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西方民族在语言文化方面存在着众多差异，这给我们的双语教育带来了挑战。差异需要认识和超越。当我们的双语教育不断地记录、描述、辨析这些差异时，我们同时也在超越不同语言文化造成的藩篱。本文尝试着从词汇、句法、语篇、语言特点及生成模式等方面对汉英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同之处予以解析，期望对我国双语教育的文化目标建设有抛砖引玉之效。
关键词：双语教育；英汉语言文化
双语教育正在我国部分省市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大有燎原之势。例如，我国最早开始推广双语教育实验之一的xxx教委已经明确提出“2010年让50万名中小学生受益于双语教学”的宏伟构想。客观而言，正如我国双语教育专家王斌华所言：“我国目前实施双语教学的目的……其最直接、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提高英语水平，培养双语人才，满足国家、地方和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
如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提高双语教育的质量?除了掌握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外，我们还必须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为语言深深地根植于文化土壤，不同民族按照各自的文化哲理心态影响着语言构造，又按照语言构造来理解世界，从而强化了本民族的文化哲理。文化哲理和语言构造之间显现出的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在语言的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反映，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
下文就从词汇、句法、语篇、语言特点、语言生成模式等方面对汉英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同之处予以解析。
一、汉英语词差异——“内涵意义”的不同文化编码
词汇作为语言中的基本单位，往往最能反映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英国著名语言学家里奇在《语义学》中区别了词汇的七种意义，其中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最为重要。前者是指“可以观察到的‘外部世界’某一特定部分明确所指为基础”的意义，后者则指“词在说者或作者、听者或读者的脑海中所形成的感情和想法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意义”，就是俗称的“联想意义”。不同语言的概念意义可能相同，但是内涵意义由于富含文化编码，因此可能迥然不同。汉英词汇的内涵意义之别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词汇空缺
甲种语言中有些词在乙种语言中找不到相对应或契合的词，这种现象称之为词汇空缺。
以称谓为例。称谓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不同社会的文化制度、文化风貌和文化心态，使称谓词包涵不同的语义。自古以来，中国就十分重视家庭伦常关系和亲属关系，因此亲属称谓不仅被赋予精确含义，而且数量繁多。从己身向上追溯到前五辈，向下推及至后五代，加上平辈，形成所谓九族，而且男性亲戚和女性亲戚不同，父系亲戚和母系亲戚有别，又有直系和旁系、近亲和远亲之分。譬如，汉语九族中有高祖、曾祖、曾孙、玄孙、元孙、云孙等称谓。而西方语言的亲属称谓一般只表示生育、同一和婚配三种关系，不表示长幼。厦门大学教授兼作家易中天在《今日说话丛书》中做的序就有这样一段话：“老外看咱们，也觉得很麻烦。又是伯母又是舅妈又是婶娘，七大姑八大姨的，搞那么复杂干什么?一个aunt不就都打发了?哈!他不知道，即便伯母、舅妈、婶娘，在咱们这儿，还分着亲伯母、堂伯母、表伯母，亲舅妈、表舅妈，亲婶娘、堂婶娘、表婶娘呢!如果加上干亲，则还有干伯母、干舅妈、干婶娘。分个姑姑姨姨的算什么!”
再如，“关系”一词，其汉语语义极为广泛，我们既可以说“拉关系，走后门”，也可以说“此人生活作风不正派，经常男女关系”等。然而，“关系”翻译成英语，往往只有对应的“relationship”一词，缺乏汉语中丰富的语义蕴涵。
红学专家周汝昌在文汇报上的一段文字栩栩如生地反映了西文翻译中的词汇空缺现象。“我此际为文春寒尚感‘料峭’，西文没有，怎么办?用‘气温计’数据表述吗?‘杨柳依依’，‘依依’怎么译外文?洋人看见柳树，发生‘依依’感吗?”
