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措施与效应比较
观察美国两大证券市场持续一年半以上的反弹及大幅上涨、制造业的回升超出预期、多年没有看到过的贸易顺差再现、标普提升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等现象，比较美国历史数据指标与最新变化，基本可以判断：美国已经与次贷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挥手告别，美国经济正再次崛起，美国未来10年仍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正视美国经济的再次崛起，比较中美两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采取的措施尤其是“政府花钱”的方式及效应，分析美国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某些方法，或许对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与转型期新政策出台会有所启示。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诱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影响即将结束。美国是此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美国率先实现了经济复苏，复苏质量也明显高于欧盟与日本，各种数据与指标都预示着美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比较快的复苏通道，美国经济将再次崛起。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应对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出手之快与力度之大，曾让全世界叹服，许多学者与官员曾一度信心满满地预言：中国将会很快化解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领先美欧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不到一年半的经济增长反弹很快被证明是复苏假象，中国许多学者与官员的预言落空，中国经济复苏的进程不仅十分缓慢，而且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下美国经济“强复苏再崛起”与中国经济“弱复苏弱增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七千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中国中央政府实施了四万亿人民币的刺激经济增长计划。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与中国都是“政府花钱”应对危机，而且两国政府花钱的数额基本相当。由于两国政府的“政府花钱”方式完全不同，导致了政府花钱的效果效应不同。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的七千亿美元救市计划助推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济复苏，中国政府的四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增长计划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复苏。当然，美国经济率先复苏，中国经济滞后复苏，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中长远发展。但是，必须要承认，在此轮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的许多经验及“政府花钱”方式值得中国政府借鉴与学习。
一、中美两国此轮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府花钱”数额基本相当
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诱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包括了美国的次贷危机，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应对自己的次贷危机也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美国联邦政府2007年下半年出台了七千亿美元救市计划，中国中央政府2008年下半年出台了四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增长计划。按当时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计算，美国七千亿美元数额比中国四万亿人民币数额略大，两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府花钱”数额基本相当。
1.美国联邦政府七千亿美元额度的救市计划
次贷危机不仅对美国金融业产生了突然而至的巨大打击，而且给美国实体经济也带来了十分大的影响。面对金融业已经断裂的资金流动链、实体经济日渐收紧的资金流动链，美国联邦政府着眼于流动性危机及压力，拟出台七千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就当时美国约14.45万亿美元的GDP规模而言，七千亿美元的救市额度不算大，但是，就美国联邦政府赤字已破10万亿美元大关而言，七千亿美元的救市额度又显得十分大。虽然在救市额度及具体救助企业名单方面存在着分歧与争吵，美国联邦政府最终还是决定推出七千亿美元的救市计划。美国联邦政府一直强调并重视市场力量作用的发挥，能够下决心让“政府花钱”救市实属不易。在某种意义上，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拉开了“政府花钱”应对危机的序幕，中国紧随其后。
