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科尔斯基是个谜
上海的法租界贝勒路是一条并不热闹的马路。1921年7月23日正值周末，在朦胧的暮色之中，不时有人进入望志路和贝勒路交叉口的石库门房子。
这幢用青红砖相间砌成的房子，人称“李公馆”――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在此居住。李书城此时回了湖北老家，李公馆住着他的弟弟李汉俊。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另一位成员、中共一大代表。
“到我家里开会吧。”李汉俊一提议，马上得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支持。确实，李公馆是一个很合适的开会场所，是一个闹中取静的所在。
于是，在那个历史性的夜晚，中共一大在李公馆楼下的餐厅隆重举行。在那张长方大餐桌四周，坐满了十五位代表――其中十三位是中共一大代表，另两位是来自远方的国际代表。
中共一大由北京代表张国焘主持，来自湖南的毛泽东和从日本回来的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
在那个晚上，有三个人在大会上发言：开头是张国焘，报告大会的筹备经过，提出大会的议题，即制订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接着，是来自荷兰的共产国际代表作长篇讲话，这位中年男子用洪钟般的声音讲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是来自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作简短的讲话，这位国际代表是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小伙子。
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必须由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出席，建立组织关系。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共产国际派出了两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来自荷兰的中年男子叫马林，他具有很高的声望，当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是列宁直接派他前往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不过，马林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他的身世并不为人所知。
至于那个来自苏俄远东的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更是个谜一样的人物。正因为这样，在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简明词典》中，关于他只有这么几句话：
〔尼柯尔斯基〕(ЛиконσскиЙ)又称李克诺斯基。俄国人。1921年6月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到上海，与马林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同时又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同年12月离华回国。
尼柯尔斯基，通常又译为尼科尔斯基。这一条目没有写及其生卒年月，没有道明他来华之前及来华之后的经历――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实在不知道。这一条目可以说是囊括了在1987年时所有关于尼科尔斯基的信息。
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未能揭开尼科尔斯基之谜？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以为，出于秘密工作的需要，“尼科尔斯基”极可能是一个临时使用的化名，诚如马林有着一打以上的化名一样。倘若按照“乐文松”或者“安德烈森”之类化名去查找，也很难查明马林的身世。
不过，多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怀念尼科尔斯基――因为他毕竟是曾经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位国际友人，希冀有朝一日知道他的身世及他后来的下落。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一直在寻觅着尼科尔斯基――因为在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五个人之中，唯有他成了未知数。
这个未知数，终于在不久前解开了……
然而，要说清楚尼科尔斯基的来历，必须从马林讲起。
他的到来惊动上海密探
1921年5月12日，在地中海之畔的塞得港，一艘名叫“英斯布鲁克”号的意大利轮船，进港后正在沿着苏伊士运河缓缓南行。船舷，一位年近四十的壮汉，熊腰虎背，身材高大，八字胡子，衣着随便。可那一副金丝边近视眼镜，开阔的前额，却又显示出知识分子的风度。
打从4月21日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踏上这艘驶往上海的“英斯布鲁克”号，他便惊动了北京的荷兰驻华公使、上海的荷兰代理总领事，惊动了海牙的荷兰外交大臣，惊动了荷属东印度总督府（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也惊动了英驻华公使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和上海警察局……他们之间，密电交驰，转告着“英斯布鲁克”号的动向，提醒着注意船上那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壮汉。那架势真可谓如临大敌!