2．词义错位
词义错位是指两种语言表面上似乎有相对应的词，但实际上这些词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引起的心理联结却不同。以“狗”为例。英美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对于狗非常宠爱，反映在语言表达式中，就有“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的家伙）；“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Be top dog．”（位居高位），“Every dog has it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He worked like a dog．”（他工作很勤奋）等用法。
而汉语中对狗的措词就不怎么友善，“狗急跳墙”、“狗仗人势”、“偷鸡摸狗”、“狐朋狗友”、“猪狗不如”、“不通”、“狗皮膏药”、“狗头军师”、“狗腿子”、“丧家狗”、“落水狗”、“狗党”、“挂羊头，卖狗肉”、“狗咬吕洞宾”、“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虎落平阳被犬欺”、“声色犬马”等等，不一而足。狗背负如此多的罪名，据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说文·犬部》有对犬的解释：“羊为群，犬为独也。”段玉裁注释：“犬好斗，好斗则独而不群。”“独”字也正是以“犬”为其表义字。可能正是由于狗不合群的性格，触犯了中国人喜爱聚众的传统文化心态，因此对“狗”也毫不留情地“棒打落水狗”。
此外，宗教意义上的某些词语也会引起歧异。例如“sin”（罪）是基督教的核心概念之一。据《旧约·创始纪》载，人类自从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就带有了原罪，耶稣降临到世间也是为了救赎罪人。据说，基督教在中国并不像西方那样兴旺，除了文化传统原因外，还在于对“罪”的理解存在着歧异。中国人对于承认“自己是罪人”这句话难以接受，认为自己不偷不抢，怎么都不能与“犯罪”沾边。其实，考究一下“sin”的词源，我们会发现，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没有瞄准靶心”。基督教所说的“犯罪”，其实就是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也即“偏离了靶心”。“偏离靶心”，人人在所难免。因此，西方基督教徒容易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
二、汉英句法之异——透视文化之别
除了汉英语词之间存在着差异以外，深深根植于农耕文化的汉语句法与讲究“本客两分”的英语句法之间也存在着众多差异。例如：
1．汉语中的句式排列是对现实的临摹，英语句式则浮动于现实之上
以英语句式“The ruler is inside the drawer of the table in the room．”为例。这句英语翻译成汉语成了“尺在房子内的桌子的抽屉里。”对这句话加以解构，能清晰地表明汉民族看待事理的思路。为了找尺，我们必须先进入房内，找到桌子，然后打开抽屉，最后才能找到尺。汉语的句式顺从自然和事物发展的时序，因而是一种事理逻辑。而英语中表达空间次序的方式与自然发展的时序相反，按照由小至大的顺序排列，是一种经过抽象之后的表达。
同理，在“他坐飞机到这儿”这个句子中，“坐”和“到”同为谓语，只分先后，不分主次，反映了汉语语法的线形次序与经验结构同构。此句翻译成英语成了“He came here by air”，谓语动词只有“came”一词，而“来的方式”用“by”为标志予以强调，因此英语的表达法已经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整。
2．汉语句式看重等级序列，英语句式凸现个体
汉语的语序往往是从大至小，如地理名称从“国家—城市—具体方位”，而英语的语序恰好相反。如：“他1952年6月12号生于中国上海。”翻译成英语是“He was born in shanghai，China on 12th of July， 1952．”
3．汉语句式倾向内省，英语句式责任外托
