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有天下，国力强盛，四夷宾服，外邦慕化，宾客往来不绝于途。据当时政书记载，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曾向唐朝朝贡，即与唐朝有过外交使节来往的“四蕃之国”近四百个，其中“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三百余国，至开元年间尚存者还有七十余国。唐典规定，外国使节至唐，先由边境州县核查使团人数、物品等，使团随员多留在入境地等候，边境州县为使臣及副使二人颁发牒文，乘驿传到京师。接待使节的工作由鸿胪寺典客署负责。
唐朝将有贡使关系的国家分成五个等级，不同等级国家的使节有不同的待遇。使节初至，先由典客署“辩其等位，以宾待之。” “凡朝贡、宴享、送迎预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职事。凡酋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确定不同的接待礼节。如对使节的食物供应有不同的名目，还供应程粮。武周证圣元年(公元 695 年)颁发的诏书称：“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柯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除了饮食之外，还对外国使节日常起居所用什物、患病、死亡等都有具体的规定。
唐廷迎宾程序为了彰显大唐重视礼仪，唐朝依据三代的朝聘制度，对迎宾礼仪进行了修改，凸显大唐皇家威风的主旨依然保留，但加重了宾主和睦的成分。外国使节(包括君主)至唐，最重要的仪式就是接受皇帝召见。与食料供应一样，接待礼节也视国家的大小或强弱而规定了不同的等级，并对各个环节给予非常明确而繁缛的规定，大致可分为四个步骤：
一、迎劳外邦君主或使者来朝，皇帝先派使者迎劳。
所谓迎劳，即是迎接慰问的意思。其过程为：前一日，要在候馆门之外道右南向设立守宫，即是举行迎劳仪式的地方。到了迎劳之日，外邦君主或使者要服其本国穿着，在典礼官的引领下立于东堂阶下，而主持该仪式的迎劳使(视外国等级指派)身着朝服立于门西。这时典礼官到迎劳使面前请示道：“取请事。”迎劳使答道：“奉制劳某主。”典礼官入守宫知会外使，外使迎于馆门外之东，西面而拜，迎劳使还礼，二人共入馆内。入馆后，迎劳使先升立于西阶上，外使升立于东阶上，迎劳使此时喊道：“有制。”外使作势要下拜，迎劳使又喊道：“有后制，无下拜。”外使于是面向北面再拜稽首。迎劳使开始宣制，然后命人将束帛赠予外使(束帛，每五匹帛为一束)，外使也取出来先准备好的土物答谢迎劳使。
此后，迎劳使要与外使寒暄一番，然后辞别，其站位及答问者有繁琐的规定。明朝天启五年(公元 1625 年)，西安掘出一块石碑，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据石碑所载，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大秦国(应指波斯，而非古罗马)有大德阿罗本带经书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亲往长安郊外迎阿罗本入城。若此碑记载为实，则举办迎劳仪式的地点并不固定，遇到尊贵的客人，当朝宰相甚至可以迎出郊外。 该迎劳仪式类似于今日的机场或车站迎接场面，虽极力向外国使者致于欢迎慰问之意，但仪式中始终贯穿着中国皇帝的威严。不过唐朝人还是会变通的，如外使作势要拜中国皇帝的时候，迎劳使又急忙传旨“有后制，无下拜”，较之清朝一味地坚持外人要行跪拜礼，略显可爱。
二、戒见和奉见皇帝接见外邦君主或使节，须先行通知接见日期，名为戒见。
接见的前一日，有司于太极殿内陈设位次。接见之日，外使或君主在通事舍人的接引下就位，门下省长官侍中主持仪式，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舆以出，华盖警跸侍卫如常仪，黄钟等五钟齐鸣，奏《太和之乐》及姑洗之乐，皇帝即御座。此时，通事舍人引客入门，再拜稽首。宣制讫，又拜，升座，然后拜对。对毕，外使(或外邦君主)再拜，然后出就馆。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记录了盛唐外使“奉见”的场面。唐太宗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中，左侧三人前为典礼官，中为吐蕃大论(宰相)禄东赞，后为通译者。此画的背景似不在端庄古朴的太极殿中，而是在宫中的隙地上，若此画为真，可知唐朝“奉见”仪式并非整齐划一，也可以有一些简版的。
三、受表和受币
受表即接受国书，受币则是接受外邦礼物。
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设御幄于所御之殿北壁，南向。设外国使者(或外邦君主)座位，太乐令展宫悬。受表之日，仪仗齐备，外使(或外邦君主)服其本国服饰在典仪官的引领下立于阁外西厢。少顷，皇帝乘舆而出，然后升入御座。外使此时入内，立定。中书侍郎率持案者至外使前，然后接受国书，将之置于案上，回奏于皇帝。与此同时，有司在庭上接受礼物。皇帝下制慰劳毕，客拜谢而出。
