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故宫的繁华、景山的热闹相比，位于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似乎显得格外安静。北大红楼前身为北京大学一院，曾是北大文科、校部及图书馆所在地，因全楼红砖红瓦得名。自1918年落成之日起，北大红楼就与中国命运的走向息息相关。这里，既是新文化运动的营垒、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留下了一批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先驱者的不朽足迹。
以北大红楼为中心，周边还有多个红色底蕴深厚的地标。这条红色文化带，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奋斗历史的见证。目前，北大红楼已经成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所在。
孕育新文化见证北京首个党组织诞生
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发动的猛烈批判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迅猛发展，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北京大学当时主要分布在东城域内、景山以东的三处地方，其中的一院即为北大红楼，于1916年开工建设，1918年投入使用，占地面积215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774平方米，分为地上4层、地下1层。第一层大部分为图书馆占用，文科教务处、文科事务处及校医室占用一部分。此外，还有单独两间供新潮社和书法社使用。
一层东南角两间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1918年，李大钊任职后便在此办公，北京大学图书馆也因此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如今，这里的陈设已还原为当年的模样。
步入图书馆主任室，百年前的布局清晰可见——展室分为内外两间，靠北一间是会客室，正中摆有六把木椅和一张木桌，茶盘里放着老式茶壶和茶杯，窗边的报架上折叠挂放着泛黄的老报纸；靠南一间是办公室，两个书柜里摆放着旧书，办公桌上的笔墨纸砚是刚刚使用过的样子，一本1919年的台历纸页已泛黄卷曲，时间停留在5月4日。
这间办公室也见证了北京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当年，李大钊在这里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并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这里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
李大钊每月从个人薪俸中拿出80元，作为小组活动经费。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
追溯红色历史各类专题展览丰富多彩
一层西侧靠南的第二阅览室又称为“新闻纸阅览室”，也被最大限度按照当年的情景进行了还原。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
北大红楼第二层有时任校长蔡元培办公室和陈独秀文科学长室，《每周评论》创刊于此。第三、四层主要是北京大学文预科及本科教室所在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北京地委、中共北方局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机关也一度设在北大红楼。
20xx年9月4日，北大红楼二层首次对公众开放，内设“五四现场”专题展；楼内的文科教员休息室、日刊处等场景也被一一复原。目前，北大红楼根据历史资料，北大学生、职工回忆，以及历史图片等，共完成楼内一层、二层12处旧址复原。
近年来，北大红楼正在被很好地利用起来，各类展览接连不断，例如20xx年至20xx年曾举办的“新时代的先声”展览，主要为新文化运动相关的基本陈列；20xx年至20xx年，则开设了“不忘初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展览。
难忘的北大红楼北大红楼二篇沙滩红楼原是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因孕育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而驰名中外。北大红楼曾诞生和培育了两位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有影响力、最杰出的人物――李大钊和毛泽东。我从北大红楼度过青春年华,步入人生多艰的旅途。那是60年代风起云涌之际,一个有良知、有理想的青年无悔的选择。
往事钩沉
1916年9月,北京大学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20万,筹建后来成为北大象征性建筑的沙滩红楼。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后,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主张促进了北大的发展,也促进了意义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正是从北大发源,瞬间发展成了席卷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五四”的游行示威,是从沙滩红楼开始的。那时候,北大的红楼后面还没有灰楼,是一片空场,大家在那里集合排队。同学们的爱国情绪火苗似的高涨,队伍走出了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进发。队伍前面,举着一副白布对联,跟挽联一样:“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头……”
作为当年北大图书馆的红楼,不仅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是我国杰出的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家、宣传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办公地,也是1918年第一次来北京领导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毛泽东的办公地。至今被辟为新文化运动纪念地的红楼仍完好地保留着他们两人的工作旧址,供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参观、怀念。