2.中国中央政府四万亿人民币额度的刺激经济增长计划
全球金融危机的突然而至，对于已经出现较大过剩与面临经济转型的中国经济运行带来较大影响。与当时美国流动性危机相比，中国主要是出口增长下坠式回落带来的实体经济运营困难。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国务院决定推出四万亿人民币的刺激经济增长计划，具体而言，就是由中央财政出资1.18万亿元人民币、地方财政出资2.82万亿元人民币，在2009年与2010年实施政府四万亿投资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四万亿人民币的刺激经济增长计划额度，比美国七千亿美元救市计划额度要小。但是，中国中央政府的“政府花钱”投资的示范性与引导性很强;2009年、2010年的中国实际投资额不仅高于四万亿人民币，而且高于美国七千亿美元救市的救市额度。
需要做一步说明的是，判断“中国政府的四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增长计划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复苏”，不是单指四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增长计划，是指“四万亿刺激经济增长计划实际演变成的二十八万亿投资大跃进”。随着中央国务院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增长计划，各级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尤其央企、民营企业等，纷纷“搭四万亿刺激经济增长计划便车”，无限扩大投资规模;测算2009年与2010年的政府出资、银行贷款、证券市场融资、民间高利贷融资、国企民企积累的未分配利润转投资等，统计各种公开数据，可以判断：2009年与2010年实际新投资约28万亿元人民币，且其中约75%是固定资产投资。可以说，中国四万亿刺激经济增长计划实际演变成了“二十八万亿投资大跃进”。就2009年与2010年中国实际的“二十八万亿投资”而言，远远大于美国七千亿美元的救市额度。
二、中美两国“政府花钱”的程序与方式存在很大差别
美国联邦政府的七千亿美元救市计划、中国中央政府的四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增长计划，都可以称之为“政府花钱”。就七千亿美元与四万亿人民币相比，在应对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中，中美两国的“政府花钱”额度基本相当。但是，美国政府的花钱程序尤其花钱方式都与中国政府不同。就花钱方式看，美国的“政府花钱”是政府把钱给企业让企业去花钱，中国的“政府花钱”是政府亲自花钱上各类项目。
1.美国的“政府花钱”程序繁杂而且坚决禁止政府亲自花钱
为了应对次贷危机，2007年下半年美国联邦政府拟出台七千亿美元的救市计划。美国的“政府花钱”，政府决定不了，布什总统拟出台的七千亿美元救市计划必须提交美国国会众议院讨论批准，但是，该救市计划议案在众议院被否决。七千亿美元救市计划议案被否决后，布什总统及内阁班子成员不得不重新修改完善，并就议案如何修改完善私下征求许多众议院议员的意见，在大量补充工作完成后再次提交众议院审批，最终以略为过半数的表决被通过。就最后被国会众议院批准通过的救市计划议案看，不仅内容十分具体，而且所有被救助公司的相关信息全部公开。美国联邦政府的七千亿美元救市计划被国会批判后，救市计划在实施中，“钱”不是政府亲自花，而是政府把钱给企业让企业去花。具体而言，就是七千亿美元用来给美国两类大企业进行资本注资，一是美国金融大企业，二是美国制造业的大企业。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的“政府花钱”是政府把钱给企业让企业去花钱。当然，如果是政府亲自花钱，国会也不会批准。
2.中国的“政府花钱”程序简单而且是各级政府亲自花钱
为了对冲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中央政府拟推出四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增长计划。该刺激经济增长计划从提议到批准再到开始实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就程序而言，经过了国务院总理办公会的讨论通过。与美国七千亿美元救市计划的繁杂程序相比，中国四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增长计划的程序简单;在各国政府应对此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措施出台中，中国政府被国内国外“赞誉”为出手快、效率高。中国的“政府花钱”除了程序简单外，最大特征在于“政府亲自花钱”的方式，四万亿人民币的刺激经济增长计划具体实施是政府花钱上各类项目，项目包括铁路、公路、机场、市政、开发区或工业园区、房地产等。当然，政府花钱上的各类项目都要承包给企业或个人去施工完成。“政府亲自花钱”在国外饱受诟病，因为容易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低效率，二是“寻租”。
三、中美两国“政府花钱”应对危机的滞后经济效应完全不同
美国联邦政府的七千亿美元救市计划、中国中央政府的四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增长计划，虽然都是“政府花钱”应对危机，但是，由于花钱程序特别是花钱方式不同，滞后的经济效应完全不同。
1.美国政府的花钱似乎延长了危机周期但为美国经济再次崛起打下了基础