四、赐宴外邦君主或使节来朝，皆有宴请。
礼为：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设御幄于所御之殿北壁，尚食奉御、太官令各自准备馔食，太乐令设登歌于殿上，鼓吹令设十二案，尚辇奉御准备御辇。仅从事先准备的阵仗来看，可知诸仪式中“奉见”最庄严，“赐宴”最为隆重。外邦使团人员悉数到场，有资格参加宴会的人员紧随正使(或外邦君主)身后等候，不参加宴会者则在西廊下另开宴席。此后客人就位，皇帝出场，其议程和排场与“奉见”、“受表”大致相似。一番仪式下来，诸人皆就座。此时尚事奉御进酒，殿上典仪唱“酒至兴。”诸人皆俯伏饮酒;此后良酝令又行酒于殿上，皇帝举酒，典仪唱“再拜。”诸人皆再拜讫，然后就座俯伏、坐饮。觞行三周，尚食奉御进食，典仪先唱：“食至，兴。”诸人俯伏，典仪再唱：“就座。”诸人就座俯伏。此时《休和之乐》响起，皇帝乃饭，稍后诸人方食。少歇片刻，又行酒，并设庶羞，歌舞也再次张起。皇帝此时开始赐酒，蒙赐者执芴俯伏，起身再拜，然后俯伏坐饮。
会到了最后，门下省长官侍中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礼毕。”于是皇帝退出，外使返回住所。如此国宴排场宏大，仪式繁复，形式大于内容。外邦诸人能够与中国皇帝同席宴饮，是为莫大的荣幸，然酒食之美虽置于面前，终究不能无所顾忌地大快朵颐，终为憾事。观礼和赐使者官职除了以上例行的“奉见”和“赐宴”之外，唐朝在举办一些重大庆典活动中邀请外邦参加，以示亲近之意。如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 665 年)和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 725 年)举行的两次泰山封禅活动中，都有大批外国使节参加。随同唐高宗前往泰山的有波斯、天竺、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参加唐玄宗东封活动的则有大食、五天竺、昆仑、日本、新罗之侍子及使节，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乌浒之酋长等。
外邦使节入唐，大多在名义上接受唐朝官职，最常授予的官职为果毅都尉，折冲都尉、中郎将、太仆卿以及诸卫将军等职。如前所说的吐蕃大论禄东赞，就被唐太宗授予“右卫大将军”。但出于对唐朝文化的钦仰和其他原因，有名义上唐朝官职的外国使节自愿留在唐朝境内定居，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如康国大首领康某，“因使入朝”，留在唐境内任检校折冲都尉，并娶翟氏为妻生子;波斯人阿罗憾，在唐高宗显庆年间(公元 656~661 年)充使入唐，仕为唐为右屯卫将军，并曾代表唐朝为“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出使西域诸国，在拂林西界立碑。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强大的国家，各国景仰向往中国文化;唐朝对外政策开明，唐太宗认为自己对华夷是一视同仁的，这种开明的对外政策，使唐朝官员序列中不仅有少数民族官员，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官员;唐朝对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自信，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最高，对外来文化、艺术毫无恐惧感，采取了开放的政策，向外大力宣传和输出唐文化，影响亚非乃至世界各国文化。
此外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至叶尼塞、鄂毕两河上游，西经“丝绸之路”可达中西亚，西南经吐蕃到天竺;海路可至日本、南亚、西亚和波斯湾沿岸，是亚非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所有这些，使唐朝的外交事务空前繁忙，而迎宾礼仪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以来的主仆僵硬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当时缤纷多姿的外交要求，于是，他们依据古代的朝聘制度进行了一些修改，使之略略适应于唐朝的外交任务。但是。其中以显示中国皇帝威风的主旨没有根本性改变，不能体现国家之间平等的现代外交理念。所以大唐宾礼足以显示天子威风，若认为其足以推动唐代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则实在未必。唐朝的外交成就，如同其发达的海陆交通一样，取决于其自身的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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