红楼调研
北京革命圣地之一的北大红楼,1949年后迎来了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他们是北大图书馆系的周龙祥老师和几个大学生。他们和时任红楼文博所研究员的朱希元组成了学习调研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筹备处。我和他们认识的时候大约筹备处刚刚成立。那时,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成立了“12?26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专门学习和研究毛主席的生平业绩。我们首先想到去北大红楼串联,目的是了解毛主席青年时代在北京的革命实践活动。我与周龙祥老师不期而遇又志同道合,便欣然联合起来一起工作。
朱希元老师为我们找了一间靠马路的南平房当办公室。桌椅和文件柜都是现成的,房子很宽敞,门朝红楼(北)开。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去那里看书报、翻阅资料。我们有时还要到北大燕园的藏书楼去查阅旧书报,搜集资料。我们小组的李勇,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年级女生王华也经常惠顾红楼办公室。王华是我家的邻居,长得白皙、苗条,又爱说爱笑,后来去外地搞起了调研工作。李勇个子不高,但很结实,白皙的面孔镶嵌着一双闪烁、明亮的大眼睛,一看就知道是个混血儿。的确,他是第一任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大姐的孙子,其父是苏联人。父母离异后他就长期和祖父李富春、祖母蔡畅生活在中南海。他和我弟弟计三猛是北京八中要好的同学,所以在运动中,我们常一起开会,对运动中很多问题的看法一致。我们开展“12?26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工作后,李勇欣然参加。他平时少言寡语,工作中埋头苦干,勤奋扎实,抄写了很多资料。还从蔡畅大姐那里采集、了解了有关青年时代的毛主席的一些宝贵资料。
我们和北大师生一起搞了许多调查:景山东街的三眼井有毛泽东曾经住过的小屋;北长街毛泽东居住、办公,编辑《平民通讯社》、领导“驱张运动”的福佑寺;还有陶然亭公园,湖南会馆等。当地居民还记得毛泽东当时在湖南会馆开会时穿的是一件旧黄呢大衣。80年代,周龙祥老师因工作忙、身体又不好,就把北大调研来的材料都交给了我,希望我能完成他的未竟之志。这些珍贵的史料记载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先后两次来京开展革命运动的详细情况,放在我手中始终是沉甸甸的。
一次鲜为人知的借书
80年代中,北大开展旁听、进修文科课程活动。我得到周龙祥馆长和大哥计红绪的支持,欣然前往参加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的进修。周龙祥老师虽然已不再教书,只负责图书馆工作,但他依然像从前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为了让我安心读书学习,他帮我买食堂餐券,还让我用他的借书证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他以一颗严师良友之心,关怀着我的成长,每到教师节我总会想到这位为人师表的老师。
当周老师知道我要把关于北大红楼调查的资料和多年研究的心得整理出版后,他热情支持、大力帮助,并向我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4年下半年,报刊上出现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对此,毛主席十分关注,他特意写信给中央一些领导及其他的有关同志,信中说:“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134页)就在这一时期,毛主席想要借阅北大图书馆馆藏珍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又称《庚辰本》。此书成书时《石头记》作者曹雪芹尚在。当时脂砚斋屡次为他整理书稿,并加以评注,到庚辰年(1760年)至少已历四次。所以北大的这部书是最接近作者原笔的过录本。从脂砚斋对该书的评注考察:“说明此本所依据的底本,可能是接近作者与整理评注者自存本的一个钞本”。(1974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出版说明)由此可见,该书对研究《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有着特殊的意义。
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到北大,把介绍信交给马寅初校长。马校长知道陈玉龙与图书馆向达馆长交情甚笃,所以把借书的任务交给了陈教授去办。马校长知道善本书是不外借的,便叮嘱玉龙说:“我晓得向达的脾气,你要好好对他讲,毛主席需要看,书一定要借!可以提示一个借期。”玉龙到向达家里,给他看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传达了马校长的意见。当向达知道来人正等候在校长办公室时,立刻在介绍信上写下“同意借出,借期一个月”的批语。于是陈玉龙持信从图书馆善本室借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共八册,交给中央派来的工作人员,并请他们把借期一个月的期限转达给主席。
书拿走后,马校长、向达馆长和陈玉龙的心里都不平静,想到毛主席日理万机,会不会把借期忘了?没料到,只过了22天,中央就派人把书送了回来。见到完好如初的书后,马校长喜形于色,招待客人用茶。陈玉龙把书交给向达时,向达眼睛有些湿润地说:“想不到提前还回来了,主席,主席记得好清楚!”
北大人对毛主席的赤子之心深深感染着我。在举办首都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之后,作为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的我开始酝酿、筹备北大毛泽东诗词讲座一事。这个倡议首先得到了北大社会科学部领导、老师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国毛诗会领导的支持,逄先知会长批复说:“这是好事,我很赞成,关键是要抓落实。”回顾从红楼调研到启动毛泽东诗词讲座,历时近半个世纪。时代骤变,沧海桑田,从少年学子到花甲作家,时间和地域的间隔使我对这座百年最高学府总有一种遥远而亲切、陌生而真诚的情愫。我愿这高深莫测的学府圣地,伟人驻足、留恋、心系的美好校园,永远像晶莹、皎洁的北斗星,闪闪发光。成为鼓舞和照耀万千青年学子走好人生之路的摇篮!