岁月淡化了昔日剑拔弩张的气氛。荷兰海牙殖民事务部当年的绝密档案，如今也允许中共党史专家前往查阅。内中1921年4月21日奥地利维也纳警察局致荷兰驻维也纳使馆的信，称那位壮汉为“斯内夫利特”。此信十分清楚地密告斯内夫利特的行踪，全文如下：
警察局谨就1921年4月19日贵馆第1063号函通知如下：如前告知，斯内夫利特持有1918年爪哇所发护照，其上盖有前往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签证。其他身份证件则一概没有。经验证其身份和雇聘与解雇证明之后，斯不愿在维也纳逗留，遂于1921年4月15日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乘直达上海的火轮继续其旅行。
在上海，他将作为一家英国杂志（引者注：应为日本杂志）《东方经济学家》的记者进行活动。据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1921年3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期间曾有传言说斯内夫利特到东方也将为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建立联系。
一家《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前往东方，会引起警察、密探、公使、领事们如此恐慌？
早在1920年11月，荷兰外交部从海牙发往北京荷兰驻华公使的一份密电，倒是把斯内夫利特的身份说得清清楚楚：“斯内夫利特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
他被列宁派往东方。他肩负的任务是：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各国的情况和建立联系，调查是否有希望和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肩负如此重任的共产国际高级代表难怪会引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东方统治者们的恐慌和焦虑。无线电波急急传送情报。“英斯布鲁克”号沿途所到之处，都在严密监视那位壮汉的一举一动。荷属东印度的密探还探明，斯内夫利特的“同党”阿塞尔・巴尔斯及其十七岁的爪哇妻子在中途上船，一起前来上海。
意大利轮船“英斯布鲁克”号刚刚在上海靠岸，斯内夫利特便成为密探跟踪的目标。
斯内夫利特跳上一辆黄包车，消失在十里洋场的茫茫人海之中。
“幸亏”如今荷兰外交部还保存着当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致荷兰驻沪总领事的信，即“G类档案”，清楚地记载着斯内夫利特的行踪：
那辆黄包车驶入行人如鲫的南京路，在高悬“统销环球百货”六个大字的永安公司附近拐弯，便歇了下来。迎面，便是“大东旅社”招牌。斯内夫利特化名“安德烈森”，住进大东旅社三楼三十二号房间。据密探侦查，斯内夫利特的“同党”巴尔斯，化名达姆龙，和妻子一起也住进大东旅社。还查到“同党”(印尼共产党党员)达尔索诺也于6月3日从新加坡赶抵上海，住进大东旅社。不过，达尔索诺于6月8日上午离沪前往长春，巴尔斯夫妇于6月10日离沪前往哈尔滨。唯有斯内夫利特仍留在上海。
密探们的监视虽说够严密的了，可是，老练的斯内夫利特毕竟甩掉了身后的“尾巴”：他来到永安公司的屋顶花园，会晤了来自苏俄的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尼科尔斯基。这位从西伯利亚经中国东北来到上海的大学生模样的人物，是由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负有和斯内夫利特同样的使命，即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斯内夫利特避开了跟踪者，悄然会晤了上海的“二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前任代理书记李汉俊。他们商量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宜。
这样，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开始着手进行……
斯内夫利特确实成功地甩掉了密探，因为在密探们的记录中，只记载着他“于7月14日离开南京路大东旅社，住进麦根路三十二号（今石门二路）一家供膳食的旅馆内”。“9月底，他到汇山路（今霍山路）俄国人里亚赞诺夫家居住。在这个地方一直住到1921年12月11日”。密探们没有发觉他在上海筹备、参加中共一大……
两位神秘的中共一大国际代表斯内夫利特在大东旅社旅客登记册上用的名字是“安德烈森”，他跟中国人打交道用的是中国式的名字“倪恭卿”，鉴于他后来以“马林”这一化名在中国著称，本文沿用这一习惯，以下均以马林相称。
马林是荷兰人，1883年5月13日降生在荷兰海港城市鹿特丹。中学毕业后，他来到首都阿姆斯特丹，考入荷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02年，十九岁的马林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他在铁路部门从事工会工作，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
1913年2月，三十岁的马林远渡重洋，前往那时是荷兰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在那里，马林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投身革命活动。1914年5月9日，在他的倡议下，发起成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
1917年11月，列宁成功地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喜讯传到荷属东印度，马林兴奋不已，一连发表了好多篇文章，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
荷属东印度总督早已把马林视为眼中钉，这时抓住了马林的文章作为把柄，通缉马林，并由三宝垅法院对马林进行了审讯。1918年12月5日，马林被荷属东印度总督下令驱逐出境。
马林不得不回到荷兰。但是，他仍通过他在荷属东印度的战友，领导着那里的革命活动。
1920年5月23日，荷属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印尼共产党”。就在这个月，马林从荷兰前往苏俄，以印尼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的筹备工作。在莫斯科，马林非常荣幸地会晤了列宁。列宁是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主席，马林被任命为秘书。马林的胆识、经验和对共产主义的赤诚，给列宁留下很深的印象。
列宁那睿智的目光，关注着世界的东方，尤其是关心东方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列宁在考虑着、物色着恰当的人选派往中国，帮助中国革命者建立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由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派出了以魏金斯基为首的代表团前来中国，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联系。魏金斯基在北京会晤了李大钊，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魏金斯基认为中国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涌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已日臻成熟……