有专家称，汉语与英语的语序排列方式不同反映了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大环境，逐步走近小环境，最后才确定自己的位置。汉语的这种语序特征反映了“内省”式的世界观；而西方则习惯于让自然适应个人，是以自我为中心定位的。具体表现在语序上，即首先确定主位，以此向外扩延，是一种“外探式”的世界认知观。如“她嫁错了人。”“错”归咎于主体的“她”。而翻译成英语就成了“She has married a wrong guy．”“错的”是作为客体的“家伙”。再如，“我忘了他的名字”，翻译成英语成了“His name slips my mind”，似乎他的名字不好记，从我脑海里逃之夭夭。对于“我无话可说，我最喜欢的队输了”这句话的英译是“Words fail me! My favorite team lost the game．”似乎是言语违背了我，使我变得无话可说。因此，内省式的中国人倾向于“自责”，而西方人则习惯责任“外托”。
三、中英语篇分析——“直线型”与“螺旋型”的对话
美国学者卡普兰在《跨文化教育中的文化思维类型》一文，分析和比较了600份外籍学生用英语写的作文，从他们文章内部的衔接方式、话题的组合方式等途径发现，典型的英语文章的组织架构，显示“直线型”思维方式，即每一段落以主题句开头，后接例证句，最后收尾；或先有例证句，最后结
束于主题句。而那些母语是东方语言（包括汉语）的学生，他们的典型作文方式却显示“螺旋型”的思维方式，即不直接论证段落主题，而是“迂回”地从各种外围角度间接论证主题。这种语篇的论理方式有点像我们的散文习作，讲究形散而神不散，点到为止，意犹未尽。
有关“直线型”和“螺旋型”的思维对比还表现在汉英两种文化对待时间的态度上。意大利文物保护专家米其勒在考察了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后，发现中西方对于“时间”的观念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他认为，西方人的时间观是线形的，时间在西方人的眼里起源于一个固定的点。因此，西方人的文物保护工作是要尽量保存文物的历史真实面貌，力求做到修复后的作品不仅可以恢复原状，而且必须能看得出碎片的纹路，以使人们能从修复件看到原作者的技艺和手法。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回溯那个文物发生的时间原点。这种回溯力求历史之真，其思维方式是直线的。
而中国人的时间观却是循环的。中国历史上每一位新皇帝登基，都要重新开始纪年，给人一种“改朝换代而江山依旧”的感觉。这种循环的时间观在文物的保护上则不求原始之真而求历史弥新，重新开始，于是用现代化的手段翻修和重建就成了保护古迹的重要手段。此外，东西方民族的交际策略也反映了“直线型”和“螺旋型”的思维方式。英语国家的人们互相谈论，像是在打排球，一个人开球（引发观点）后，其他的人顺着球（围绕着主题），有能力的接球或传球 （阐发观点），或是扣球（驳斥观点），却很少有看着球落地不回应的（保持沉默）；东方民族恰相反，他们的发言更像是在玩保龄球。一人开球后，其他成员靠立在一边，静默地看其表演。球打中了（同意其观点），鼓掌表示祝贺；球没有打中（反对其观点），也鼓掌表示鼓励。接着，第二个人开始打球，其余的人则又成了观众。
四、“弹性”与“刚性”——汉英语言结构特点解析
打开新牛津英语词典，你会被英语单词数量的浩瀚繁多所折倒。光英语单词一项就超过350万词条，其中单列的科技词汇就达52000个。相形之下，汉语字词的数量简直少得可怜。据统计，现代汉语有 44300多个常用词条，却只用屈指可数的3730多个字组成。即使是洋洋大观的《十三经》，包括大批目前已经被淘汰的生僻字，也不过6544个字，这个用字量只相当于莎士比亚全集的三分之一。面对天文数字般的英语词汇，屈指可数的汉字却要表达几乎相当的语义，虽然困难，但同时也造就了汉语词汇、句法的超强弹性功用。
例如，汉语中的语词能够像积木一样灵活搭配。比如，以“飘”、“顶”、“红”、“旗”、“峰”这五个字组句，我们最多能有10种组词法。“顶峰飘红旗，红旗顶峰飘，红旗飘顶峰、顶峰红旗飘，旗飘红峰顶、峰顶飘红旗、峰顶红旗飘，红峰顶飘旗、红旗峰顶飘，旗飘红顶峰”。