难忘的北大红楼北大红楼三篇建党八旬纪念，禹域万里新容。
人间伏虎五十载，飞泪几度告乃翁。
念红楼播火，桃李天下；
瞻万安公墓，激烈壮怀。
——《守常先烈（编者注：李大钊）殉难七十四年祭》
熟悉这首悼诗的北大校友，或许知道这之中的红楼，所指的即是昔日的北大红楼。红色，是中国革命的永久基调。而北大红楼，作为中国革命的起点，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先驱者的艰苦卓绝的历程，在经历中国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洗礼之后，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红楼，是红色的起点。这座年仅89岁的建筑，建成伊始，便成就了北京城内一段极不平凡的历史。
北大红楼，涌起了太多风云激荡的历史浪花，承载着太多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五四”运动，北大学生就是从红楼出发到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爱国民主运动，继而席卷全国，发出了震惊世界的呼声；蔡元培正是在此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奠定了北大的传统和精神；李大钊在红楼里，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在此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鲁迅结缘于红楼，在此授课6年，他用渊博的学识培养了新一代中国的知识青年，而他设计的校徽，至今为北大沿用；毛泽东也正是在红楼的熏陶和浓厚文化的滋养下，方能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成就的随意一项，都足以产生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令北大红楼熠熠生辉。
北大红楼位于沙滩北街，始建于1916年，落成于1918年。坐北朝南，兼备西方风格，其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的“汉花园”。全楼主体木质结构，因红砖、红瓦通体而砌，故称“红楼”。原作学生宿舍，建成了为北大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室。1920年时为北大一院，即文学院。红楼平面呈“工”字形结构，连地下室五层，东西宽100米，主楼进深14米，东西翼楼南北长各34.34米，总面积10000平方米。一层为图书馆，有五个阅览室和十四个书库；二层是教师和校部机关；三、四层是文科教室；地一层为印刷厂，《新潮》等进步刊物就在此印制。红色，在建筑物上最具有视觉冲击力。整个红楼，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静谧的气息，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和希望。当初的建筑者不会意识到，从那时起，红楼和中国革命的前程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楼里，先哲大师们的故事，随着火红革命形式的蔓延，也尽数被世人数之。
蔡元培与北大红楼
北大因蔡元培，从此确立其现在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这一切皆源自红楼。1916年身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先生，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从此北大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适逢蔡元培就职第二年，红楼落成，北大图书馆、校部机关随之搬入其中。作为校长的蔡元培先生，迁入到二楼的校长办公室（现208室）办公。
正是在这间普通的办公室里，蔡元培以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为蓝本，着手改造封建保守的北大：他主张各种思想“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民主，举办学术讲座，组织学术团体。在这种浓厚思想的氛围下，北大出现了许多革新团体和进步刊物。
“那时陈独秀白天四处活动，晚上看戏，睡得早起得迟。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引自《陈独秀传》）蔡元培求贤的诚心，可见非同一般。在他的主持下，“南陈（独秀）北李（达钊）”齐聚北大，鲁迅、胡适等诸多名士陆续到北大执教。在蔡元培校长革新精神的指导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李大钊与北大红楼
“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有北大耳。”这句看似如水的话语，足可以窥出李大钊非比寻常的北大情结，而这种情结与北大红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北大开始发展成为具有自己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的学府，是在五四时期，而李大钊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也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也可以说李大钊引领中国革命的发展与北大的发展，是方向一致同步前进的。
一九一七年底，李大钊经章士钊之荐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到任后，对图书馆的业务进行了一些重大调整好改革，并结合中国革命形式的发展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自蔡元培主校后，北大藏书楼改为图书馆。后红楼建成，图书馆随之搬入新楼一层，李大钊的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房号为119的房间里。
在这红楼的普通办公室里，李大钊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广泛接触社会，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据当时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建时14名成员之一的张申府回忆：“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许多激进的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求救国拯民的方法。”
在李大钊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红楼落成。在其影响下，一时间红楼成为新思想运动的中心，许多进步教员、学生聚集在此读书、座谈。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等在红楼建立了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从此这里变成了北方革命的中心。