1920年8月，马林被列宁委派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前往中国。
就在马林动身前往中国前夕，他在途经维也纳时落进奥地利警察手中。由于友人和一位律师的奔走，他在被捕六天之后获释，并被奥地利驱逐出境。他在威尼斯踏上了驶往上海的“英斯布鲁克”号。
马林来到上海时，陈独秀到广州工作去了。李达和李汉俊挑起了筹备中共一大的重担。
李达后来回忆：“6月初，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国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李达提及的“尼可洛夫”，亦即尼科尔斯基。当然，一大开幕日期他是记错了。
毕竟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各地代表陆续动身，直至7月21日，最晚的一位代表――陈公博抵沪后，十三位代表才算全部到齐。他们是：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也有人认为包惠僧只是出席者，不算正式代表)，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代表们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借宿于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三百八十九号(今太仓路一百二十七号)私立博文女校(陈公博住在大东旅社)。“北李南陈”（李大钊和陈独秀）因事务繁忙，未能赴会。
7月23日晚，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刘仁静是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坐在马林旁边担任翻译。
马林这个人讲起话来，一派宣传鼓动家本色。马林一开头便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马林详尽地向中国战友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他谈及了他和列宁在莫斯科的会见，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马林说起了列宁期望着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倘不是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以免惊动密探，到会的代表们定然会热烈鼓掌。
他的这一席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见斯诺《西行漫记》)
他的这一席话，给包惠僧留下的印象是：“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见《包惠僧回忆录》)
马林讲毕，尼科尔斯基简短致辞。他向大会表示祝贺，并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情况。
后来，中共一大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说：希夫廖特同志（即马林――引者注）和尼柯尔斯基（即尼科尔斯基――引者注）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尼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情况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述说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
尼科尔斯基讲毕之后，张国焘宣布散会，代表们很快就消失在浓重的夜幕之中。
考虑到外国人进出李公馆容易引起那些特殊的眼睛的注意，马林此后没有出席会议，但是每天听取张国焘的汇报。
7月30日晚，当中共一大准备在李公馆举行闭幕会时，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又来到了那里。8时多，十五个代表刚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进来一个面孔陌生、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这人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首先发现这位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使马林判断出那位陌生人是何等人物。“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从前门走出去。平时，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开启……
代表们散去才十分钟，李公馆便被法国巡捕和中国警察包围。法国捕头带着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名法兵、三个翻译，闯进了李公馆，却扑了个空。
当时，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尚缺乏地下工作经验。马林的当机立断，使中共一大代表们避免了一场灾祸。
壮烈牺牲在法西斯刑场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马林仍留在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重大的战略方针――实行国共合作。马林以为，中共党员在保留自己身份的前提下，应加入国民党，进入国民党领导层，以迅速壮大中共。
马林的意见遭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反对，而毛泽东十分坚决地赞同、支持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战略。在马林亲手所记录的《与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谈话》中，马林称毛泽东为“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在那次谈话之后，马林十分重视毛泽东。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当时中共中央委员只有五人)并兼任中共中央局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担任显要职务。
两位神秘的中共一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3年10月被调离中国。
1924年年初，马林回到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鉴于意见不合，1924年4月，马林向共产国际辞职，回到了祖国荷兰，参加荷兰共产党工作，担任码头工会秘书。
1929年，马林在荷兰组建“革命社会党”。此后，以“革命社会党”代表的身份参加荷兰国会。
1940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荷兰。作为一位热烈的爱国者，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之中。他编辑了秘密发行的报纸《斯巴达克》，鼓励荷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
1942年3月6日，马林落入德国法西斯手中。
马林在狱中坚贞不屈。4月7日至9日，在法庭开庭审讯时，他怒斥德国法西斯。
他自知难逃厄运，在4月11日给女儿菩菩、女婿桑顿写下感人至深的遗书：
永别了，我的女儿，我的宝宝――永别了，我亲爱的!