美国联邦政府的七千亿美元是给企业让企业花钱。为了让企业把钱花在刀刃上，美国联邦政府与被注资企业之间签订了合约：政府给企业的注资在36～60个月(3～5年)后企业要还本付息，如果到期不能偿还，企业将被联邦政府接管、收归国有。严苛的条款使所有注资企业都谨慎花钱、严控成本、强化管理、加快创新，因此，美国政府的七千亿美元在2011年后带来了两个直接结果：绝大多数被注资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额、资本收益率都出现了大幅增长，企业财务指标好转。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NASDAQ)两大证券市场触底反弹并大幅上涨，美国证券市场2012年的涨幅位居全球之最、2013年1～6月的涨幅仍位居全球之最。美国两大证券市场的大幅上涨，得益于这些被注资企业财务指标的好转，因为绝大多数被注资企业是在美国两大证券市场上市的上市公司。美国政府的七千亿美元救市计划在实施中刻意拉长了时间，这种设计及做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要延长危机周期，但是，其作用在于可以让市场内生性动力充分恢复，为美国经济再次崛起打下基础。
2.中国政府的花钱实现了经济增长短期内快速反弹却使经济中长期运行背上了沉重包袱
中国政府的四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增长计划是政府亲自花钱上项目，项目建设之快可称之为世界之最，虽然有各级发改委审批项目，但是，项目边建边批、先建后批几乎成为常态。因此，四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增长计划实施还不到一年，中国GDP增长就重新回到了10%以上的两位数增长，与当时世界各国GDP超低增长与负增长形成巨大反差;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两位数高增长成为全球经济低迷中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除了各类项目上马快，四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增长计划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在推进中演变成“二十八万亿投资大跃进”，由此带来三个直接结果：新一轮全国性大规模重复建设。各地“搭四万亿刺激经济增长计划便车”，匆忙上马的项目除了投资规模大的特点，就是项目相互雷同、相似，很多项目在不同省市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内容相同，从而导致了本世纪以来一次最大规模的全国性重复建设。各行各业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与产品过剩。随着四万亿刺激经济增长计划的实施，到2010年后，全国工业领域57个行业过剩，35个行业过剩超过70%，还有7个行业过剩超过100%。在各行各业的过剩中，不仅传统行业如钢铁、造船、机械装备、电解铝与氧化铝等过剩，而且一些朝阳行业如光伏、风电装备、LED等也严重过剩。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及“资产泡沫”形成。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全民欢呼声中，买入黄金、艺术品尤其房产成为潮流，由此导致各类资产价格飙升。在当下全球金融危机及影响即将结束之际，中国与美欧等国家的最大不同之一，就是中国的资产价格是“天花板价甚至摩天大楼般的高价”，而美欧等国家的资产价格是“地板价”。中国资产价格孤零零的高悬在半空，使中国成为全球的“资产价格泡沫孤岛”。中国四万亿刺激经济增长计划从一开始就定位于“快速见效”，短短两年的超大规模投资拉动，确实实现了从2009年第四季度到2011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快速反弹，但是，也使中国经济的中长期运行背上了沉重包袱。在某种意义上，对经济体的超剂量过猛用药，虽然抑制了短期经济运行风险，但中长期仍然存在风险且风险在继续积累放大。
四、美国政府给中国政府的启示
在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中，中美两国政府都是“政府花钱”应对危机。美国的“政府花钱”不仅“成功救市”，而且在救市过程中出清了风险，为美国经济再次崛起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政府花钱”没有达到预期效应，在某种意义上，花钱刺激的过大过快及应对危机的“行政急躁”，给中长期经济运行增加了负荷，使中长期经济运行的风险进一步加大。中美作为全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需要通过相互学习而塑造新型大国关系。就“政府花钱”应对危机而言，中国政府或许能从美国政府的做法上得到些许启示。
1.冷静理性审慎应对危机而尽力避免经济干预措施的不当或草率
无论是来自境外的金融危机，还是自身的经济运行风险，危机或风险越大，形成的原因越复杂，应对起来就越棘手。面对大危机或大风险处惊不变，既是对政府能力的考验，也是对经济政策的考验。美国政府经历了更多的危机，政府应对危机的历练更强;面对美国自身的次贷危机及其所诱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的反冲击，美国政府表现出了更大更强的冷静理性，并相应采取了审慎的应对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中国政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行政急躁”，某些经济干预措施“过快过急”且“过度过猛”，以货币政策为例，2008年3季度作为分界线，之前是表述为“从紧的货币政策”而实际执行“严格从紧的货币政策”，之后是表述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实际执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实际执行的货币政策从“严格从紧”瞬间转变为“极度宽松”，由此产生的货币超发及流动性过剩加剧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风险。