“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在李大钊短暂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他是在北大，同广大师生相濡以沫中度过的。即使在1926年三·一八事变后，李大钊避入东交民巷。人离开了北大，仍是北大教授，在北大教职员工的薪金册上，仍有他的名字。在这普通的十年里，“李大钊”这个名字和北京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构建了中国革命史上凝重而光华的一页。
鲁迅与北大红楼
“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初入燕园的北大学子，想必对这段话并不陌生，这是1925年12月13日，鲁迅为庆祝北大27周年，应北大学生会要求，写下的《我观北大》中的一段话。他在文中写到：“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鲁迅是1920年应聘到北大任教，在红楼授课的，他的休息室设在二楼扶梯的对面。当时，鲁迅任北大国文系教授，讲授《中国小说史》，他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维，精彩的演讲吸引了许多校内外知识青年。在红楼里，他授课六年，用自己的心血哺育了新一代青年。在这六年的时间里，鲁迅对这座伟大的学校，对这座学校的青年学生，充满了感情和希望。他为北大设计的校徽，圆形徽章中间，“北大”二字形同一个站立的人，代表了北大以人为本，进步向上的精神，深层次地也倾注了鲁迅对这座学府的真挚期望和情感。
鲁迅与北大的缘分，更是体现在北大一直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基地。在出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大教授中，他们许多人都是鲁迅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红楼”见证者，在鲁迅逝世后，他们倾尽心血和汗水陆续将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的鲁迅事迹及相关情况记录下来，丰富和充实了鲁迅研究史料，为深入研究鲁迅生平、创作和思想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毛泽东与北大红楼
北大红楼，是青年毛泽东新的人生道路的起点。1918年8月，毛泽东、萧瑜等新民学会会员联袂北上，商谈赴法勤工俭学。到北京后，毛泽东决计，留在国内，想要在北京大学设法寻求一个工作。这是杨昌济（杨开慧父亲）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授，他也曾希望毛泽东能入北京大学，以为日后打下可大可小之基。毛泽东在30年代末曾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了……非马上找工作不可。我以前在师范学院的伦理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八块钱。”事实上，毛泽东任职于北大图书馆，是在蔡元培先生主持校务期间。那时北京大学尚无人事管理机构，事无巨细，均须蔡校长裁定。所以真正让毛泽东融入北大的，还是蔡元培校长。
毛泽东工作的地点是在红楼一层西面的第二阅览室，具体工作是管理十五种中外文报纸，每天统计新到的报刊和来阅览人的姓名。虽然位卑事碎，但他为青年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接触新思想的广阔天地。他在这里如饥似渴的吸取各种知识和思想营养，在北大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在各种思朝碰撞的元素里，北大著名学者精湛的学问，给了他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和濡染。
在北大的红楼的名人中，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的。经过接触和深谈，不少学者也感到这个有浓重湖南口音的叫毛泽东的图书馆助理员志向见解非同常人，此后便乐于倾心与之交谈。
李大钊长毛泽东四岁，刚到北京时，毛泽东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和提供的学习条件，开阔了视野，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掌握了各种流派比较鉴别的方法。他在北大积极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社团活动，结识了不少新派人物，开始具体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谈到毛泽东有这样的回忆：“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就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在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下，毛泽东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伦理信仰，成为一位职业的革命家。
1918年夏和1919年冬两次赴北大的人生之旅，使毛泽东对北大产生了深厚的情谊。1949年在中国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用饱浸深情的笔，给北大学生会、校纪念五四筹委会复信，给北京大学题写校名，为学校五四活动题词。他悉心关注着解放后北大的建设和发展，关怀着昔日校友和新一代学子，他给北大的工作以特别的关照，甚至连学生国庆游行淋雨，他都惦记着，亲自指示提前烧好姜汤水……这一切的背后都能深切地体现出他那份浓厚的红楼情结。
如今的北大红楼在经历唐山大地震后，依然屹立着。20xx年4月，它又多了一块牌匾———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作为历史的见证，红楼理所当然承载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重任。在新馆首次开馆时，许多前来参观的北大老校友热泪盈眶，相互诉说着那段在红楼的激昂岁月，他们对北大红楼的缅怀之情毫不掩饰地溢于言表，令在场之人无不动容。当年五四运动爱国学生散发的传单依然在红楼中陈列；当年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的办公室、毛泽东工作的阅览室以及北大学生上课的大教室依然在红楼中原貌保持，当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任命状、提出“兼容并包”的思想手稿、李大钊、鲁迅等人的信件、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白话诗稿依然在红楼中沉眠。不同的是那段红色的历史在这幢红色的普通楼房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之上，千秋万代供后人敬仰和膜拜。回顾这段坎坷而又充满激情的昔日红楼历史，我辈也从中深深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和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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