不仅语词，汉语的句法排列亦非常灵活，并允许语法缺位。如汉语句式“我有个儿子，非常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每一分段都暗换主语，但意思相当明显。同样一句话有几种英语的译法，但无论哪一种都讲究形态完整，句法严谨，显现出一定的刚性。如“I have a son and he is very obedient．He does everything as I ask him to．”此句翻译的特点是主语明晰。还有从句的译法，如“I have a son，who is very obedient and does everything as asked．”，这种主从结构使得英语的句法结构森严，犹如城堡的构架，底座（主句）四平八稳，根基牢固，上层建筑（从句）标志明显（引导词如 who等）。
五、“法治”和“人治”——东西方语言的文化生成模式浅析
任何语言都由其言语形式，如汉语的方块字，英语的字母体系等等。语言以形式传达意义，在意义对形式的依赖方式和程度上，中西文化选择了迥然有异的路径。
西方人长于向外探求，以“法治”的精神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中国人则把一切都还原于“心”，倾向于表现主体意识，因此是一种“人治”的语言。这种不同的精神文化反映在语言结构上便是：英语形态丰满，讲究形式，形式控制意义；汉语讲究意义，意义控制形式，崇尚“得意忘形”。
的确，为了还原现实的客观性，英语采用“以形定意”的建构方略，即语言要表达的各种意义与关系大都有形式上的标志。如系动词“am”，它所承接的主语必然是“I”，而汉语中的“是”，却无法确定其主语究竟是“你”，“我”，还是“他们”。此外，英语的动词具有丰富的诸如数、体、人称、时、式、语态的形态变化，而汉语的动词既没有这些形态变化，也无固定位置的标记，例如，“饭吃了”和“吃了饭”同义，“花开了”和“开了花”同义。
由于汉语缺乏形式标记，更多依靠人的主观感觉来判断语义，因此属于“高语境”语言，更需要“人”的解读。季羡林就认为：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英语的“法治”与汉语的“人治”可以从文化的生成模式上寻根问源。例如，西方民族的先民们所生活的地方，自然环境相对严峻。古希腊的土地十分贫瘠，既不适合渔猎，也不宜大规模的畜牧。山河零碎，海洋环绕，外部世界与人之间有了距离。距离产生想象，促发了古希腊哲人客观观察自然，以求真知的精神。同时，严峻的地理环境迫使希腊人把生活方式集中在跨海经商、外掠殖民上。这样的生活客观上需要抽象的思维更胜于具形思维。因此，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民族就注重形式逻辑、抽象思维，力求从独立于自我的自然界中剥离出纯形式的观念。这样的文化心态促使西方语言具有丰满的外形结构、曲折的变化，讲究修辞的知性分析及形式逻辑等。
汉语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中国文化的舞台是十分广袤的大河平原，其间散布小片森林及辽阔的草原，气候温和，但土地不肥，大河时常泛滥。同时，中国的地理特点也具隔绝性。高山、大海、沙漠把中华文明包围在农牧民族之中。这样的环境形成了中国独具一格的文化生存形态，即家国同构制度下的小农农耕文化。因此，中国文化呈现出诸如“天人合一”、“克己复礼”“等级森严”、“内探自省”、“主观领悟”等等的文化样态。与此相适应，中国的语言文字注重主观感悟，以神统形。
综上所述，中西方民族在语言文化方面存在着众多差异，这给我们的双语教学带来了挑战。但是，差异需要认识和超越。当我们的双语教育不断地记录、描述、辨析这些差异时，我们同时也在超越不同语言文化造成的藩篱。我们不妨以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润清为《跨文化交际丛书》所做序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
“世界上缺少的正是‘双语人’和‘双文化人’、‘多语人’和‘多文化人’。我们这些‘双语人’也许比外国人更外国人，比中国人更中国人。这是因为我们同时具有两种文化的智慧和眼光。我们看外国文化，比一个单语的本族人理解更深；我们看中国文化，比一位不懂外语的同胞看得更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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