2.经济干预着眼于方向引导而不过多介入微观运行与产业发展
“政府花钱”应对危机，不仅要着眼于危机消除，还要兼顾危机过后的经济转型。美国政府在应对次贷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经济干预措施，既强化对危机的管控及化解，又兼顾市场力量的方向性引导;当下美国金融业风险出清、科技创新产业呈加速之势并在多个方向抢占了制高点、制造业的重振及超预期等表现，表明美国在化解危机的同时，还利用危机实现了结构调整与增长动能转换。或许是为了更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的某些经济干预措施往往对微观运行与产业发展介入过深过大，除了由各级政府的发改委部门实行严格的项目审批，还对政府确定的新产业及项目进行大额的财政补贴。政府经济干预措施过多介入微观运行与产业发展，极易导致经济结构与产业方向的更大扭曲。
3.维护竞争环境与谋划新全球战略而使产业与企业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抢占制高点
美国政府此次应对次贷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中，一直坚守不干涉市场竞争与不介入微观经济运行的底线，在兼顾竞争环境维护的同时，从应对危机开始就着手谋划新全球战略，从而为危机中生存下来的美国企业在新一轮全球市场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创造了条件，给美国经济再次崛起开拓了更大的市场空间。需要强调指出的，美国联邦政府从应对危机之初就开始谋划的新全球战略，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而布局的。美国能源战略的调整与制造业提升战略等，一定程度上都针对了中国。要高度警惕美国在太平洋布置包围中国的“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是虚、联合其他国家拖慢中国经济发展及增长进程是真的谋略。在某种意义上，未来10年美国对中国发展与国家安全的经济竞争压力比军事压力要大得多。
4.不计较经济增长短期内快速反弹而着眼于结构调整及出清风险
“政府花钱”应对危机是对经济运行的外部干预，要充分尊重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容忍危机时间的延长。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及措施在设计上预留了更长的时间周期。在某种意义上，不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快速反弹，或许能更好地调整结构，出清风险。随着去金融杠杆化的完成，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既修复了美国金融公司资产负债表，又大大改善了美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从而实现了比预期更好的消费复苏。中国短短两年的四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增长计划结束后，不仅生产领域形成了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与产品过剩，而且消费领域的消费回落及消费增长乏力也相伴而生。中国今后几年要谨防房地产泡沫破裂、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农产品与副食品价格快速上涨、人民币由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突然转变为“对外对内双双贬值”等现象的相继出现，从结构调整的深层次问题解决与相应深层次改革推进着手，逐渐出清经济运行的风险。
5.引导资本与新技术回流制造业而大幅提升实体经济的预期
次贷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政府更清醒地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因此，美国政府从危机应对之初到现在一直在多措并举引导资本回流制造业，同时，支持制造业使用新技术。当下，美国制造业的回升超出了多数人预期。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制造业企业又重新走到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最前端。远远好于预期的美国制造业出现了多个方面的变化：引入第六代第七代工业机器人提升自动化程度;3D打印机与新材料的普遍使用;页岩气大规模开采及使用使能源成本大幅降低;理工类留学生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后滞留美国时间的延长使“工程师”人才得到了更好更快的补充;1200万长期非法滞留美国的墨西哥人身份合法化使热练技术工人补充有了保障。可以说，美国正在形成低成本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中国曾经引以为豪的制造业有可能受到美国制造业的巨大冲击。就未来10年中美两国制造业的竞争而言，是美国“低成本高附加值”制造业与中国“高成本低附加值”制造业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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