孩子们，我无疑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谁知骤然间死神将至，不可逆转。但我心中坦然――多年来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战士。告发我的人和法官们无不承认我死得光明磊落。这使我非常感动，因为人们都已十分了解我至死不渝，矢信矢忠，殚精竭虑，高举我信仰的旗帜，奋斗到最后一息……
马林视死如归，壮烈走向刑场。一位幸存的难友普雷特尔后来在1945年11月6日写文章给荷兰《火炬》周刊，记述了马林和六位战友一起殉难的悲壮一幕：
那是1942年4月13日早晨6时，德国法西斯要下毒手了。
“斯内夫利特（即马林）当时问，他们是否可以手拉手一起受刑。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你们要把手放在背后受刑’。斯内夫利特又问，枪毙时他们是否可不戴遮眼布，这个要求被允许了。
“在临死前一个钟头，七个人挺起胸膛唱起了《国际歌》。多么豪壮的旋律!何等感人的歌词啊!我曾出席过多次音乐会，可从来没听过这样感人肺腑的合唱……然后，他们被装进了一辆汽车。9时20分，第一声枪响了……
“马林这年不过五十三岁。”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怀念着列宁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曾对中国革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马林。
1986年5月21日中午，两位中国女中共党史专家飞抵荷兰。其中一位名叫杨云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精熟英语；另一位名叫李玉贞，精熟俄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多年。这两位中国女专家在荷兰汉学家班国瑞先生的帮助下，埋头于阿姆斯特丹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查阅那里保存的马林档案。
马林在1942年去世，他的女儿、女婿把马林所有来往信件、文稿、遗物整理出来，加上荷兰警方原先监视马林所留下的记录――时光冲淡了隐秘。原本属于绝密的保险柜中的东西，如今可以大白于光天化日。这些文件收集在一起，也就形成了“马林档案”。
在查阅这些文件时，英文的文件由杨云若来查看，俄文的文件由李玉贞来查看，而德文的文件则请班国瑞协助翻译。在一大堆档案中，查到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她们甚至看到1921年12月发给马林的孙中山“大本营出入证”，见到了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还见到了马林与孙中山、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以及蒋介石的往返函件等。马林的女婿把珍藏多年的马林绝命书也复印了赠给中国学者。
这些纸张发黄的马林档案，是研究中共党史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就在这些珍贵的档案中，发现了关于尼科尔斯基的重要线索！
终于查明尼科尔斯基生平
尼科尔斯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后，就返回苏俄，跟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联系。多少年来，在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十五位出席者之中，唯独找不到他的照片，也查不到他的身世，甚至就连他当时是以什么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也众说纷纭。
多少年来，这个谜一直未能揭开。
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著作，涉及尼科尔斯基的，总是寥寥数句，语焉不详，而且各有说辞。
包惠僧把尼科尔斯基当做“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1921年6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此处的“李克诺斯基”，亦即尼科尔斯基。
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提及一段李达告诉他的话：“他（引者注：指李达）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这就是说，尼科尔斯基（即尼科罗夫斯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且是马林的“助手”。
刘仁静在《回忆党的一大》中，只提到一句：“另一个尼科尔斯基，是俄国人，搞职工运动的，他不懂英语。马林讲话，是我替他做翻译的。”这么说来，尼科尔斯基是“搞职工运动的”。
至于周佛海，对尼科尔斯基毫无印象，以至在《往矣集》中把尼科尔斯基错记为维经斯基(即吴庭斯基)：“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林和吴庭斯基也出席。”
另外，包惠僧和张国焘的回忆录里，还写及尼科尔斯基不仅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中国的代表，而且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他同时肩负着两项使命。
1958年8月14日，包惠僧回忆在中共一大之后的情况，说：“约在（1921年）8月初组织工作方面召集我们开会，张国焘传达马林和李克诺斯基的意见：要设立一个领导工人运动的专管机构，定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拟定了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纲要……”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则写及尼科尔斯基还参与了派遣一批中国代表出席1922年1月召开的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张国焘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回忆说：“当我向他（尼科尔斯基――引者注）说，我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可以马上动身时，他就从自己的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一张某个商行的公文表格，表面看，这张纸很平常。让我看过后，他说：‘这张表就是您的身份证，上面被大头针压有印痕，这是暗号。’他向我详细地讲述了如何秘密地把这张卡片交给所规定好的满洲里的一个理发馆的老板，这个人把我送过边境。”由于有了尼科尔斯基给的这个证件，张国焘才顺利抵达伊尔库茨克，然后从那里来到莫斯科出席会议。张国焘回忆说：尼科尔斯基是一位“言简意赅，相貌一般的人……我应该说，他是一位有才能，办事认真，有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
