁的苏联也送来“同情”和支持。这个时候，北方军阀的滥战已经让整个国家厌倦，有的军阀自己也开始反省，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向孙中山递出“橄榄枝”。孙中山的军事实力与政治势力迅速崛起。1924年底，重病中的孙中山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受到数万群众欢迎，次年3月12日，病逝于铁狮子胡同行馆。
纵观孙中山之一生，有成有败，有得有失。国家需要行动，他便行动于最前方；民族需要思想，他便思考在最远处。在新旧中国的分水岭上，改变这一切的最高勋章非他莫属。
辛亥革命的大事年表孙中山与他的革命历程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辛亥革命指自十九世纪末（有的学者认为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算起，有的说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
1911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运动在xxx尤其激烈。9月25日，xxx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1-3]。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结束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4
辛亥革命的大事年表孙中山与他的革命历程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13-14]。
最早的英文版《伦敦蒙难记》[15]
1896年，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同年9月23日，清廷从海底电缆侦查到孙中山从美国纽约坐船到英国，当时孙中山是钦犯。一星期后他在英国利物浦登陆。10月11日，孙中山被公馆抓住[16]。12日到14日，孙中山设法与老师康德黎（JamesCantline）取得联系，但全都失败了。他扔出去的小纸条由于地理原因没有抛到街上，反而被人发现。清使馆决定以“遣送疯子”之名通过水运把孙送回清国。但是17日，租船之事在公馆仆人间传开，基督徒的女管家贺维太太知道后于心不忍，便送信至康家。康德黎知道后，连夜寻找参赞马格里并且报案，但是马格里不在，警察也不管此事。次日，再次去苏格兰场警察局报案，并无所获。康、孟前往外交部告知此事，另外告知《泰晤士报》。而康德黎担心公使馆可能连夜把孙弄走，专门监视公使馆动静。19日，外交部已经开始行动——康、孟对此事并不知道，直到20日。外交部录口供，申请开庭，监视水运。22日外交部转守为攻。马格里称需要公使放人才好，他夹在中间确实难做。但龚拒不放人。当时英国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国使馆释出孙中山，否则将驻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地球报》揭发这一消息，舆论力量介入——至此，有研究称英庭因为舆论压力才放孙中山之说也不成立。10月23日，孙中山终于被放。康德黎资助了孙中山50英镑，出版了《伦敦蒙难记》[17]。“伦敦蒙难”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是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使得他从默默无闻变成了世界级的政治流亡人士。自此之后，在反对清政府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超过孙中山[18]。
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署了以日本为假想敌的《中俄密约》，这使日本政府感到极大恐慌，为了对付中俄同盟，日本感到亟需扶持中国内部的反清势力，先是对维新派极尽快笼络之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政府转而动起利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念头，而孙中山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把活动基地设在了日本。
清末革命团体分布图[19]
革命党人章太炎创作了《正仇满论》《革命军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华民国解》等，邹容创作了《革命军》，陈天华创作了《警世钟》《猛回头》，打击保皇派，宣传革命思想主张，一些革命党人收集了明末清初作品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20-22]，以及选录明朝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内的《原君》、《原臣》进行宣传[23]。这些作品留给了人深刻的印象，影响很大，乃至流传到了南方新军与北洋军[24]。1900年以后东京留学生逐渐受自由平等学说的熏陶，接受革命排满学说的人也逐渐增多[25]。在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前后，革命党人的书报开始进入全盛时期[23][26]。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25]。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宋教仁建立华兴会[27]。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19]。
1905年，同盟会成员在东京[28]
1905年7月，孙文、黄兴、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部分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8月中旬，孙文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中国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文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文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29-30]，后主张通过军政训政实现主张。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于1905年在东京召开后，一批日本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例如毕生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宫崎滔天；又如长崎的富翁梅屋庄吉等。日本离中国很近，又是一个岛国，那里成为革命党躲避镇压、联络同志、建立组织、筹措资金、培养力量的好去处，并从当地引来众多帮助中国革命的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章太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31-32]。
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中国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33]。
1907年初，主要因军事主张大量政治主张的不同，最后章太炎陶成章等人要求孙文辞去中国同盟会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总理。宋教仁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张的。后因黄兴、刘揆一极力劝阻，为大局计，宋教仁改变态度。然而，革命阵营的分裂局面已经出现。1907年7月一些革命党人和一些会外人员组建共进会，专门策划在长江中下游的起义。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等成立光复会。
1910年2月，广州新军举事失败之后，悲观失望情绪笼罩一些革命党人，而中国同盟会的领袖孙文却对革命矢志不渝。坚持不懈。为了挽救革命，该年5月，趁孙文来日本之际，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人请求孙文改革会务，扩大民主，减少决策失误。可是孙文却对宋曾经支持章太炎耿耿于怀，态度十分横蛮，而且极不负责任。他冷冷地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经取消，有力者尽可另树一帜。[34]”
孙中山手书“十六字纲领”[35]
宋教仁等人对孙文彻底失望，为了让革命不至于半途而废，宋教仁、谭人凤等人于该年6月，在东京研究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调整革命策略、重整革命队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会上，宋教仁以政治家的胆识，彻底否定了孙文在两广沿海地区零敲碎打的自杀式会党策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在上海成立后，宋教仁作为中部总部的灵魂人物，领导革命党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革命重心，加强与各革命团体的联系与联合，并制订了1913年在两湖及江浙同时起事的战略部署[36]。
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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