在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材料中，能够找到的关于尼科尔斯基的记载，也就是以上这点东鳞西爪。
然而，1986年，中国学者在荷兰马林档案中，忽然发现涉及尼科尔斯基的一些内容。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写道：
“据莫斯科给我的通知，1920年8月到1921年3月间，已在伊尔库茨克建立远东书记处。这个书记处负责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宣传工作。维经斯基曾在上海工作过。1921年6月书记处又派出尼克尔斯基接替其工作。当我同期到达那里时，便立即取得了同该同志的联系。在那里他同我一直共同工作到1921年12月，几乎每天我们都要会面。”
这表明，尼科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并非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科尔斯基直到1921年12月还在上海。
马林还写道：
“和尼科尔斯基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
这清楚表明，尼科尔斯基绝非马林的“助手”。他俩是由共产国际的不同部门派出的。虽然马林的职务比他高，但他“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从马林的手稿中得知，当时的情况恰好相反，由于尼科尔斯基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直接派来的，马林反而是他的助手。
还有一段话，也颇重要：
“尼科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的指令中说，党（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有这种监护关系。”
这表明，尼科尔斯基所执行的是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指令――他确是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出并直接受那里领导的。
其实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专家们也在研究这个谜一样的人物。
苏联党史专家注意起尼科尔斯基，是因为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曾经于1985年通过外交途径，致信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帮助寻找尼科尔斯基的生平资料和照片。另外，1987年，苏共中央一位书记应中共中央邀请访华时，中共方面又一次向他转达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请求。回国后，他交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一项任务：寻找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卡尔图诺娃博士受命破解尼科尔斯基之谜。卡尔图诺娃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终于揭开了尼科尔斯基之谜。
1987年，一位名叫斯维廖夫的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人员，前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他透露重要信息：苏联方面已经找到有关尼科尔斯基的档案。
1988年，当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卡尔图诺娃博士来华访问时，李玉贞向她问及尼科尔斯基的情况，卡尔图诺娃证实确已找到不少关于尼科尔斯基的材料――是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档案中查到的。
果真，1989年第二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发表了卡尔图诺娃的论文《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人》，首次披露了尼科尔斯基的身世。这篇论文是极有价值的，只是标题不甚确切，因为尼科尔斯基在中国不是“被遗忘”，而是多年寻觅未得――也许在苏联，他由于蒙冤遭错杀而把他遗忘了。
1989年七、八期合刊《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李玉贞的《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尼科尔斯基》一文，依据卡尔图诺娃的论文，在中国首次介绍了尼科尔斯基的身世：
尼科尔斯基，原名涅伊曼・尼科尔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即贝尔格・维克多・亚历山德罗维奇，生于1898年，卒于1943年。1921年加入俄共（布），曾在赤塔商学院读完三年级的课程。1919―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的部队服役，1921年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此时曾用名瓦西里和瓦西里耶夫。1921―1925年在中国东北工作。1926年从哈巴罗夫斯克到赤塔。1938年被捕并受到诬陷说他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五年后(1943年)被错杀。后得到昭雪平反。
这么看来，尼科尔斯基倒是他的本名，并非化名。他前来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时，只有二十三岁，而且刚刚加入俄共（布），是个当了两年兵的大学生，又不大会讲英语。正是因为这样，他言语不多，像是马林的“助手”一般，所以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虽然如此，尼科尔斯基毕竟直接与伊尔库茨克保持联系，按照伊尔库茨克的指令行事，就这一点而言，这位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担负着很重要的使命。至此，尼科尔斯基之谜，总算揭开。
不过，卡尔图诺娃博士并没有找到尼科尔斯基的照片。因此，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只挂着中共一大十四位出席者的照片，唯独缺尼科尔斯基的照片！
随着苏联的解体，寻找尼科尔斯基照片的工作在俄罗斯中断了好多年……
中共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大团圆”
20xx年6月29日，从上海传出令人兴奋的消息：尼科尔斯基的照片找到了！
原来，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列克赛・布亚科夫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要求面晤馆长倪兴祥先生。他给倪兴祥馆长带来了企盼多年的尼科尔斯基的照片！
布亚科夫教授是怎么找到尼科尔斯基的照片的呢？他告诉倪兴祥馆长，他是在20xx年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见到中共一大的十五位出席者唯缺尼科尔斯基的照片，决心填补这一空白。
布亚科夫教授在回到俄罗斯之后，向尼科尔斯基工作过的几个边疆地区的档案馆致函查询，均无收获。布亚科夫教授又向鄂木斯克州档案馆问讯。两个月后，他欣喜地收到鄂木斯克州档案馆的回函，寄来一张光盘，内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尼科尔斯基的人事档案封面，另一张是贴有尼科尔斯基照片的履历表。这样，布亚科夫教授终于找到了尼科尔斯基的照片。更准确地说，是找到了尼科尔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
鄂木斯克州档案馆还告诉布亚科夫教授，该馆还收藏有尼科尔斯基的几十页文字资料，他的本名与化名均有明确记录，在他的自传中还披露自己曾经去过上海工作。
当然，这张新发现的尼科尔斯基的照片略有遗憾，因为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展出的中共一大出席者照片，大都是20世纪20年代的照片，即尽量是1921年前后的照片。
喜讯接连不断。20xx年8月，从蒙古国打来电话，学者达西达瓦也找到了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原来，在20xx年，蒙古国人民党的一位负责人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参观，注意到尼科尔斯基的照片空缺。回国之后，他请蒙古国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学者达西达瓦关注这一问题。20xx年，达西达瓦到中国呼和浩特出席学术会议时，又听到中国同行说起这一个问题。
于是，达西达瓦在20xx年的4月、9月、10月多次前往俄罗斯，在跟尼科尔斯基生平相关的几家档案馆、博物馆细细查找，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据此，达西达瓦写出尼科尔斯基的年谱：
1889年2月10日生于贝加尔湖巴尔古斯区。
1916年至1917年在第十六西伯利亚步兵预备团等当列兵。
1920年4月转入红军。
1921年起为俄共（布）党员。
1921年在俄共远xxx书记处工作。远xxx书记处机构内设领导委员会，设中国处、朝鲜处、日本处等四个分支机构。尼科尔斯基在中国处工作。
1921年6月间，他代表远东国际间谍处、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这三个机构来到中国，来中国时使用的名字为尼科尔斯基。同年7月23日代表共产国际，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讲话。
1922年到1925年在远东边区全权代表处间谍科工作，曾在满洲里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25年，在远东边区工作，曾任远东边区领导委员会外事处处长。
1933年到1935年，在远东边区内务部管理处工作。
1935年到1937年，为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领导委员会第七处全权代表，曾到中国从事过地下工作。
1938年2月，在哈巴罗夫斯克，以“间谍罪”被捕，同年9月21日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
1956年11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为尼克尔斯基平反昭雪。
达西达瓦所写的尼科尔斯基的年谱，可以说是关于尼科尔斯基生平最准确、最详尽的考证。其中特别是尼科尔斯基被枪决的日期，不是1943年，而是1938年。达西达瓦所考证的尼科尔斯基生卒，精确到日，即1889年2月10日出生，1938年9月21日去世。
另外，达西达瓦的朋友拉・博・库尔斯利用工作便利，在鄂木斯克州档案馆里，发现了尼氏的两张照片。
20xx年9月12日，达西达瓦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向倪兴祥馆长赠送了两张珍贵的尼科尔斯基照片。倪兴祥馆长一眼就看出，其中一张跟俄罗斯布亚科夫教授提供的尼科尔斯基照片一样，另一张则是新发现的，而这张照片是尼科尔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的照片，更为接近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年份――1921年。于是，这张照片被放大，悬挂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
就这样，经过中国、荷兰、俄罗斯、蒙古学者的共同努力，终于破解了尼科尔斯基之谜；中共一大十五位出席者，终于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实现了“大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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